王光亞，100歲，原國民革命軍第5軍戰士，與戰友在昆侖關戰役中攻破一個日軍碉堡，現居長沙；

宋老夯，95歲，1938年參加國民黨部隊，身體多處負傷，1945年返鄉務農，現居河南；

陳士麟，93歲，曾任國民黨重慶軍部警備司令部情報組組長，在昆明一公廁旁住了30多年，剛剛搬進老年公寓；

……

他們都是留在大陸的原國民黨抗戰老兵，用自己的鮮血阻擋過日本人的入侵，然而抗戰勝利後長達68年的時間裏，他們或不敢承認自己的身份，或生活貧苦無人照料。

老兵們的處境引起了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的注意，並提出關於優撫抗戰老兵的建議。6月4日，民政部作出回復，符合條件的原國民黨抗戰老兵與社會困難群眾一樣，納入社會保障範圍，並可優先優惠進入敬老院、福利院。民政部還建議各地黨委、政府在重大節日邀請原國民黨的抗戰老兵參加並予以慰問。這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認同國民黨抗戰老兵的身份。

被“遺忘”的老兵

留在大陸的國民黨抗戰老兵，曾經是一個被遺忘的群體。

“沒有人管他們，軍人的優撫政策不包括他們，抗戰紀念活動也不讓他們參加。”周德蓉氣呼呼地說。她是雲南“關愛抗戰老兵”計劃項目辦公室主任，也是一位老兵的後代。她父親曾任中國遠征軍空軍地勤大隊長。2006年父親去世後，周德蓉和一些國民黨抗戰老兵的子女一起成立了雲南“關愛抗戰老兵”計劃項目辦公室。幾年來，得到過她幫助的國民黨抗戰老兵有80多名。

7月5日，周德蓉帶環球人物雜誌記者探訪了家住昆明的國民黨抗戰老兵張明仁。91歲的張明仁是湖北人，抗日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年入伍。在新兵連受訓6個月後，他被分配到在武昌的第二師六團重機槍連。張明仁參加過武漢保衛戰、昆侖關戰役，曾作為中國遠征軍西征緬甸，後留在了雲南。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張明仁所在的41軍郵局接到通知要在1946年3月前撤銷，於是他退伍復員。因為曾經的國民黨士兵身份，張明仁找不到好工作，只好在昆明寶善街攤販市場謀生，1958年他終於成為昆明市電筒廠工人。“文革”中，張明仁受過衝擊，但因為他只是一名普通士兵“受罪較少”。1984年，張明仁退休。

現在，張明仁和老伴租住在一處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裏。老伴已經癱瘓，整日臥床不起，他則住在客廳一角的一張寬不過60釐米的床上。抗戰時，張明仁的右腿被敵炮炸傷，行動不便。但因為房子沒有單獨的洗手間，每天老人都得出門和另外4家一起合用一處只有一個坑位的廁所。上個星期他下床時不慎跌倒，右臂縫了6針。為了照顧兩位老人，張明仁的兒子張松生不得不辭掉工作。

“父親從未跟我提過以前的事。不敢說，也不願意說。2005年，為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昆明發起了重走滇西抗戰路的活動。我父親悄悄去看了啟動儀式，回來後他顯得很高興。”張松生說，後來老人曾經試著尋找當年的戰友，但發現他們大多已不在人世了。

記者問張明仁有什麼困難，需要哪些幫助。由於耳聾，說了幾次之後他才聽懂。“平平安安就好。”老人如此回答。周德蓉告訴張明仁，要保重好身體，老人連聲說：“謝謝政府。”

“跟他們說過很多次，我們是志願者，不在政府工作。”周德蓉說，“可他們還是把所有來看他們的人都當成是政府派來的。”

採訪結束時，周德蓉提議大家合張影。張明仁急忙讓兒子打開抽屜，小心翼翼從裏面拿出一個緞帶圍在胸前，上面寫著：“為祖國而戰，抗戰老兵一生光榮自豪。”

另一位國民黨老兵，95歲的張廷芳情況則要糟糕得多。1939年，張廷芳考入重慶國民黨空軍飛行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國民黨駐雅加達支部。據張廷芳的表弟廖華紅回憶，張廷芳曾經當過國民黨將領張治中的翻譯，隨張治中一起參加過國共和談，後來成為昆明電臺台長，每個月的工資有“二兩黃金”。

1949年12月9日夜，盧漢將軍率領雲南省軍政人員，在昆明通電全國，舉行起義，宣佈雲南和平解放。張廷芳參與了這次起義。1951年，張廷芳回老家過年，第二天即被逮捕，7年後釋放，隨即又被關入麻風病院。此後，張廷芳一直在醫院當清潔工，退休後他沒地方住，恰好當地有支部隊搬走了，張廷芳就在部隊留下的養雞棚裏住了20年。

志願者去看他的時候，張廷芳拉著志願者的手一直說：“我想不通，想不通啊！”張廷芳明確表示不願意住養老院，只希望政府能對自己的過去有個“肯定說法”。

“我們的汗沒有白出”

“這不是真的吧？”聽到民政部關於國民黨抗戰老兵的政策時，志願者王力第一反應是懷疑。她清楚地記得，2004年實行的《軍人撫恤優待條例》明確規定，居住在大陸的原國民黨抗戰老兵不屬於優撫對象範圍。得知民政部的答復千真萬確時，王力愣了一下，喃喃道：“我們的淚沒有白流，汗沒有白出。”

實際上，為了幫助國民黨抗戰老兵，很多人都付出了努力。

7月5日下午2點，雲南“關愛抗戰老兵”計劃項目辦公室的20多位志願者聚在一起，討論下一步如何更好幫助老兵。開會的這間辦公室寬敞明亮，是雲南企業家高飛免費提供的。“2011年我們搞了一次老兵聚會，他第一次來，坐了一會兒就離開了。沒多久，高飛氣喘吁吁抱回來兩大箱保溫杯，給老兵和家屬們一人發了一個。”周德蓉說，“高總還利用他在緬甸做生意的關係，找到了很多老兵。”

同樣關注老兵的還有遠在深圳的孫春龍。2005年，還是記者的孫春龍去緬甸金三角採訪毒品問題，遇到當地一個國民黨老兵，當孫春龍追問他的身份時，老兵非常憤怒，指著孫春龍的鼻子說：“你說我們不抗日，你去國殤墓園看一下，看看我們那些兄弟是怎麼死的！”2008年初，孫春龍去了騰沖的國殤墓園。幾個月後，他專程赴緬甸採訪遠征軍老兵，從此走上了關愛老兵的道路。2011年，孫春龍辭去在新華社的工作，和高飛等人一起成立了深圳市龍越慈善基金會，發起了“老兵回家”、“老兵關愛計劃”等一系列活動，截至2012年11月，基金會累計籌措並捐出資金逾200萬元（含物資），受益老兵人數約1500人。

“我們希望通過這些活動，推動國家對原國民黨老兵的關注，因為他們不僅需要照顧，還需要榮譽。”孫春龍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此前基金會就曾通過在新華社發內參，給領導人寫公開信，與國家民政部溝通等多個渠道為老兵爭取權益。

2013年2月19日，孫春龍發出這樣一條微博：“兩會在即，有哪位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願意就優撫抗戰老兵提出議案或提案，請與我們聯繫，我們願意提供詳細、權威的資料。”很快，孫春龍收到來自香港的人大代表王敏剛的回應。

“其實，港區代表歷來對抗日的戰士是很惦念的。”7月4日，接受環球人物雜誌記者採訪時，王敏剛說：“香港也有老兵，也有遊擊隊的家屬，所以看到春龍他們做的工作，我們就很支持。”今年兩會前，孫春龍和香港團的36個代表就老兵的情況進行了詳細的溝通，兩會期間，王敏剛聯合香港特區多位人大代表提交了“關於優撫抗戰老兵的建議案”，希望在抗戰勝利68年後的今天，對那些年事已高、生活困苦的老兵們給予應有的照顧和關懷。議案中說，此前，受歷史原因的影響，有部分原國民黨抗戰老兵生活貧困，甚至孤苦一人，老無所依，因此建議由民政部牽頭，民間機構作為補充，為這些老兵提供更多的幫助。

“兩會期間，我們曾邀請民政部派人來港區代表團聽介紹，可能當時太忙，民政部的人沒有來。”王敏剛說，經過3個月的焦急等待，民政部終於有了正式回復。這份回復的名稱是《民政部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8260號建議的答復》，除了對原國民黨抗戰老兵的相關規定外，特別提到：“我部支持深圳市龍越慈善基金會等社會組織和慈善機構在關愛抗戰老兵活動中所做的工作，鼓勵相關社會組織和慈善機構對抗戰老兵提供幫助。”

被關注後的擔憂

“這份答復給了志願者和老兵一個盼望，一份鼓舞，對於兩岸關係的進一步密切也有重大意義。”提出議案前，王敏剛曾和很多在臺灣的朋友討論過老兵的問題。“他們都很關心，也願意為尋找老兵提供相應的線索。民政部對原國民黨老兵的態度變化，可以促進大陸和港澳臺更進一步的民間合作。”

周德蓉也肯定了《答復》的重要意義，她說：“實際上，在全民低保的年代，把老兵納入社保體系對他們的生活改變不大。答復最大的進步是建議各地黨委、政府在重大節日邀請原國民黨的抗戰老兵參加並慰問，老兵們真正需要的是一枚勳章，一份本該屬於他們的榮譽。”

對於民政部的答復，王敏剛的回答是“基本滿意”。“我們作為人大代表提出議案，是在履行責任，政府有關部門給出答復，也是政府該做的事。下一步希望政府能將政策轉化為實效，每3—6個月向我們這些提議的代表做一次工作簡介，讓我們瞭解落實情況，也讓我們更好地履行我們的監督責任。”王敏剛說。

而對於民政部在回復中對深圳市龍越慈善基金會的“點名”，孫春龍覺得“壓力巨大”。7月5日，“長沙市倖存抗戰老兵關懷計劃”在長沙啟動。這一項目由基金會和長沙慈善會共同發起，從2013年7月起，為戶籍在長沙市、沒有享受離休待遇且倖存的原國民黨抗戰老兵每年提供1萬元生活援助金。此外，還將組織志願者為老兵提供每年不少於兩次的上門定期陪伴服務。

“根據我們掌握的信息估計，全國可能還有2萬名老兵倖存。”孫春龍說，“我們需要籌集更多的援助資金，需要招募更多的志願者。”7月6日，孫春龍在微博上發出募捐邀請：“老兵的時間不多了，我們希望得到更多的資金支持，能讓更多的抗戰老兵在人生暮年得到我們的致敬！”

“從春節到現在，老兵們已經走了7個。”去年，一位老兵說走不動了，想要輛輪椅，68歲的周德蓉自己掏1000多元買了輪椅，又一個人扛著幾十斤重的輪椅爬上5樓送到老人家中。“我們的志願者多是老兵子女，年齡都和我差不多，年輕人很少有人願意做這個。”周德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