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禮，見證了外交史上的重要時刻，也記錄了國家友好往來的點點滴滴。國禮是怎麼送出門去，又是如何迎進門來的？背後又有多少有趣的故事呢？

外交部如何“收禮”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贈送和接受國禮，大都是雙方領導人出席，舉行正式的儀式，雙方交換禮物，互相介紹說明禮物的含義、特別之處，然後欣賞讚歎，把酒言歡。其實現在的外交程序中，這樣的情況已經非常少見了。曾任外交部禮賓司代司長的魯培新，在禮賓司工作了二十多年。他向記者介紹說，禮品最早都是面交，由雙方國家領導人當面交換。後來演變成事先在釣魚臺國賓館的一個客廳裏擺好禮品，雙方的禮賓人員負責交換。此前雙方都列有一份製作考究的禮單，每項禮品都列在上面，一目了然。

我方收到禮品後，就給禮品受贈對象（一般是國家領導人）電話報告一下，說對方送了一個什麼禮品，描述一下大概樣子。後來禮品交接手續越來越簡化，外國贈送的禮品，禮賓司只有極為簡單的記錄。比如一個代表團來訪，整個接待過程會有一份專門的檔案，裏邊就有禮品這一項，什麼禮品送給什麼人，不過沒有圖片。

禮品的接受、贈送只是禮賓司日常工作中的很小一部分。禮賓司主要負責外國元首來訪的接待、宴會招待，我國領導人出訪的活動安排等等。實際上很多禮品，領導人都沒有看過，因為沒有時間。外交部接受完禮品，處理的時間也很快，大概一個星期就處理完了。贈送給國家領導人或以國家名義收受的國禮，會送到專門的收藏機構。吳德廣在外交部工作多年，曾擔任國賓接待處副處長、禮賓司政工參贊。他對記者說，記得當年在禮賓司工作時，周總理對禮品的處理極其嚴格，指示禮賓司將外賓送給他的禮品直接上交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周恩來還多次對禮賓司指示，要把有紀念意義、價值高的禮品集中起來，選擇適當場所陳列展覽，供國內外人士參觀。1981年1月30日，經中共中央宣傳部批准成立的國家友誼博物館，一個主要職能就是收藏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收到的來自全世界的“國禮”。

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楊鶴熊說，外國送的禮品有工藝品，但已不是重頭。一般東南亞國家送工藝品多些，歐洲國家很少，美國就更不用說了。日本、韓國等國家會送一些音響器材、電視機等電子產品，每次收到這樣的一批禮品，國家領導人一般會轉送給學校。

國禮除了贈送給國家領導人，隨團訪問的工作人員也會得到禮品相贈。作為外交部尤其是禮賓司的工作人員，當然會在外事活動中遇到這種情況。外交部對此有明確規定，接受的禮品無論價值大小一律上交。“除非是一些特殊情況，比如工藝品上刻著我們的名字，還有一些小巧的手工藝品，比如馬來西亞贈送的貝殼製品的擺件，也不值什麼錢，才會讓人當場領走。”魯培新說。

對於收上來的禮品，外交部每年會集中處理一次。“像我們這樣經常出席外交活動的人，當然名下的東西會很多，派克金筆啦、手錶啦等等，大大小小列了一堆。我們唯一能有一項小小的‘特權’，就是優先在自己名下的清單裏挑一樣東西。不過注意，不是白拿，是優先購買。”楊鶴熊笑起來。“價格大概是市場價格的幾分之一。”魯培新也說自己因這個“福利”買過日本的相機、摩洛哥的地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這些高檔貨在中國還十分鮮見。挑完之後，其餘的東西就處理給外交部的其他同事，每人一件，通過抓鬮的方式認購。

精心籌備，避免“禮多人也怪”

中國人有句老話叫“禮多人不怪”，但這句話也並非百試不爽。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因為還缺乏外交經驗，送禮也送出過問題。

1953年4月，我國駐匈牙利大使館就發回一份“關於出國代表團贈送禮品問題的報告”，提出送禮“大有改進的必要”。這份報告稱，兩年多來，各代表團攜帶的禮品大同小異，重複率太高；又未能前後照應和按照各代表團性質之不同、代表團成員身份不同而對禮品的質量、數量及贈送對象等有所選擇，使得禮品的贈送既千人一面，又輕重不分。

報告中詳細舉了一個例子：我國駐匈牙利大使館曾送給匈部長會議主席拉科西一些禮品，其中有一株象牙白菜。拉科西夫婦視之為非常珍貴的禮品，異常愛惜，向貴客展示時都小心輕放在地毯上，生怕摔壞了。但後來不少代表團到匈牙利，都帶來類似的禮品，因此“匈牙利的同志也就感覺很平常了”。其他如景泰藍、絲織風景畫、刺繡、綢料等，“有些匈方的負責同志已得到類似的禮品不下四五份、六七份，甚至更多。”

鑒於這些問題，駐匈牙利使館建議：出國代表團的禮品最好有計劃地統一於一定的專門機構進行準備，根據代表團的性質、任務、成員身份和準備送禮的對象而有所選擇和區別；禮品應盡可能簡化，選擇有紀念性質和富有宣傳效果的為好，如錦旗、絲織或刺繡領袖像、年畫、照片、畫冊和書籍等；成員身份不高的一般代表團不必帶貴重禮品，只須帶些小的手工藝品和明信片作為臨時性的贈禮即可。

可見，“送禮”也是在外交活動中慢慢摸索出規律的。魯培新和吳德廣就給記者講述了兩人共同經歷的一次效果非常圓滿的“送禮”。

為慶祝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1992年4月，江澤民總書記訪問日本。這次活動意義重大，為準備贈禮方案，吳德廣和魯培新等相關人員絞盡腦汁。考慮到不少老一代日本政治家對中國文化造詣頗高，於是他們向部領導建議，一是請我國一些著名國畫家畫些國畫；二是請篆刻家為每位首相刻一枚印章。兩件禮品既貴重，又高雅。

外交部徐敦信副部長當即邀請黃胄等十多位著名的畫家，到釣魚臺國賓館商討此事。會上外交部有位同志說，總書記訪日，幾千元送禮定額不夠，請畫家幫忙獻畫。黃胄幽默地回應：“一幅畫價值無價，相當於用一輛卡車拉的物品。”大家聽了都笑了。他接著對畫家們說，這是國禮，請大家一定認真對待，畫出水平。既然是國禮，就不應向外交部要一分錢。畫家們也很高興，作品作為國禮贈送，也是一種光彩。他們也提了兩個小小的要求：以外交部的名義給每位畫家頒發一張證明作品作為國禮贈送的證書；贈送儀式上，請江總書記和日本前首相共同舉畫拍照，照片送給畫家們留作紀念。外交部當然應允了要求。

4月8日早8時，江澤民總書記在日本迎賓館和風別館，邀請福田赳夫、鈴木善幸等六位日本前首相共進早餐。他們都是中日關係發展歷程的重要見證人。早餐會上，江澤民向各位前首相贈送了畫和印章，並和他們逐一打開名作欣賞，印章上刻著的是首相們的中文名字。這些特意準備的精心之作，讓前首相們興奮不已，讚歎其藝術價值甚高。

摩洛哥 像這樣的國王不多了

1963年12月至1964年3月1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副總理陳毅等決定率中國代表團首次訪問非洲大陸。周恩來此行先後訪問了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今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等非洲十國。這是新中國領導人首次出訪非洲國家，也是周恩來外交生涯中訪問時間最長、訪問國家最多、訪問內容最豐富的一次外交活動。

1963年12月7日，周恩來專機抵達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機場，受到熱烈歡迎。按照摩洛哥的慣例，不管來訪的是國王還是總統，一律不去機場迎接，只在王宮門口迎接。這次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在慣例基礎上做了一個變通，即在周恩來下榻的和平宮門口迎接，把客人引進門再回宮，這是其他外國領導人來時從來沒有的待遇。

以往摩洛哥國宴都是吃西餐兩菜一湯，這次為迎接中國朋友專門改吃摩洛哥餐，即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等傳統飲食。國王哈桑二世說：“對我國人民來說，中國不算一個陌生的國度，因為摩洛哥從貴國引進了你們民族的飲料——茶葉，還給一種盤子起了‘Sine’（阿拉伯語，意為中國）的名字，這是摩洛哥家喻戶曉的日常用具。”早在公元十七世紀，中國的茶葉就傳入了摩洛哥。時至今日，摩洛哥仍為中國茶葉出口第一大市場。

賓主雙方喝茶時，哈桑二世突然提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問題：“當今世界上像我這樣的國王、皇帝已經不多了，不知道以後會怎麼樣？”這個看似輕鬆的問題，道出的卻是意識形態的重大議題。周恩來笑著說：“你們可以開個會商量商量嘛。”陳毅隨口說道：“亞洲有個西哈努克親王，我們是好朋友，可以邀請他參加。”周恩來接：“陛下可以當這個委員會的委員長。”說完三人都笑起來。

中國代表團離開摩洛哥時，哈桑二世贈給周恩來一把鑲有寶石的鍍金鞘寶劍，而送給陳毅的則是一把名貴的腰刀，兩件禮物均由摩洛哥皇室工匠精心製成，極具摩洛哥風格。

摩洛哥人歷來把劍視為威武出色的武器，並把它作為饋贈外國貴賓的珍貴禮物。贈給周恩來的這把劍高貴華麗，劍身及手柄處鑲嵌大量寶石和金、銀飾物，並有阿拉伯傳統花紋，極具民族特色。

腰刀也是阿拉伯禮儀中常見饋贈物。在阿拉伯國家上至國王、總統，下至普通百姓，人人都喜歡在胸前或腰間佩帶腰刀，不僅起到裝飾作用，還體現出阿拉伯男子威武、彪悍的性格和尚武精神。送給陳毅的這把腰刀刀鞘圖案典雅，兩面各不相同，正面鑲嵌七顆寶石，每顆寶石周圍又點綴32顆碎鑽。刀柄用象牙製成，上刻《古蘭經》文，並鑲嵌一顆大藍寶石。刀身由合金製成，上嵌國徽。

國禮怎麼送，大有講究。歸根結底一句話：外交無小事，送禮有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