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下旬，我還是北京四中“老泡兒”中的一員。何謂“老泡兒”？從1968年開始，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有限量的廠礦招工及部隊徵兵，讓京城各中學“文革”前入學的“老三屆”和“文革”中入學的六九屆畢業生基本走光。剩下的畢業生，或由於本人身體傷病殘，或由於家中老人年邁需要照顧，無法到外地農村上山下鄉，而成為待分配的“老生”，被低年級同學戲稱為“老泡兒”，大概是“老泡在北京不走”之意吧。“老泡兒”是特殊年代裏的一群邊緣群體，在北京四中約有百十號人。我因自幼腿疾，行走不便，自然忝列其中。閑來無事，承蒙老師信任，讓我到學校圖書館幫忙，我樂得既幹活兒又看書，欣然應允。我就這樣在圖書館一直義務工作到1974年夏才離校就業。

1971年9月，學校剛開學，學生們就停課練隊列，準備國慶22周年的天安門遊行。大約是9月十幾號，眼看就要彩排了，忽然有領導宣佈：“接到指示，今年慶祝十一不遊行了……毛主席說了，國慶遊行太浪費，勞民傷財，不要搞了嘛。”“遊行勞民傷財”究竟是不是“最高指示”，現已無可考。不過持續了二十多年的國慶遊行突然取消了，的確讓很多人無法理解。當然，不理解也是要執行的，各學校的練隊戛然而止，恢復上課。

過了幾天，我正在圖書館登記卡片，一位校領導進來翻報紙，和我隨便搭訕了幾句。他無意中瞥見辦公桌的玻璃板下壓著兩張毛澤東和林彪一起檢閱紅衛兵的郵票，沉吟片刻，對圖書館的老師說：“這兩張郵票別壓在這兒了，收起來吧。”老師不解。校領導又說：“林副主席很謙虛，最近指示不要宣傳他個人。上邊傳達把林副主席的照片、題詞都收起來，不要再掛了。”

三天后，一個在部隊文工團工作的小學同學給我講了一件事：為了迎接國慶，他們團排演了一台歌舞晚會，其中演唱一首歌，歌中唱道：“一輪紅日照海疆，林副統帥題詞閃金光。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後來總政審查時，非要拿掉這首歌不可。我納悶：“電臺不一直在播嘛，是你們唱得不行吧？”小學同學狡黠地眨眨眼：“你注意一下，現在還聽得見嗎？”她似乎話裏有話，另有隱情。

毛主席“反浪費”，林副主席“很謙虛”，都是那樣自然而且在理。除了覺得一張小小郵票都不讓放有點小題大做外，我還十分敬佩毛、林二位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哩。隨著歌頌林副統帥的歌曲被拿掉，各單位又一窩蜂地撤下了林彪像和題詞，甚至《毛主席語錄》卷首林彪題寫的“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也被告之“最好撕下”。這一切讓我心頭掠過一絲疑雲。連續幾天接踵而至的變故和消息，終於構成一個謎團，在我腦中縈繞。我朦朧地感覺到：中央高層是不是有事了？

四中有位姓淩的老師，精通日語、俄語。我和他很熟，經常在一起聊天。淩老師有一台當時看來相當高級的日產帶短波的半導體收音機，晚上常用它收聽日本NHK新聞廣播。我們聊天的主要內容也是日本廣播中報道的中國社會情況。在國內媒體終日營造“形勢大好”的氛圍中，海外媒體報道的有關中國社會的信息常被稱為“小道消息”，其中的隻言片語總是令人眼界大開。“小道消息”在民間傳播，被官方指斥為“傳謠”，是“文革”期間中國社會的一大奇觀。“小道消息”中的主要興奮點都在中央高層的人事變動，所謂誰“上來了”，誰“下去了”，誰又“出來了”，不一而足。“文革”動盪，官方宣稱開創了“史無前例”的“大民主”，但從“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到“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從“王（力）關（鋒）戚（本禹）”到“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再到陳伯達，一批批被打倒又一批批被“解放”。我們這些“革命群眾”事先都沒有知情權，所以對“小道消息”普遍傾注著濃厚興趣。“小道消息”雖然是私下偷偷傳播，但傳播卻非常快，流布也十分廣。

那天，淩老師又到圖書館看書。我湊過去，悄悄將幾天來心頭的“疑雲”和盤托出。他邊聽邊點頭，神情凝重地伸出兩個手指頭，嘴裏念叨著：“木……木……”見我不得要領，他又在小紙片上匆忙寫下“二號、林”，同時向下一揮手。此處無聲勝有聲，像是一聲驚雷，震得我霍然“開竅”——林彪出事了！

當晚，一個在中央工業交通政治部工作的親戚來我家。說話間，我向他求證林彪出事的真實性。起初他欲言又止，顯然“黨性”、“紀律”等原則性讓他緘口。猶豫片刻，他嘴裏迸出斷斷續續的幾段話：“中央文件已經下來了”“這個人已經死了”“想往蘇聯跑，飛機折下來爆炸”“老婆兒子全完了”——我忙問這是為什麼？回答是語焉不詳的“想謀害毛主席”、“搞政變”。

我在驚愕、惶恐和疑慮中徹夜失眠，實在弄不明白“親密戰友”怎麼會“謀害毛主席”？黨章確立的接班人怎麼會急不可耐地“搞政變”？同時又有一股衝動，如此爆炸性的新聞得趕快告訴別的同學。

次日上午，“老泡兒”們例行學習社論結束後，我來到一個常年住校同學的宿舍，這兒也是要好同學之間交流各色信息或“小道消息”的地方。我把這幾天關於“二木”的傳聞告訴了在座幾位同學，引起的轟動自不必多說。

不想第二天早晨，校革委會康副主任叫我去一趟他的辦公室。康副主任是“三八”式老幹部（泛指1938年前後參加革命的幹部），資歷不淺，“文革”前任校黨支部委員兼主管總務的副校長，大家習慣稱其“康校長”。辦公室內沒有別人，康校長臉色平靜，開門見山問我最近是不是聽到“中央的一件事”。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也察覺到有人打了“小報告”，別無退路，我只能點頭稱是。接著他又問“誰告訴你的”。按當時流行也是頗為滑稽的應答是“在公共廁所蹲著時，聽到牆那邊如廁之人的議論”。此說一是有利於自己脫身，二是可以不給別人找麻煩。我覺得既然中央文件已經傳達，此事大概不是謠言，便如實相告說是聽親戚說的。康點點頭，顯然無意再深究消息來源，又問我都告訴誰了。我說在同學宿舍裏說過。

康校長可能認為我人很老實，態度也誠懇，沒再追問我對此事的看法，而是嚴肅地說：“這件事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只想跟你說，咱們退一萬步講，即使這個事是真的，如果大家都像你這樣傳來傳去，會有什麼結果？中央的每件事都有毛主席他老人家安排，你這不是擾亂人心、干擾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嗎？你說是不是？”

“干擾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帽子雖然給我扣在頭上，但我心裏反倒有了底。康校長找我談話也許出於善意，怕我信口開河，再捅出大婁子。我說：“我怎敢干擾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退一萬步講，假如這個事是真的，大夥兒奔走相告，這不正是毛主席所希望的‘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嘛！回想12年前的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出事了，那時候普通群眾誰知道？當然也沒有什麼傳言。我還是兩年後從在軍區的舅舅那兒知道個大概。當時他家有一本《保衛延安》，我急著想借走，他囑咐只能自己看，千萬別外傳，說書裏歌頌的彭司令犯了錯誤，所以這本書也不讓看了。後來‘文化大革命’批《海瑞罷官》，批彭德懷，廬山會議的事才公之於眾。從1959年到1971年，革命群眾變得這樣關注黨中央的變動，我覺得這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群眾真的發動起來了……”

康校長專心地聽我說，沒插一句嘴，等我說完了，他乾咳一聲，說：“你有你的看法，能說出來就好，我也不跟你辯論……形勢很複雜，很多情況你並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一定要聽中央的。你們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鍛煉，可還是太年輕。很多時候不要聽風就是雨，靜下心來沉穩沉穩再說，好不好？”繼而他又嚴肅地叮囑道：“這事千萬別再跟別人說了！”

我答應著“不說了，不說了”，退出門去……

後來，我才知道是一個60年代初的留校生舉報了我。清理階級隊伍時，他是專案組成員，當時仍在負責專案審查的掃尾工作。他住的教工宿舍就在我們閒聊之處的隔壁。真是隔牆有耳，防不勝防。40年前，階級鬥爭這根弦就是這樣緊繃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處處都有警惕的眼睛和耳朵。我很慶倖康校長並沒有給我什麼處分。

10月下旬，當關於“九一三”事件的中央文件要傳達到基層時，林彪折戟沉沙已是路人皆知。雖然我“不說了”，但誰也堵不住群眾的嘴，這一爆炸性的小道消息依然不脛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