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汪辜會談」二十週年。二十年前，「汪辜會談」在新加坡舉行，簽署了《汪辜會談共同協議》等四項協議，實現了一九四九年兩岸分裂分治以來兩岸高層人士以民間名義公開進行的最高層次會談，建立了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開展兩岸制度化協商的機制，衝擊了台灣當局頑固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樹立了兩岸平等協商的典範；五年前，曾因李登輝、陳水扁惡化兩岸關係而停頓了十三年的海峽兩會協商，因承認「九二共識」的馬英九上臺，而得以恢復會談，並經過八次「陳江會」及一次「陳林會」，簽署了以「ECFA」為核心的十九項協議，達成了二項共識。至此，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勢已經形成了不可逆轉的潮流，就像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回不了頭。台灣民眾普遍接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方向、內涵和前景，也成為台灣民眾的普遍願望。
本來，按照政治經濟學關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原理，屬於經濟範疇的協商已經基本完成，剩下的是「ECFA」的後續議題的協商，就應當轉入政治範疇議題的協商。何況，「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所開列的五項任務，已完成或正在進行三項：恢復兩會談判；簽署兩岸經濟機制協議；建立國共交流機制。還剩下兩項，就是進行政治談判，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簽署和平協議；討論台灣民眾關心的國際活動空間問題，都是屬於政治範疇的議題。兩會協商理應進入新的階段，進行政治協商，全部完成「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所開列的五項任務。
但就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及海峽兩會協商均已進入「深水區」，應當因勢利導地轉入政治對話以至政治協商之際，兩會協商遇到了障礙，原先熱情推動兩岸協商的馬英九，卻是推行了名曰「先經後政」實為「只經不政」的政策。而且，在對待「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所餘下兩項任務的問題上，採取了功利主義，只要「國際活動空間」，不要「政治談判」。更是無視大多數國家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大趨勢和現實背景，及「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有關解決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必須經過兩岸協商的共識，卻試圖突破「入關」時「中先台後」的決議，要搶先與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議」，並試圖加入有「圍遏中國」涵義的「跨太平洋自由貿易協議」，並以繼續以向美軍購的方式，表達對「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NO」。最近，又通過其駐美代表的積極運作，促成美國國會眾 參兩 院通過支持臺灣以觀察員身份加入聯合國轄下的國際民航組織的法案，而奧巴馬總統也據此簽署了支持台灣參加國際民航組織的一一五一號法案，並宣佈美國政府全力支持台灣的入會案。而由蘇貞昌把持的民進黨中央，也對黨內交流派實施狙擊，並煽動日本與之組成圍遏中國大陸的「自由同盟」。
對此，北京應當採取更積極的作為，牢牢掌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向縱深推動的制高點和主導權，充分發揮政治智慧，找出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與方式，先易後難，循序漸進，逐步累計共識，努力探尋解決之道，為將來進行政治商談逐步創造條件，並採取「抄底」、「倒逼」的戰術，將馬英九逼上政治談判台。
一、緊緊捕捉馬英九要建立「歷史定位」的迫切心理，借「APEC」的平臺促成「習馬會」
馬英九在其第二個台灣領導人任期開始時，曾聲稱要建立「歷史定位」。他盡管決定恢復兩會談判，簽署了十九項協議，但相對來說，仍未能達到「歷史定位」的高度，更未能達到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要求；而後者更是他夢寐以求的。而另一方面，馬英九目前的執政滿意度十分低迷，更受希望能有建立「歷史定位」的機會，來製造轟動效應，重振十年前民意支持度極高的「軍威」，從而為實現國民黨的長期執政創造必要的政治條件。
而在馬英九任期即將結束前的上海「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倘能以適當名義和方式邀請馬英九出席，讓其在此國際場合與世界主要國家的元首或首腦會面合照，並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進行世紀性的會晤，就是一個可讓馬英九建立「歷史定位」的難得機會。倘屆時馬英九的執政滿意度跌至無可再低，何況屆時他的「總統」任期已經過半，也已不再存在「影響連任」的問題。反正是已經無所顧忌，而且他的民意支持度已跌到谷底，有如烏龜，伸首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那就不如乾脆伸頭，或許還有生機，登陸訪問倒是會有從穀底反彈的可能。或許，這就是馬英九近來頻頻放風不排除「習馬會」的背景，因而成事的機會將會較高。
至於馬英九出席「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的名義，可以分為兩部分。其一是參照「西雅圖模式」的默契，是由台灣經濟領域的部長級人物作為「中華臺北」領導人的代表，出席「APEC」的峰會，這個「中華臺北領導人」指的就是台灣地區的「總統」；這就為馬英九出席上海「APEC」峰會預留了契機，即是由馬英九直接以「中華臺北領導人」的名義出席，而無須派出代表。由於「西雅圖模式」已經否定了「中華民國總統」，是輪不到馬英九還要「擺譜」，要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登陸的。
其二是邀請馬英九在「APEC」峰會之後，再在上海逗留多 一兩 天，然後由習近平以中共總書記的身份，與以中國國民黨主席名義的馬英九單獨會晤。這既是沒有抵觸「一個中國」的原則，也顧及到現實的政治需要。而既然是能夠實現「習馬會」，馬英九就必然會尋求對「胡連會」的突破，說不好確定進行兩岸政治對話甚至是政治協商，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洽簽兩岸和平協議，就是最佳的話題。
以上海「APEC」的平臺實現「習馬會」的條件，正在逐步成熟。台灣地區最近的民調顯示，有四成七民眾贊同馬英九在二零一六年之前與習近平會面。另外，說不好也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為全台灣及國民黨增光，有利於國民黨在二零一六年「總統」大選的選情，更有利於馬英九建立「歷史定位」。當然，這存在著諾獎評委會是否願意「配合」的問題，或許在外交運作下，讓其作為對達賴喇嘛和劉曉波頒獎的「平衡」。就像當年諾獎評委會高行健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後，惹來北京抗議，而諾獎評委會後來則以向莫言頒獎，以作「平衡」一樣。
二、以兩岸互設辦事處的機制，來作為執行兩岸政治對話的其中一個平臺
馬英九將促成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視為既可為在大陸地區的台灣民眾提供就近服務，又可提振民意支持度的「利器」。其實，大陸方面更可籍此找到著力推促兩岸政治對話的空間。實際上，既然兩會互設辦事處是在經濟領域要談的議題已經基本談完，馬英九卻又不願進入政治領域協商階段的「權宜議題」，那麼，就等於是從經濟領域到政治領域的中間過渡。而台灣方面所提出的辦事處應有「跨部會」人員進駐，及給予提供便利及安全保障的訴求，這本身就帶有政治性質，其協商是屬於「準政治議題」的協商。
而且，按照馬英九的設想，既然兩岸相關部委、部會（外交部除外）都派人以兩會工作人員身份互駐，這就可以採取類似北京駐香港、澳門中聯辦內，有中央各部委辦的代表人員進駐；及「陸委會」派駐香港、澳門的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也有「行政院」屬下各相關部會人員進駐的情況的模式，兩岸的相關行政機構，如經濟、教育、文化、法務、公共安全、出入境管理、交通、民航、衛生等的主管人員進駐。可以為兩岸行政主管部門的官員，在完成本身業務之下，就地秘密接觸進行某些行政事務的協商，以解決海峽兩會模式不能解決的實務性問題，提供方便。更可就地就一些較為複雜的議題進行前置協商，而無須派出人員，既方便又不會洩露消息。既可達到北京所盼望的兩岸政治對話之目的，又可避免發生馬政府所擔心的在野黨反彈問題。在時機成熟後，就可順勢而為，將這些政治對話公開化及高級化。
倘能成功，就可繼續推向縱深發展，以此模式商談台灣人民關心的國際活動空間問題，亦即在利用兩會駐對岸辦事機構的平臺，在每次不帶主權意涵及政治性質較弱的國際組織開會前，就台灣地區的與會，及參與的名義及形式進行磋商，達成共識後由北京以會員國名義向這些國際組織提出邀請台灣的代表參與的建議。而「國際活動空間」對台灣民眾具有極大的誘惑力，即使是明知這種協商是屬於政治協商，相信也不會反感，民進黨更不敢與廣大民眾的主流意願相對抗。而且，在循序漸進，薄積厚發之下，就像「切香腸」般，一小塊一小塊地切下，就能在不知不覺中把整段香腸都切完。促使量變轉為質變，為政治談判創造條件。
（上，本文是作者在「第二十二屆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