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送的國禮規格比較高，比較重，現在逐漸走向更有紀念意義的東西，有針對性、受禮人需要的東西

“忘了熊貓外交吧，中國已經向它的軟實力武器庫中增添了一件新武器——本國產的豪華轎車。”2013年5月3日，中國政府向太平洋島國斐濟捐贈了20輛中國產紅旗轎車，價值約230萬美元。外媒嗅到了中國國產汽車加入國禮清單的新動向，作出了如此“預測”。

2013年3月，隨同習近平主席出訪的夫人彭麗媛在參加坦桑尼亞“婦女與發展基金會”後贈送了“阮仕珍珠”和老字號護膚品百雀羚，勾起了人們關注國產品牌的新熱潮。

這些國有品牌產品被選作國禮，助推中國進一步構建積極的外交關係。

“以國家元首和政府的首腦，或以國家和政府名義互贈的禮品，均可稱國禮。”外交部禮賓司前參贊吳德廣在接受《瞭望東方週刊》採訪時說。

新中國成立以來，各個時期的國禮清單究竟如何？禮品背後又蘊藏著怎樣的外交故事？

國禮刻上時代印記

策劃送什麼樣的國禮以及採購、定制工作均由外交部禮賓司負責。據前禮賓司代司長魯培新向《瞭望東方週刊》介紹，禮賓司的工作主要有兩項：第一，為兩位中央領導人（國家主席和總理）的禮賓服務，包括他們的出訪以及接待外國總統或總理的來訪。在這些重大國際會面之前，禮賓司的司長要帶工作人員組成先遣組，提前飛到相應國家打前站，安排所有出訪的具體日程，其中也包括制定禮品的相關事項。先遣組日程談完後，“隨時談隨時往回報，隨時研究。來訪的國家總統和總理，他們在中國的活動，所有的日程安排，會見、會談、參觀，包括互送禮品，也是由禮賓司負責。”

“禮賓的政治政策是最敏感的，包括禮賓的規格，誰去接或誰去送，政治氣候的冷暖怎麼掌握等。禮賓是外交工作的先行軍，是窗口工作、門面工作，是第一時間的工作，是最先給外國領導人留下印象的工作。”魯培新說。

從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送出去的國禮數不勝數、各有特色。“不同的歷史時期送的國禮類型也不同，有些國禮被刻上了鮮明的時代特徵。”吳德廣說。

如果按時間段分，吳德廣認為國禮“斷代史”可分成四個階段：新中國成立至“文革”開始；“文革”開始至改革開放之初；改革開放之初至20世紀末；21世紀伊始至今。

1949年毛澤東北上蘇聯給斯大林祝壽，這是我國領導人第一次跨出國門，所帶的壽禮當然也經過了特別的研究討論。

外交部公開檔案中的《我國祝賀斯大林70壽辰（賀信、禮品單）》顯示，壽禮中既包括富有中國特色的珍藏工藝品，比如，大元帥絲織像、清代藍花瓷花瓶、景泰法燒藍茶具、象牙雕刻的大花瓶和龍船等，也有上等綠茶、祁門紅茶、龍井，甚至老百姓家中的白菜、大蔥也榜上有名。最顯眼的就是膠東白菜、萊陽梨，北京附近產的鴨梨，還有山東大蔥。而且，蔬果中哪一種是“顆大”的，哪一種是“綠色”的，哪一種由“四荊條簍裝”等，都標得清清楚楚。

一位黨史專家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新中國政府當時之所以選擇了山東大白菜、蘿蔔、大蔥等禮物，主要是想拉近距離，讓斯大林有一種親切感。“我們要讓他感到，在中國，不僅中共中央對他非常重視，中國的普通老百姓也對他格外尊重和景仰。因為這些東西，就好像平常老百姓家裏逢年過節串親戚帶的東西。”這位專家解析道。

“1967年6月21日至26日，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在‘文革’期間訪華，整個接待都帶有‘文革’色彩。國禮是向卡翁達一行每人送英文版精裝《毛澤東選集》一套，少量有紀念意義的工業品以及卡翁達總統訪華的彩色紀錄片。”吳德廣告訴本刊記者。

新中國成立以後最典型的國禮莫過於熊貓。“熊貓外交”最初採取贈送方式。與中國關係密切的蘇聯是最先的獲贈者。大熊貓首次被送往西方是 1972年的中美“破冰峰會”，尼克松將兩隻大熊貓帶回了華盛頓。隨後，“熊貓外交”在西方走紅，日本（ 1972年）、法國（ 1973年）、英國 （ 1974年）、西德（ 1974年）、墨西哥（ 1975年）和西班牙（ 1978年）相繼獲贈大熊貓。此時的大熊貓是“友好大使”的代表。

1982年以後，由於大熊貓生態環境惡化導致其數量急劇減少，中國停止了向外國贈送大熊貓的做法。2007年9月12日，中國國家林業局新聞發言人公開宣佈，中國將不再向外國政府贈送大熊貓。

江澤民指示：不要老一套

送給不同國家的國禮，要根據這個國家或者其領導人的特點來送。魯培新介紹說：“新中國成立以來，禮賓司的工作也在不斷探索創新。比如原來送的國禮規格比較高，很貴重，現在逐漸走向更有紀念意義的東西，有針對性、受禮人需要的東西。”

魯培新和吳德廣不約而同回憶起了1992年江澤民訪問日本之行所送的國禮。“這樣完整的、高規格的送給日本前首相每一個人兩樣國禮的情況是在新中國外交史上沒有的，非常具有紀念意義。”魯培新說。

1992年，為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要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出訪日本。在出訪前，江澤民召集禮賓司的工作人員討論送什麼樣的國禮，據魯培新回憶，江澤民提出了一個原則，即“不要老一套”。魯培新問什麼叫“老一套”，江澤民說，像景泰藍、雕漆瓶這些，送給日本的太多了。

禮賓司工作人員迅速研究討論方案，他們咨詢了亞洲司分管日本事務部門的意見，最後決定送國畫。“日本與中國同為東方國家，兩國文化有共通之處，相比歐美國家，國畫送給日本，更能將兩國文化和情誼一脈相承的寓意體現出來。”魯培新說。

方案上報後很快得到江澤民的認可。禮賓司隨即請了黃胄等十幾位國內知名畫家免費作畫，這些畫的市場價值都達到了國寶級別。

除了國畫，贈送給見證中日關係正常化20周年的幾位日本前首相的國禮，還有一枚刻有他們中文名字的雞血石材質印章。

之所以說這次贈送的國禮是最完整的，是因為禮賓司不僅想到了幾位前首相和中日友好的團體，日方群眾代表也有禮物- – -瓷質的溫酒杯，甚至連領導人下榻酒店的服務員也收到了禮賓司發放的請帖。從最高領導人到服務員，禮賓司的細心周到感動了日本群眾。

禮物送到田中角榮家中

國禮準備好，在什麼場合送，也十分講究。在重大會談結束後送顯得有些突兀，“雖說送國禮是大事，但是跟雙方領導人會談重要事宜相比畢竟還是小事。所以我們最後商議的是在早餐會上完成。”魯培新說。

通常情況下，互贈國禮的時機一般是外國領導人臨走前的話別會或告別宴會上，但是由於國家領導人行程太滿，禮賓司在上世紀80年代簡化了贈送國禮的程序，這也是國際上一種約定俗成的改變。即如無特殊要求，互贈國禮的工作就不需要國家領導人出面，在釣魚臺的客廳裏，由雙方禮賓司司長代為交換。

但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這樣具有重大意義的場合，國禮必須由國家領導人送出，才能充分體現雙方對這次訪問的重視程度。

“我記得1992年4月8日早8時，江總書記在迎賓館和風別館，邀請福田赳夫、鈴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宇野宗佑、海部俊樹等六位前首相共進早餐。他們都是中日關係發展歷程的重要見證人，也是中日關係發展的有功之臣。在短短40分鐘的早餐會上賓主交談甚歡，對過去20年兩國關係發展的成果以及進一步增進兩國人民的友誼取得共識。早餐會上江總書記向福田赳夫贈送畫家袁熙坤創作的‘王者風範’一幅；向鈴木善幸贈送劉力上的‘竹、鳥’一幅；向中曾根康弘贈送崔子範的‘牡丹’一幅；向竹下登贈送王成喜的‘梅花’一幅；向宇野宗佑贈送聶鷗的‘少女’一幅；向海部俊樹贈送李延聲的‘雙鹿’一幅。當他們逐一接過名作打開欣賞時，都十分讚賞。”吳德廣向《瞭望東方週刊》回憶說。

而中日關係正常化最關鍵的人物- – -田中角榮因身體不適，未能來到早餐會現場。這位1972年代表日本政府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協議上親筆簽名的前首相缺席，此次國禮贈送就不完整。於是魯培新陪同江澤民、溫家寶等，一共四五個人登門拜訪田中家。江澤民親手將國畫送給了田中角榮。田中激動得老淚橫流，他坐在輪椅上，嘴由於中風不能說話，用寫字輔助，他女兒在一旁協助翻譯了他的意思：這張畫讓我想起了20年前中日關係簽了這樣一個協議，回想起這樣的情景今天還十分激動，中日關係正常化來之不易，我會教育日本人民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送國禮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幾乎每個國家送國禮首先都要考慮這件禮品是否具有本民族特色。比如非洲國家的象牙、木雕；像泰國等佛教國家，常常採用一些以佛教為題材的禮品；歐洲的一些國家，比如捷克的玻璃製造業非常發達，就會拿玻璃製品當國禮送；大洋洲國家送出鯨魚的牙齒、野豬的牙齒，等等，在他們國家的某些部落是至高無上的象徵。澳大利亞常以袋鼠為題材製作國禮，也具有民族特色。”吳德廣說，“雕漆、景泰藍、木雕、絲織、刺繡、湘繡等，經常作為我國的國禮。”

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中國送他的國禮是一幅刺繡作品《奧巴馬總統合家歡》，工藝出自著名的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沈秀”。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用十多分鐘時間如數家珍般地向奧巴馬介紹作品的創作過程和藝術特色。奧巴馬一家的繡像栩栩如生，工藝巧奪天工，這種特製具有傳統文化內涵的禮品很受歡迎。奧巴馬總統對此驚歎不已，非常感動。

魯培新任職禮賓司代司長期間，1991年曾陪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去泰國訪問。所贈送的國禮就是當時新出版的700多卷佛教《大藏經》。在歡迎宴會開始前，《大藏經》亮相，隨訪的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給泰國國王耐心解讀，國王十分高興，第二天這條新聞就上了泰國報紙的頭條。

中國贈送給非洲、南美等發展中國家的國禮不同於歐美發達國家，多以家電、數碼產品等實用性較強的物品居多。

2002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出訪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喀麥隆、南非四國，曾經以背投彩電、DVD等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