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節前後，重慶許多60歲以上的老人，會結隊到位於城市西邊的沙坪公園掃墓。

45年前，重慶跟全國一樣經歷了一場浩劫。當年武鬥的部分死難者被掩埋在沙坪公園西南角的緩坡上，成為墓群，留存至今。2009年，墓園被正式命名為“紅衛兵墓園”，並被列為重慶市第二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據稱國內絕無僅有。

來墓園祭奠的老人大多都是那時的參與者、經歷者。在這座“紅衛兵墓園”裏，當年生死相搏的雙方早已冤恨冰釋，平靜祭奠曾經互為敵我雙方的死難者。

這段抹不掉的血色記憶之所以得以留存，其間往復約二十年，頗費周折。這留存本身，關乎生者的記憶，關乎歷史的痕跡，更關乎如何去直面。”

冰釋的記憶

在墓碑前擺好花圈和遺像，然後是默哀、三鞠躬、回憶死難經過、獻詩獻花，重慶18中當年的30多位老同學，在墓園的西北角祭奠三位死難的同學。

這是4月4日，清明節的上午，整個過程氣氛平和。一位姓徐的老人告訴記者，退休後同學們基本上每年都來。這個兩米多高的墓碑，當年他親自參加了修建，現在還是原樣。墓裏埋的只有同學的衣物，沒有遺體。

墓園西北角的一座墓碑上擺著一塊特別製作的彩牌，上面是12位年輕學生的肖像，四女八男。牌子上方寫著“重慶市第29中學文革罹難校友”。

當年的校友蔡凱先生告訴記者，牌子在清明節前就放到了墓碑上，當天來了很多老同學。墓裏其實只埋著8位同學，另外4位同學當年是另一派的死難者，不知道埋在哪里了。“都是死難者，都是同學，就一起祭奠了。”

18中、29中的這些老同學說，早在1969年他們“上山下鄉”後，互相對立的雙方就不再對立了，還有曾經觀點對立的男女同學結為了夫妻。掃墓，同學們也都是一起來，不論當年是哪方哪派。當年生死一道，同學之間的純潔無私才是他們最深的記憶。

被否認的開放

沙坪公園是個免費公園，平日裏早晚會有很多人在園內遊玩。但墓園門口有兩位老人24小時值班，大門緊鎖，平常來墓園的人絕少。

今年清明節前，突然傳出消息說重慶“紅衛兵墓園”清明節將開放。隨後，重慶沙坪壩公園管理處否認“開放”一說，“因墓園存在多處安全隱患，目前未對公眾開放。”公園管理處周女士向記者證實了這一說法。

清明節當天，墓園門口增加了許多工作人員。園門口臨時設了一個祭奠接待處。當天來掃墓的大多是重慶60歲以上的老人。也有當地的遊客，年輕人極少，偶爾有帶著孩子的家長想到墓園參觀。但進入墓園必須登記，只有死者的親屬、同學、同事等才可以入園。遊客則不得入內。

“紅衛兵墓園”2009年能成為重慶市文物保護單位，經歷了大約十幾年的波折，有很多人的努力。

墓園的《素描》

“我最早系統收集整理墓園史料”，57歲的重慶出版社編輯陳曉文，4月1日在他家中這樣對記者說。

他的說法尚難佐證，但是記者收集到的公開資料中，有篇題為《重慶紅衛兵墓地素描》的文章，署名就是陳曉文。

這篇日後被媒體廣為傳播和引用的文章中介紹了“紅衛兵墓園”的地理位置、歷史沿革、墓園實況、埋葬的死者身份和數目等情況。其中還記錄有陳曉文當年採訪到的一些死難者親屬。

多年研究重慶“文革”歷史的作家何蜀，在“紅衛兵墓園”成為重慶文保單位後，寫過一篇題為《墓群的記憶》的文章，其中就引用過《重慶紅衛兵墓地素描》的資料。或許，“紅衛兵墓園”這個概念出處也就在此。

早年，陳曉文在重慶一個區文化館工作時接觸過文物保護方面工作，接受過短期培訓，瞭解文物保護“田野調查”的一些基本程序知識。

1984年在重慶職工大學畢業時，曾想寫一篇“文革語言”的論文，沒寫成。但當年28歲的他對這方面的研究有了興趣。畢業後進入重慶出版社，利用周日時間開始收集“文革”方面的資料，想做一本“文革辭典”方面的書。

當時他和幾位同學一起做這件事，經常到現在的“紅衛兵墓園”商量事情。看到當年的墓地風化得很厲害，認為墓地資料很值得收集，於是有了緊迫感：幾位同學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收集墓地資料，先繪製了墓地平面圖，再給每個墓編上號，然後根據編號抄寫碑文。

1995年時，陳曉文的高中同學、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的劉小楓知道他在做這件事後，約他寫了《素描》一文，在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雜誌發表。

渡過拆除危機

多年從事重慶“文革”史料收集的作家、重慶《紅岩春秋》原副主編何蜀告訴記者，“紅衛兵墓園”能成為文物保護單位，時間很長，其間經歷反反復複。

“文革”後有的墓被毀了。重慶機械學校死難者的墓，大約埋有十幾個人，碑本來很高。否定“文革”時，學校有領導對這個碑看著很不順眼，曾氣憤地說，他們是什麼“烈士”，就派工人去毀了。

重慶大學“文革”時建的死難者的墓碑，這個時候也被平掉了。

到上世紀80年代，當地政府對該墓園的去留出現兩種意見：一種是把它炸掉，清除“文革”遺跡與記憶；一種是保留，警示後人。何蜀回憶說，很多人寫信給重慶和中央的領導，說重慶否定“文革”還不徹底，標誌就是這個“紅衛兵墓園”的存在。

時任重慶市委書記的廖伯康，“文革”前就被作為反黨集團成員之一被打倒，“文革”後重新出來工作。有一天，此前從未去過“紅衛兵墓園”的廖伯康親自去考察了一番。其中一個墓碑上寫著：“我兵團戰士、女、終年十四歲”，名字看不清了。廖伯康非常感慨，專門開市委常委會，撥款兩萬元，給墓地修了一道圍牆，並提出“不宣傳、不開放、不銷毀”的三不原則。

墓園得以渡過一次危機。

第二次拆除危機發生在1993年。重慶當地媒體報道稱，當時，某港商要投資一個建設項目，把墓園劃入了拆除範圍，但後來不知何故，整個規劃不了了之。

2005年12月時，再次傳出重慶“文革”墓群將被拆除。其後有關部門證實“這完全是空穴來風”。而根據當地媒體報道，早在2005年前，重慶市一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就提議案和提案，希望能加強“紅衛兵墓園”的保護。

從“半公開”到“沒質疑”

2009年12月15日，“紅衛兵墓園”成為重慶市第二批文物保護單位。按重慶當地媒體的報道，許多部門、許多人都做出了努力。

2007年4月4日，國務院下發了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此時有人建議，沙坪公園應抓住機會。公園管理處成立了三人調查組，9月開始工作，半公開收集墓園史料。據稱連著兩個春節，他們都在墓園中度過。最終，形成30萬字的文本。

2008年4月10日，國家文物局在無錫召開中國文化遺產保護論壇，當時的國家文物局領導提出，應對“公社運動、大躍進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等時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築物、構築物採用正確的方法進行合理保護”。此後，重慶紅衛兵墓園的調查組和申報文物，處在了公開狀態。當地人大、政協也敢說這事了。區和市文物局多次到現場查看，反復組織專家論證。

按照文物申請的流程，先由沙坪公園管理處向沙坪壩區申請成為區級文物，再由沙坪壩區文物局向重慶市文物局提交申請，方能成為市級文物。

據稱，當年向沙坪壩區提交申請很順利，2008年七八月填申報，很快獲得通過。之後，2009年年初，沙坪公園重新整理資料遞交申請到重慶市。

有媒體報道說，2009年重慶市首次將“文革”墓群納入該市第二批文物保護單位候選名單。在當年9月14日舉行的專家評審會上，獲得了參會的近20位專家的評審通過。報道稱：“沒有一人提出質疑。”

關於武鬥的死難記憶

“紅衛兵墓園”裏埋有多少死難者？

在重慶，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記憶。媒體的報道中也有差異。

陳曉文的文章裏的計算是，墓園的113座墓裏，大約掩埋了404名武鬥死難者。死亡者年齡最小的僅14歲（二人），年齡最大的60歲；死亡者中工人所占百分比最高，達58.9%；26歲以上者達46.5%。陳曉文說，以後的工作是補充完善墓園裏死難者名單。他認為，意義就是“拯救史料”，無史料即無歷史。

根據何蜀的研究，墓園裏埋得最多的是工廠企業裏的職工造反派，如生產半自動步槍的建設機床廠、生產坦克裝甲車的空氣壓縮機廠。每個廠死的人都不少，有的大墓裏埋著幾十個人。埋在墓園裏的紅衛兵主要是中學生。何蜀說，重慶大學是全國大學中因武鬥死亡大學生最多的，一共死了27人。

這些死難者大部分是在1967年到1968年間參加武鬥死亡的，還有少部分是被亂槍、流彈打死的無辜者，或槍走火及試製武器中發生事故死亡的。

當年，重慶的造反派分成“815”和“反到底”兩派。

起初雙方武鬥是用棍棒、鋼、刀、石塊等。1967年7月25日，“815”率先拿槍攻打“反到底”的一個據點。“反到底”當時控制了建設機床廠。這個廠生產的半自動步槍是最新式的，號稱全國第一步槍廠。聽說對方用槍，這邊也馬上發槍。此後“815”又到軍隊搶槍。但搶來的槍比較落後，有的還是抗戰時期的老槍。

武鬥最厲害發生在1967年8月。

從8月初到8月20日前後的日子，雙方在為爭奪重慶市內的兩個制高點，發生了兩次最大的武鬥。武鬥中，“反到底”派曾用三七高射炮和高射機槍平射，“815”進攻的人是一片一片地倒下去。直到9月中央調查組到現場調查，還有幾十具屍體沒有人收殮。雙方的死難者中有工人、農民、職員和學生。

當年9月5日，中央發了“95命令”，雙方把槍交了，大規模武鬥才告一段落。

1968年4月後，因雙方各自支持不同的四川領導，武鬥重新開始。這次“815”再次首先動槍，一下就把沒有武器的“反到底”派打散了。

這次更冷血。

何蜀記得，武鬥中當年重慶大學一位姓段的大學生，被對方俘虜。對方要他投降。段說了一句“815戰士沒有投降的習慣”，當場被打死。

重慶大學還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