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政府確定將由蕭萬長代表馬英九出席今年十月一日至八日在印尼巴裏島舉行的「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表面上看，這是「結束過去，走向未來」的安排，但卻又被馬政府賦予更多更深的意涵。

說是「結束過去，走向未來」，所結束的是當大陸領導人是胡錦濤之時，馬英九一連五年派遣曾與胡錦濤達成《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共識的連戰，代表他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以形成在國際場合「胡連會」的過去態勢；而馬政府要走向的未來，則是當大陸領導人已經換屆，由習近平取代胡錦濤之後，代表馬英九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人選，則也隨之改由與習近平頗有淵源的蕭萬長，以取代連戰。更重要的是，兩岸「APEC會」的性質定位，也將由連戰所凸顯的政治事務多於經濟事務，扭轉回由蕭萬長所折射的符合「APEC」定位的經濟範疇，尤其是區域經濟合作。

蕭萬長與習近平的淵源，最早是在習近平出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之時，蕭萬長應邀率領台灣企業家代表團前往浙江考察。當然，這還是「初級階段」；而為現在的「高級階段」鳴鑼開道、奠定基礎的，是習近平在今年三月全國「兩會」接任國家主席後，四月間首次出席「博鰲論壇」，台灣方面的與會代表就是已經多次出征的蕭萬長。這既是馬英九「依照慣例」為之，更是要推動在「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場合，實行「連下蕭上」的「熱身」之作，從而實現最高層次的「習蕭會」。曾記否？去年馬英九連任「總統」，而蕭萬長卻沒有再作其「副總統」搭檔之後的首個「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台方與會者，就曾一度傳出改由蕭萬長取代連戰，而引發一片議論，連蔡英文也表示蕭萬長出席「APEC」對兩岸更具意義？由於大陸領導人還是與連戰有極深淵源的胡錦濤，因而後來並沒有成事，但人們則認為這是馬英九放出試探氣球，而在主辦國徵詢北京意見時未獲接納而致。

但就蕭萬長本人來說，他已非首次以領導人代表的身份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而是早在一九九三年「西雅圖模式」形成時的首位實踐者。還經歷了一番折騰。實際上，一九九三年十一月，首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美國西雅圖召開。台灣當局藉口兩岸三方參加「APEC」的《諒解備忘錄》沒有就台灣參加領導人一級會議作出規定，提出讓李登輝作為「國家元首」的身份出席；遭到拒絕後，再提出讓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經建會」主委的蕭萬長，冠上李登輝「代表」、「特使」及「行政委政務委員」的頭銜出席。對此，北京指出，根據《備忘錄》精神，台灣參加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人應當是與經濟有關的部長級官員，並已就此與有關各方達成一致。最後，蕭萬長是以「經建會主委」身份參加會議，並由此而形成「西雅圖模式」。「西雅圖模式」的主要意義是，在最高一級會議的實踐中，進一步把台灣定位為在「地區經濟」上，促使《備忘錄》得到全面的維持和遵守。

此後無論李登輝、陳水扁如何折騰，甚至要求由自己親自與會，都無法突破由經濟範疇的部長級人員出席的層級，台灣方面只能是以工商界大老來迴避「部長級」的身份。只是在馬英九上臺後，為了表彰馬英九承認「九二共識」及推行「外交休兵」政策，及考慮到連戰與胡錦濤的淵源關係，才有所突破，改由曾任「副總統」的連戰代表馬英九出席。但須可知道，在二零零一年的上海「APEC」時，陳水扁是希望能自己親自出席，但被拒絕後，又意圖改由曾任「副總統」的李元簇出席，但北京依然反對，陳水扁就氣得決定不派出代表，從而形成台灣首次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

但蕭萬長也有拒絕出席的時候。二零零零年陳水扁上臺，當年底的文萊會議時，因中國反對陳水扁指定的「行政院」副院長賴英照出席，文萊向台灣表示因「遭遇巨大困難」，不能發給簽證，陳水扁被迫改為派遣蕭萬長，但蕭萬長拒絕接受委任，陳水扁最後是派遣了「央行行長」彭淮南。

其實，正如上述，馬英九要更換連戰，由蕭萬長代之，並不是今日始之，而是去年就已放風，但由於各方壓力甚大，因而只有等待到今年，藉著北京領導層換屆更替，台灣才能也隨之更替出席「APEC」的代表。當然，可以也有著其他某些考量，比如，在於個人關係上，蕭萬長是馬英九的第一位「副總統」，而連戰的「副總統」是弼輔李登輝的。另外，據說也有馬英九不滿北京拒絕他出席「APEC」會議，而籍此表達某種情緒之說。

但更深一層的，似乎是馬英九要籍此更動，將他的代表與北京領導人會面的性質，定位並固化為「經濟」而不是「政治」，因而為未來倘有的「習馬會」也是局限於「經濟」而非「政治」，更為凸顯「先經後政」甚至是「只經不政」。

實際上，連戰是政治學博士出身，也曾任過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所長，因而對政治事務較為敏感。他與胡錦濤所達成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共識，就是政治行為的巔峰之作。此後，他多次與胡錦濤的會面，無論是在「國共論壇」還是在「APEC」的場合，所談內容也是政治事務多於經濟事務。直至今年初的「胡連會」，還是在談政治問題，而「一個中國」的十六字箴言，卻讓主張「先經後政」的馬英九老大不爽。

而蕭萬長雖然是外交研究所碩士出身名單過去長期以來所從事的是國際貿易行政主管工作；在出任「行政院長」時，提出了「亞太營運中心」的經濟發展戰略；馬英九之所以找他作「副總統」搭檔，也是看中了他的經濟專長。因此，馬英九趁著對岸領導人換屆調整，改派蕭萬長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就是要以此來結束連戰所著重的「政治」的「過去」，走向蕭萬長所代表的「經濟」的「未來」。其實是「回到原位」，其一是這才較為符合「APEC」的經濟領域的定位，及各國出席者也是以「經濟體領導人」身份的原意；其二是蕭萬長是第一位代表台灣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代表，現在是「周而復始」。

由此，可以揣測，馬英九之所以盼望與習近平的會面是在「APEC」的場合，就有這麼的用意。既能實現具有世紀意義的「習馬會」，但卻又要將之定位於「經濟」事務，而不願有所突破，進入政治議題甚至是開啟兩岸政治談判。

似乎是北京也已經有所覺察，因而才有孫亞夫應將「習馬會」與「APEC」分開來，這是兩回事；兩岸領導人會面，不一定非要在「APEC」進行，會有更好的辦法之說。北京確是希望能促成「習馬會」，這是近期內北京對台工作的目標之一。但既然要會面，就應進入政治事務的「深水區」，開啟兩岸政治對話，而不是只談經濟問題。

因此，「習馬會」將會另找機會，而不是在經濟範疇的「APEC」。現在，既然馬英九耍了一次小聰明，以「連下蕭上」的手法，將台灣出席「APEC」的代表定位為經濟人物，北京也樂於「奉陪」——要實現「習馬會」，就不會是在「APEC」這樣的國際場合，及局限於「AOEC」所意涵的經濟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