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勳說：“一九三九年，毛主席親筆在一幅約一尺長、五寸寬的漂白布上寫了‘黨的利益在第一位’八個大字，上款寫‘贈給習仲勳同志’，下署‘毛澤東’。這個題詞，我長期帶在身邊，成了鼓勵我努力改造世界觀的一面鏡子。”毛澤東給習仲勳的題詞，既是表揚，也是鼓勵，更成為習仲勳一生奮鬥的指針。

三次教誨，三次昇華

“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體現在習仲勳和毛澤東的聯繫上。

毛澤東歷來重視培養年輕幹部，特別是對群眾中湧現出來的地方幹部讚賞有加。習仲勳年輕好學，善於創新，尤為毛澤東多次稱讚。習仲勳稱毛澤東“既是嚴師又是同志，悉心聆聽，受益良多”。

從上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毛澤東和習仲勳直面談話很多，但在我和幾個下面工作者看來，覺得其中三次至關重要。

1943年春天，習仲勳在任關中分區書記期間，擴大了地區面積，發展了生產，改善了人民生活，獲得了社會穩定，幹部團結，群眾擁護，正準備再大幹一場，突然接到要他去綏德新區任書記的調令。這個新區的面積比較大，人口眾多，情況複雜，一些中央機關幹部住在那裏。他開頭還有點留舊情緒，但毛澤東善於做政治思想工作，便有針對性地鼓勵他說：“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待久了，就沒有那麼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又是一種鍛煉。”習仲勳聽後豁然開朗，留舊情緒消除了，便精神煥發、興高采烈地走上新戰場。果然，他在新崗位上獲得了政治上、能力上的更大提高。

1945年冬，中央為了適應抗戰勝利後的新形勢，決定調習仲勳任西北局書記。習仲勳從自己的經歷和本身情況考慮，向毛澤東表示：“我長期在地方上工作，沒有領導機關工作的經驗，恐怕難以勝任”。

毛澤東便立即抓住要害，言懇意切地鼓勵說：“正是因為你在下面工作，沒有在上面幹過，所以才調你到上面工作，把你調動一下，放在新的崗位上，你就會動腦筋了，就得去調查研究，想辦法把工作做好。”

毛澤東的話理正言順，誠懇親切，給習仲勳增加了力量和勇氣。習仲勳到任後，全力協助彭德懷取得了西北戰場的勝利，在廣闊的五省進行了土改，創造性地解決西北民族問題。他本人在思想境界上、在組織領導能力上有明顯昇華。他的戰友馬文瑞和賈拓夫說：習仲勳自到西北局以後，在政治上、在執行中央路線方針上，上了個大臺階。

1952年，中央決定撤銷大局，加強中央機關的力量，毛澤東提議調習仲勳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習仲勳覺得和自己的經歷不相稱，向中央提出意見。

一天晚上，我接到通知，要第二天早上八點半去西便門車站。

這天，天氣晴朗，乍暖還寒。我到了車站，看見毛澤東率程潛、張治中、陳明仁等幾位民主人士上了火車，習仲勳也在其中。他們原來是去南口視察詹天佑修建的盤山鐵路。

詹天佑是中國近代著名鐵路工程專家，留學回國後，一心撲到祖國的鐵路建設上。當時鑿穿山洞修路的辦法還未盛行，他發明用推拉盤轉的方法使火車可以翻山越嶺，開創了我國在山區修建鐵路的先河。毛澤東領他們視察鐵路，還看了詹天佑的銅像和碑座上的介紹。毛澤東安排此行的用意：一是彰顯共產黨尊重科學，尊重科學人才；二是宣示中國將要大力進行經濟建設，號召全國人民踴躍參加。

毛澤東在火車上給習仲勳講了一件富有意義的事。從“杯弓蛇影”說起，他說：蛇，這東西奇形怪狀，無腳無手，行跡無聲，樣子很可怕；但有人把它捉住後，先從觀察它的結構，摸索它的特性，瞭解它的要求，慢慢找到了它的生活規律，就訓練它，最終把它拿到手裏玩，纏到脖子上耍，表演給人看，不但不可怕，而且很馴服。習仲勳悟性高而且聰敏，聽了毛澤東的故事後，即說：主席，我懂，回去就上班。

這個故事一方面反映了毛澤東知人善用，善做政治思想工作，同時體現了習仲勳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崇高境界。

光明磊落，廣泛團結黨內外一切人士

進城以後，一些幹部受了社會上的影響，誤以為當了“官”了，就不必多接觸群眾，做群眾工作了，特別是一些領導幹部不樂意和黨內外人士交朋友。習仲勳從黨的利益出發，發表署名文章，言正意切地提出：“共產黨員為了革命和黨的利益，應當廣交朋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為我們共同的目標奮鬥。”為此，明確提出了四項重要原則。

（1）要不拘一格積極和各方面人士建立平等、團結、友好關係。

（2）要謙虛謹慎，推心置腹，肝膽相照。

（3）要深交，做到“知人”、“知心”、“知音”。

（4）要交畏友、諍友。要有大海一樣的胸懷和寬宏民主的風度，能虛心聽取各種不同意見。

習仲勳還身體力行，以身作則，帶頭交了很多朋友。西北局副書記馬文瑞說，習仲勳身兼統戰部長，親自與許多民主人士交往，講形勢，談工作，建立了個人間的友誼。據秘書說：他的朋友遍天下，經常來看望他的，不僅有幹部，還有工人、農民、士兵、退休人員，特別是民主人士。

例如：

習仲勳組織起義的部隊司令胡景鐸回憶起義的原因時說：“我讚賞他的忠厚和膽識，既是革命，不光堅持到底，而且敢想，敢幹，敢負責，使人感到他是一位靠得住的朋友，願意聽他的。”起義部隊騎兵六師的副師長楊拯民說：每當我給部隊佈置任務時，“團營以上幹部經常問我，‘這是習書記的指示嗎？’當得到肯定的答復後，他們就堅決去貫徹。”顯然，這支部隊始終信賴著他。

習仲勳為了黨的利益，盡力幫助人，人們都愛戴他。當年陝甘寧邊區文化藝術界的人士都把他當“知心朋友”，有話要找他談，有事要找他幫助。

詩人柯仲平創作反映陝甘革命運動的史詩，發現資料來源不足、取材不易的問題時；作家柳青在創作長篇小說《種穀記》、《銅牆鐵壁》、《創業史》，遇到了下鄉與生活上的困難時；杜鵬程在創作《保衛延安》後碰到出版上的難題時；劇作家馬健翎在工作與創作之間發生了矛盾而苦惱時，都得到習仲勳及時的支持、幫助與鼓勵。解決了他們在創作上生活上的困難，人們至今念念不忘，稱讚不已。

習仲勳還有一種特別令人敬佩的崇高品德，在他的一生中，很多時間是和比他年齡大、經歷多的同志一道工作，卻受到他們的尊重和愛戴。

在陝甘邊蘇區時，劉志丹、謝子長、王泰吉、黃子文、黃子祥等同志都比他大10多歲到20歲，但習仲勳與他們親如手足，患難與共，同創蘇區。

轉戰陝北期間習仲勳在群眾中做動員

習仲勳在綏德任地委書記時，地委委員中有設在當地的抗大分校領導徐向前、何長工、李井泉、甘泗淇和朱輝照、梁明德、王尚榮等，都是戰功累累、頗具聲望的老同志，但大家都團結一致，互敬互讓，攜手並肩，鞏固壯大了警備區。

習仲勳在西北局任書記時，委員中林伯渠、謝覺哉、賀龍、馬明方、李卓然、蕭勁光、陳正人、趙伯平、張稼夫，年齡都比他大，德高勳重，但他們親密無間，和衷共濟，創造了抗日民主模範的陝甘寧邊區。

在西北野戰軍中，彭德懷、王震、張宗遜、甘泗淇、王維舟、張經武，都比習仲勳年高望重，但他們都很器重他、尊重他、支持他。這很不容易，很值得我們學習。為什麼習仲勳能夠取得他們信任，因為他們都認為他“思想境界高，實事求是，謙虛謹慎”。習仲勳則向他們學習了豐富的經驗和高尚的品德。

原則問題，毫不含糊

習仲勳平時對人和藹，平易近人，像王世泰說的“溫文爾雅”，但是碰到原則問題時，十分嚴肅。我遇到過三件事，令人難忘。

（1）1945年秋，在西北黨史座談會上，有人談到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時，精疲力竭，衣單被薄，陝北人民給發了皮襖，送去糧食，“不是中央紅軍救了陝北，而是陝北救了中央紅軍。”習仲勳馬上嚴正指出：“這句話應該倒過來：中央救了陝北。”接著，他先列舉了毛澤東和黨中央長征尚未到達陝北前，陝北根據地外受國民黨軍隊重兵“圍剿”，內遭“左”傾路線危害，許多優秀的黨員、幹部、知識分子和下級軍事指揮員被槍殺、被活埋的事實。然後語重心長地說：“毛主席不到陝北，陝北根據地就完了。”

（2）1950年10月，彭德懷赴朝鮮參戰，負責大西北的重任就歷史性地落在了習仲勳的肩上。習仲勳不僅擔任西北局書記，還是西北軍區政委，西北軍政委員會主任，而且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所管轄的範圍，東起黃河，西至帕米爾高原，北起阿爾泰山，南至唐古拉山，其面積接近共和國面積的1/3。有人因此稱，習仲勳是“西北王”，習仲勳聽後，疾言厲色斥之：“胡說！共產黨是人民當家做主。”

（3）199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廣東省委在深圳給習仲勳祝壽，席間，陝西的一個同志說：“習老是我們陝西人民的偉大領袖。”儘管他那時因病休養，但立即高聲駁斥：“不對！我是全國人民的公僕！”然後從道理上作瞭解釋。對習仲勳重視原則問題的精神，參加祝壽的人都深為感動，深受教育。

據和習仲勳一起在“肅反”中被關押的黃羅斌回憶，從獄中釋放的那天晚上，七八個人睡在一個大炕上，興奮得睡不著，互相開著玩笑，學著被關押時的情景，喊著“報告，我要翻身”。劉志丹勸大家“不要開玩笑了，咱們的問題中央已經解決”。

習仲勳義正詞嚴地說：“志丹同志說得對，我們快要分配工作了，不可輕率任性，到了工作崗位，要用實際行動來表達我們對黨對人民對革命事業的忠誠。”於是，大家都一下心明眼亮，專心致志，嚴肅認真地去考慮今後如何奮鬥。

處險不驚，臨危不懼

處險不驚、臨危不懼是習仲勳在長期革命中形成的可貴精神品質。當時在幹部中流傳著這樣一個動人的故事。

陝北黨內“肅反”，搞得人心惶惶，地方幹部和群眾聽到省委來人了，嚇得都跑了，有的上山打遊擊，部隊裏幹部戰士也紛紛開小差，逃跑回家，各處謠言四起，人心不安，陝北蘇區瀕臨危難之中。

一天，習仲勳在獄中看到窗口外面掛著一件中山裝，領口上斑斑血跡，他知道這是西安地下黨薑某某的衣服，便想到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