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第一家民間文革博物館興建16年後，最初的核心倡導者與事實負責人彭啟安終於宣佈向歲月投降。

他81歲了，聽力下降得厲害，痛風更重了些，最要命的是腿腳不好，走路時有明顯的停頓，站立時也會不自覺地倚到旁邊的沙發或矮櫃上去。“無力了，無能了，服輸吧！”他在日記裏說服自己接受現實。

這個現實還包括塔園文革博物館。它位於廣東省汕頭市塔山風景區內，是國內第一家民間文革博物館，由一批當地退休老幹部主持建設。但它卻一直沒有得到正式承認。彭啟安16年的熱忱終於冷卻，“不求正名，難求發展，只求存在，終求完美”，他在《關於塔園的今天和明天》中這樣寫道。

被忘卻的紀念

從塔山風景區大門向裏，約3000米都是工業區：玩具模具廠、養雞場、花卉苗圃……蒼蠅成群地飛來飛去，路上遍是隨意丟棄的垃圾。

只有經過售票處走上盤山道，塔山的綠色才舒展開來，塔園文革博物館就建在這一片工業區的盡頭。主體建築仿北京天壇，館內四壁，鑲嵌著香港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館》全書的石片影雕；本該展出紅衛兵袖章、文革書刊的展櫃，在被小偷光顧過一次後再也沒有補充，有的空空如也，有的多了臭蟲和飛蛾的屍體。

博物館沒有人值守，也沒有專職解說員，塔山風景區管理委員會只有行政5人，員工3人，只負責開關門、打掃衛生和防火防盜。

2013年4月22日上午，《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在2個多小時裏只見到6位參觀者，兩個女孩拎著零食野餐，一對情侶牽手閒逛。另有兩位老人，聽說他們熟悉的一位同村老教師的名字被刻上了文革蒙難者英名牆，特意從潮州趕來尋找。

文革博物館的英名牆已刻了搜集到的2000多個名字，一旁還設有“存名箱”，參觀者可將自己知道的文革遇難者名字存進去，塔園不定期增刻。彭啟安希望，這能使那些已被忘卻的靈魂得到安息。

1996年，剛從汕頭市副市長任上退休的彭啟安，作為政府顧問到塔山風景區參觀，發現塔山一側，亂墳成堆，墓間荒草叢生，碑上有紅五星標誌，有“中國共產黨黨員”“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立”等字樣。還有兩座合葬墓。25處墳墓裏，葬有71人。

彭啟安問，這些墳是怎麼來的，隨行者答，埋的都是文革死難者。彭啟安心裏驚訝，仔細看過墓碑後，赫然發現還有從小過繼給別人、失去聯繫的五哥的名字。當然，這只是文革遇難者中的一部分。據統計，塔山所在的汕頭市澄海區，文革時共死難400多人，傷殘4500多人。

青草長滿墳頭，黃葉粘上墓碑。彭啟安摘了一小束野花放在五哥墓前，離開時，心裏萌發了“做一點紀念性東西”的想法。這便是塔園文革博物館的最初由來。

一批當地退休老幹部加入進來，組成塔園建設委員會。這片亂墳堆成為一期工程，清理出墓間小道，加築山門、碑廊，命名“冤塚常青”。

16年後，塔園已有8大景區25個景點，思安塔、孔子石像、明鏡台、史鑒山屋、石筆峰、警鐘長鳴等，寓意正視歷史、汲取教訓。比如石筆峰，一支朝天豎立的石筆旁是一本攤開的無字石書，象徵著“歷史由後人書寫”。

老派共產黨員

五哥被打死的那一年，彭啟安也戴上了“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地主富農孝子賢孫”等高帽。當小臂和手腕都被綁住、跪在會場時，他沒覺得有什麼不對——儘管他曾親見，這種像綁螃蟹一樣的“捆蟹縛”曾讓別人的雙手活活綁死，手掌烏黑，鬆開後不見血色。時間長了，他得出經驗，被綁時，手腕一定要掙紮著錯開，千萬不能正對著。

“我是一個罪人……我完全應該被批鬥，完全應該受到法辦判刑，完全受到嚴懲，才能平息民憤”，時任揭陽縣委副書記的彭啟安，寫下80多頁的檢討書。

彭啟安從小跟著哥哥姐姐上山打遊擊，隨後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49年後入伍，19歲時就加入了共產黨，對中共和政府懷有真誠的感激與信任。

時代裹挾下，他也曾做過不少本不該做的事：大躍進時聽從縣委指示，他放過衛星；大煉鋼鐵時，他把辦公室鐵門環都卸了下來，夜以繼日、勞而無功，不少同事餓得水腫，他自己也患上神經衰弱進了醫院，可他沒覺得不對——輕信、幼稚的錯誤裏，伴隨著執著的追求。

時至今日，青春的執著變成了對歷史的反思：究竟什麼因素，能使人變得盲目而殘忍？

他以“人之治癰”類比，“捂住病灶，結果越包裹越密封，病灶越腐爛，最後傷筋動骨，直至不可救藥；剖開療法，洗毒敷藥，促使拔毒生肌，最後癒合康復，肌體完好”。

在彭啟安眼裏，文革博物館，就是在對那段不應忘卻的歷史“拔毒生肌”。

16年來，建設已耗費了近2000萬元，全部來自老幹部們的募集和社會捐贈。老幹部們自己慷慨解囊，並發動親朋好友捐款；彭啟安動用了自己職權範圍內的市長基金，還拉下面子向曾經的下屬單位企業“要錢”。

大兒子回國，被彭啟安直接從機場拉到塔園。“你這次準備給我多少錢？”彭啟安直截了當。兒子有些扭捏，“一萬塊？”“那就捐給塔園吧！”

一位老闆答應捐款5萬，邀他面談。出租車到了目的地，彭啟安一看，居然是家KTV。這位老共產黨員從未進過，徘徊良久，最後心一橫，為了塔園，今天破個例！

一位住在福利院的80歲孤寡老人，將身邊2萬多元的積蓄全數捐贈；還有一位紅軍老戰士，每年200塊……

曾有人笑話彭啟安，“塔園就像你的兒子一樣！”

彭啟安也笑，用潮汕話回答：“我才是它的孝子兒！抬棺材、哭喪、化紙錢、掘鋤頭（即出殯的所有工作）都要做！”

但彭啟安希望埋葬的不是文革的歷史，而是文革的幽靈。

他最推崇馮驥才的《文革進入了我們的血液》，其中道：“當今中國社會一切難解的癥結，都與‘文革’深刻地聯繫著，甚至互為因果……從歷史學角度看，‘文革’已經成為上個世紀的‘過去’；從文化學角度看，‘文革’依然活著。它活著——不僅因為它依靠一種慣性，還因為它有生存土壤。究其根本，是因為我們一直沒有對這塊土壤徹底清除……”

而今，這篇文章被刻在一塊石壁上，立在通往“文革”博物館那段石階的起點。

一位志願者說，彭啟安就是學者許紀霖筆下的“老派共產黨員”，充滿崇高的獻身精神和烈士情懷，理想之執著，難以為後人理解。

不過，只讀過7年書的彭啟安，說自己“還是像老農民一樣土”。直到建設塔園後，他才知道巴金的《隨想錄》。如今，巴金的話也被鐫刻在石碑上：“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

曲線救園

這位有60多年黨齡的共產黨員，憧憬著社會對塔園的正式承認。他認為，這不僅是對他們一批老幹部的努力的承認，也代表著全社會對過去那段歷史的正視態度。

塔園主題曲歌詞中有“三個代表”，紅色條幅上寫著“和諧社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為文革定性的那段文字，也被刻在顯著之處。

2005年3月26日，時任汕頭市委書記來塔園參觀，結束時，這位書記肯定了塔園的意義，並說：“塔園建設有什麼問題，可以找我。”彭啟安高興得給幾位老同志報喜訊，“塔園正名的日子不會太遠了！”

但這一天沒有到來，這位書記也成為迄今為止公開參觀塔園級別最高的在職黨內幹部。

2005年11月11日，《汕頭日報》刊登了《汕頭市人民政府關於公佈第一批市級風景名勝區的通知》﹝汕府（2005）190號文﹞，塔山風景名勝區的描述中有這樣一句：“還有旨在教育警示後人的中國第一個民間興建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館”。

這也是塔園文革博物館第一次出現在汕頭市政府文件中。不過很快，11月24日的《汕頭日報》刊登更正，宣佈190號文因文字有誤作廢，換上193號文。對比兩份文件，後者只少了一句話——關於塔園的那句。

2006年，汕頭市政協副主席方展偉參觀塔園後成為志願者。他在職權範圍內為塔園籌集了2萬元建設資金，名義是“塗城村環境整治”。這筆捐款以“汕頭市政協”的名義刻上石碑，不久方展偉就得到通知：把政協的名字從碑上拿掉。

一些老幹部轉而勸說彭啟安到此為止。但彭啟安選擇堅持。他說，文革時自己曾被列入被槍斃名單，最終倖免於難：“我已經多活了44年，沒什麼可怕的！”

文革博物館沒有自己的銀行賬戶，所有捐贈款項、建設支出等財務往來，一直借用塔山古寺的銀行賬戶，由塔山風景區財務代理。為了避嫌，彭啟安本人從來不在發票上簽名，而讓對方直接找財務。

但及至2012年，一位教授給塔園捐款，發現塔山古寺的賬號已被註銷。沒有理由，沒有說法，甚至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消失的。

捐款最後匯入了塗城村賬戶。但彭啟安很擔心，因為村裏曾發生過挪用塔園捐款的先例。

2013年4月的最近一次捐款，彭啟安想了個辦法：請風景區辦公室主任與財務、工程隊經理同行，讓工程隊經理向村裏打預支條，然後直接收下捐款10萬元——這筆錢，將用於打造彭德懷銅像。

這些經驗，被彭啟安稱為“曲線救園”，“一些事抗爭無效，只能屈服不辦；一些事改變策略、堅持著辦”。

難以負荷的未來

完善文革博物館並為它正名，如今已是彭啟安人生最後的夙願。他雖白髮稀落，眉毛雜亂花白，但眼神依然炯炯。

不過，最近兩年，他越發覺得，這個夙願可能終將無法實現。

退休多年，他距離權力核心越來越遠。塔園所在的塗城村換了幾任支部書記，不再像以前那樣支持塔園建設。“16年來，彭市長以其民間‘彭青天’的個人魅力集合著一批老同志抵擋著外界壓力而取得平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平衡正在逐步消失，”一位志願者如是說。

塔園本是匆忙起意，缺乏規劃、景點零散，亦被人詬病。一位參觀過塔園的汕頭大學藝術學院教師直言：設計粗糙、格調不高。

志願者排位、報銷額度、甚至應該選用誰寫的祭文，種種小事都在老幹部們之間引起紛爭。彭啟安承認自己得罪了一些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