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臟病突發在華盛頓去世，終年86歲。生命的最後幾年裏，他因中風後遺症行動艱難。1955年，預感自己來日無多，司徒雷登寫下遺囑：“約翰•司徒雷登，又名傑•司徒雷登，在頭腦健全並有決定能力、有記憶力及理解能力的情況下，茲訂立、簽署、鈐印、發表和宣佈以下內容為我的最後遺囑……我指令將我的遺體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應安葬於中國北平燕京大學之墓地，與吾妻遺體為鄰；我並指令，如果此種安葬證實不可能，則上述骨灰可安葬於其他任何地方，此種決定及變更之選擇由我的朋友和同事菲力傅及其妻子作出。”

火化並不符合基督徒的習慣，為了便於安葬在萬裏之外的中國故園，司徒雷登願意化為一捧灰……

46年終入土

遺囑中的菲力傅指傅涇波，滿清貴族後人，燕京大學政治系畢業生。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傅涇波夫婦陪伴司徒雷登左右，直至跟他去美國，照料晚年生活起居，為他養老送終。用司徒雷登的話說：“他就像我的兒子、同伴、秘書和聯絡官。”

1962年後，傅涇波將司徒雷登的骨灰存放在自己家中，一直等待合適的時機送到中國。終於，1972年尼克松訪華，1973年傅涇波受邀重返燕京大學，提起司徒老校長的遺囑，被拒絕。中、美相逢一笑泯恩仇，多少宿敵成新友，但司徒雷登的罪名卻不能輕易洗刷。他是毛澤東筆下在人民口號聲中“夾起皮包”溜走的“大使老爺”，“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很難葬在他親手打造的“文化侵略園地”燕京大學的校園裏。

1984年，傅涇波再次訪問北京，趁機又提出將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的請求，未獲答復。兩年後，經胡耀邦批示，北京大學致信傅涇波，同意將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於他曾經的校長寓所臨湖軒。該方案因遭到個別燕京校友反對未能實施，反對的原因是“司徒雷登是毛主席點名批評過的人”。

1988年，傅涇波帶著遺憾去世，其兒孫繼續為完成司徒雷登的遺願奔走。1999年初，北大表示可以“低調”安葬司徒雷登骨灰，不料當年5月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到美國轟炸，中美關係驟然緊張，回葬計劃再次擱淺。又經過近10年斡旋周折，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終於在中國入土為安不是在燕園，而是在他出生的地方：杭州西湖畔。

耶穌堂弄裏的美好童年

司徒一家與杭州結緣始於1869年。當時杭州是中國江南一帶基督教佈道中心。他的父親約翰•林頓•斯圖爾特是一名美國傳教士，從普林斯頓神學院畢業後隻身來杭。為了真正融入下層人民生活，學好中國語言，約翰•林頓在一間鴉片煙館的樓上租了個房間居住。因工作勞累、營養不良，3年後，身體衰弱的約翰•林頓回美國短暫休養，其間他結識了一個志同道合的姑娘瑪麗•霍騰，兩人結婚後共赴中國。

約翰•林頓過上了規律富足的家庭生活，在西湖邊貧民區的一個小弄堂裏，他們建起一座中西合璧的磚木結構二層小樓。1876年，長子約翰•雷登•斯圖爾特在這裏出生。孩子長大後，根據斯圖爾特的諧音，給自己取了頗具中國傳統色彩的姓氏“司徒”。於是，他被叫做“司徒雷登”。

在司徒雷登成長的小弄堂裏，他的父親參與建立了教堂和學校，母親建了女子學校。越來越多的傳教士來此安家落戶，這裏漸漸被當地人稱為“耶穌堂弄”。

司徒雷登的3個弟弟也出生在耶穌堂弄。母親是他們的家庭教師，安排他們和中國小孩交朋友一起玩耍。那是司徒雷登一生懷念的美好童年：“春節的宴會和社戲、元宵節的美食、西湖遊船上的花燈水榭，種種記憶，始終在我的頭腦中娓娓回放，不可磨滅。”

司徒雷登11歲時，父母為了讓孩子得到更好的生活和教育條件，把他和弟弟們送回美國上學。初到美國，他們用筷子吃飯，用中文唱讚美歌，有時穿中國服裝(000902,股吧)，對美國的語言和文化顯得“無知”，他們成了從東方回來的小怪物，走到哪里都被圍觀。

在私立學校呆了幾年後，司徒雷登終於感到變成了一個“正常的美國男孩”。1899年秋，司徒雷登進入協和神學院深造。畢業後，出於對宗教事業的熱忱和對中國的懷戀，他決定和父母一起傳教。

講杭州土話，通孔孟之道

1904年，義和團燒教堂、殺洋人的風波剛剛平息不久，30歲的司徒雷登帶上新婚妻子艾琳返回“故鄉”杭州。司徒雷登對傳教有著自己的理解。“想要讓中國人皈依基督教，絕不能煽動他們放棄他們自己的祖先崇拜，否則定會適得其反，後果不堪設想。”隨著對中國文化研究的深入，他找到了打通基督教精神與中國傳統倫理的鑰匙：孔子的“仁”，與基督的“愛”。他很喜歡《論語》中的一句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他更欽佩孟子的思想，認為孟子代表先進社會學說，“閃耀著民主的精神”。他認為基督教要在中國產生影響，必須本土化：一方面傳教士要研習中華文化，瞭解中國國情;一方面要支持培養中國自己的宗教領袖，實現中國教會的獨立。

在杭州傳教的3年中，司徒雷登搞了一條“船房”，開著它漂遍廣大鄉村，操著一口地道的杭州土話。此後在中國的漫長歲月裏，憑著過人的語言天賦，司徒雷登學會了普通話、上海話、南京話，但一開口總帶著杭州味兒。他以此為傲，因為杭州話“聽起來很具音樂韻律感，且比其他方言表達更豐富”。

司徒愛吃知味觀的餛飩，還常去河坊街王潤興飯莊，點菜相當講究：“件兒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燒得入味；響鈴兒要熬稍。”“件兒”指五花肉，“木郎豆腐”指魚頭豆腐，“熬稍”是快的意思。不是杭州本土老饕客，根本提不出這些門道，不是本地有經驗的夥計，也聽不懂他這些要求。

1913年，司徒雷登父親去世，葬於九裏山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墓地。司徒雷登受金陵神學院邀請到南京執教，母親也跟著離開了杭州。耶穌堂弄的二層小樓，由南長老會的傳教士家庭繼續居住。1949年後，這裏成為浙江省體育運動委員會和杭州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職工宿舍。

第一把榮譽公民金鑰匙

1946年，已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受到杭州市邀請回鄉度假。接風宴會之後，他第一站去了九裏山墓地，這裏長眠著他的父親、母親、兩個英年早逝的弟弟，還有十幾名來華傳教士。司徒父親的墓碑上用英文寫著：“享年七十三歲，在華傳道凡四十年；公正的道路，像一條燦爛的光線，投射到世界美麗的一天。”（1964年，杭州發起了一場“清理西湖風景區墳墓碑塔運動”，九裏山被夷為平地。）

市長周象賢為司徒雷登舉辦了一個慶祝他在杭州出生的儀式，並授予他榮譽公民稱號，贈給他一把象徵身份的金鑰匙。這把鑰匙由純金打造，長7.9釐米，厚1.5釐米。正面刻著三潭印月；背面寫著“杭州市榮譽公民司徒雷登先生，市長周象賢贈。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司徒雷登是杭州第一位榮譽公民，也是獲此身份的唯一外國人。此後兩年，白崇禧、李宗仁、黃紹竑、張群也獲此稱號，他們或曾在杭州抗擊日軍，或曾主政杭州為市政建設做出特別貢獻。

2005年，複建的司徒雷登故居對外免費開放。2006年11月，傅涇波的幼子、美國第一位華裔陸軍將軍傅履仁，來到故居捐贈了司徒雷登的遺物，其中包括榮譽公民金鑰匙。一扇緊閉近半個世紀的大門終於開啟，露出一線曙光。

他的遺囑希望與夫人合葬燕園，但燕大墓地在“文革”初期被推平，夫人墓碑已無處可尋。司徒夫人1925年逝世於北京，是燕大墓地的第一位居民。晚年回憶錄中，司徒雷登這樣描述夫人逝世後的心情：“我們的婚姻生活美滿幸福，生命中曾擁有過她，我這一輩子也知足了。我絕不願意再娶，而且獨身其實也沒什麼不好。”

2008年，司徒雷登骨灰葬於杭州半山安賢園的文星苑，沒能陪伴在父母和弟弟身旁。墓碑上影印著他的半身照片，下面只寫著一句中英文對照的身份介紹：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張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