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看似普通的《義勇軍軍歌》， 為什麼能夠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這裏必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豐富的創作源泉，如果我們僅僅把它說成是電影的主題曲，是為一部片子而創作，那就把它大大的弱化了。

一首鼓舞士氣的偉大歌曲，一定是一個階級或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作者在親身經歷中創作出來的，它的作用是振奮人心，激發鬥志，戰勝敵人。如果作者沒有生活，沒有原型，沒有被激發出來的情感，光憑閉門臆想、道聽途說是不會有創作靈感的和偉大作品產生的。國際歌的創作背景是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是它的創作原型。那麼，《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背景是什麼，創作原型又是誰呢？

我黨領導的遼西義勇軍部隊戰火中誕生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軍很快就占領了沈陽、長春、哈爾濱。1932年1月將戰線推進到遼西錦州一線。早在1931年10月，中共唐山地委遼西“溝幫子鐵路黨支部”成員，歷家火車站站長王北成就組織十七戶的李慶年，大興莊的閻海峰，廣勝屯的劉鳳梧，成立了一支50多人的遼寧義勇軍。1932年1月“錦州保衛戰”中，這支部隊消滅了黑山縣32孔橋日本關東軍一個小隊(14人)。這場戰鬥規模不大，可打死的都是訓練有素的關東軍。它反映的是我黨不懼強敵，敢於流血犧牲，敢於舉起抗日大旗的英雄氣概。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共產黨號召工農紅軍和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不抵抗政策。關於我黨在這一時期對東北義勇軍的領導，早在1946年7月11日，毛澤東修改東北局關於東北形勢及任務的決議時就已經明確，他在文中說:“我黨在東北，從日寇侵人之日起，即領導東北人民組織抗日義勇軍，反對了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進行了長期英勇鬥爭”。

但是人們為什麼對此還很陌生呢？這是因為當時在東北義勇軍中，黨的領導是不公開的，即便是打鬼子也不能公開打出共產黨的旗幟。北平(北京)地下黨也只能以“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的名義進行活動，在他們的領導下，這支我黨領導的最早的抗日隊伍編人遼寧義勇軍二軍團五支隊獨立大隊。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他們又消滅了大虎山火車站的日軍騎兵大隊，擊毀裝甲巡道車一輛。

1933年1月28日， 日本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指揮2個師團3個旅團，分5路向東北最後未攻破的一個省熱河進攻。熱河是長城的屏障，長城是華北的屏障，如果這兩個地方失守，平津和整個華北都會受到威脅，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當時《大公報》、《申報》是這樣報道的:“東北喪失，華北危在旦夕，中華民族有滅種的危險!”“勢危，非用整個民族的力量，不足挽救危亡!”“日軍航空母艦載著26架飛機開到秦皇島，封鎖京津門戶，華北危在旦夕!”可以說，在當時這種呼聲幾乎是鋪天蓋地，民眾的請願、募捐、遊行也是絡繹不絕，在東北組織起來的義勇軍人數高峰時達到了30萬。

北平地下黨根據中央的指示，積極組織東北義勇軍參加熱河抗戰，並派遣“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的高鵬將募集來的2門迫擊炮、400發炮彈，送到熱河境內的貝子府。這時，我黨領導的遼寧義勇軍二軍團五支隊獨立大隊，已經擴編為二軍團騎兵旅1團，率先開到貝子府進行式裝，李慶年出任團長，閻海峰任營長，劉鳳悟出任迫擊炮連連長。

騎兵1團按照作戰部署，由朝陽向錦州方向迂回抄鬼子的後路，可是守在朝陽的東北軍卻沒能守住陣地，他們很快就向後退去，於是騎兵1團受到鬼子的兩面夾擊，這時劉鳳悟指揮的炮兵發揮了作用，鬼子怎麼也沒有想到，義勇軍騎兵還有炮，經過幾番苦戰，騎兵1團終於殺出重圍。當時的大公報是這樣報道的:“遼西一帶義勇軍頗活躍，尤其錦西方面之義勇軍集團欲攻擊錦州，日軍急令三宅騎兵部隊出動交戰。”

聶耳隨慰問團到熱河前線慰問

騎兵1團退到朱碌科後，准備繼續堅守這裏與敵人再一次展開血戰。朱祿科這地方筆者也去了，它屬遼寧省地界，距建平(葉柏壽)只有一小時車程，南面是可以依託的努魯爾虎山主脈。這時，北平地下黨派來很多黨員和熱血青年到前線慰問這些血戰歸來的共產黨領導的遼西義勇軍，已經擔任營長的劉鳳悟，在人群裏看到一個清秀又活潑的年輕人，他就是聶耳。

關於劉鳳悟與聶耳相聚熱河抗戰的史實，《血肉長城》一書(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已經披露。那麼，聶耳是怎麼來到熱河抗戰前線朱祿科的？錦州新聞網是這樣報道的:1933年2月，上海的遼吉黑後援會會長、東北抗日義勇軍總司令朱慶瀾率慰問團，帶著槍支彈藥和慰問品來到熱河保衛戰前線慰問義勇軍將士。田漢、聶耳等一些愛國知識分子也隨團來到熱河抗日前線，專門采訪了錦州黑山縣抗日義勇軍騎兵部隊，並做抗日宣傳工作。

朱慶瀾的孫子朱漢介紹說:“1933年2月17日，宋子文、張學良乘車赴承德。朱慶瀾率後援會的高仁紱將軍、查良釗、車向忱以及其他工作人員80多人前往。隨行人員中有聶耳、著名記者范長江和王化一帶領的救國會軍事部、杜重遠率領的救國會政治部的工作人員，以及來自上海的代表黃炎培、穆藕初等人。翌日，熱河省政府、駐軍以及各界人士舉行歡迎大會。大會結束後，朱慶瀾會見了湯玉霖和孫殿英。由於他們都比較消極，朱慶瀾決定帶領查良釗返回北平向社會各界募集資金，高仁紱暫留承德與湯玉霖再商議抗日事宜，王化一、杜重遠帶領宣傳隊到前線慰問義勇軍。

筆者查閱了聶耳日記，這本日記是根據聶耳遺留下來的手稿編撰的，是聶耳活動的最可靠依據。可是讓人們感到遺憾的是，日記從1932年11月中旬至1933年1月份缺失，也就是說在這兩個半月期間裏，沒有人知道聶耳幹什麼去了。為了揭示這一歷史之謎，我們不妨先從聶耳日記1932年11月10日開始談起:“天下著雨，借雨衣，坐便車到老大(田漢)處，找到由北平介紹所要找的人，做了所要做的事，很滿意。兩人喝了5瓶啤酒，樂極!”在這裏聶耳究竟做了什麼有意義的事情，使他這麼高興呢？有位研究者在他的著作中談到了這件事，他說:“聶耳於1932年8月至11月在北京待了三月餘，這期間他見到了剛剛從關外進行抗日宣傳回來的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北平負責人於伶，他同黨組織聯系上了。1932年11月8日，聶耳回到上海，隨身帶著於伶請他帶給上海黨組織的兩個材料。一個是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北平分盟一年來的工作匯報；一個是北平分盟黨組織討論同意聶耳入黨的要求。”兩天后，聶耳就在自己的日記中表達出了他的喜悅之情。

還有一位研究者在他的著作中談道:“1933年2月，聶耳參加上海抗日救國組織的80人慰問團，到承德慰問東北義勇軍。與此同時，田漢也到了古北口。”

筆者在1933年《申報》上查到了2月19日的報道，上面說，明星公司攝影師張慧沖在熱河前敵攝取抗敵影片時，與前線抗日之第二軍團總司令王化一合影，特為發表。我們都知道聶耳此時就在明星公司工作，而劉鳳悟所在的遼寧義勇軍騎兵1團也是在二軍團的戰鬥序列裏。後面的材料就很清楚了，1933年春天，田漢介紹聶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此可以認定:聶耳日記缺失的部分，正是劉鳳悟和幾位學者所記錄的部分。

聶耳隨宣傳隊從承德來到熱河前線朱碌科，他看到騎兵1團戰士手中的戰旗已經彈痕累累，身上血跡斑斑。這是聶耳第一次見到東北義勇軍作戰部隊，也是唯一的一次。他激動地聽著戰士們講述血戰熱河、死拼關東軍的過程，他對共產黨領導的義勇軍夜襲32孔橋，痛擊大虎山鬼子騎兵，伏擊鬼子巡道車的故事也十分感興趣，他聽著聽著熱血就開始沸騰了，他招呼攝影師用攝影機把這支勇敢的部隊記錄下來，他要宣傳出去，於是攝影師拍攝下了這支隊伍的英姿。

建國後，劉鳳悟在介紹聶耳的電影裏看到了這段影像，他指著上面說:“前面那個騎著大白馬的就是我。”提起這匹大白馬，這裏還有一段故事。劉鳳悟的爺爺是哥仨，分家後分別稱他們為東院、西院。劉鳳悟要到熱河去抗戰，炮兵連缺少馬匹，於是他就生拉硬拽的把東院大伯家的大白馬給“徵用”了。

從熱河抗戰的義勇軍中獲得創作靈感

劉鳳悟在回憶錄中說:“聶耳他們當年那些宣傳隊員，在我們當中喊得最響亮的兩個口號是:‘起來，不願意做奴隸的中國人!’‘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就在聶耳到達熱河抗戰前線不久，開魯阻擊戰、朱碌科阻擊戰、紗帽山妙嶺阻擊戰先後都開始了。據熱河抗戰史介紹，這些都是當年最為慘烈的戰鬥。聶耳看著眼前的這些勇士又要上戰場了，於是決定創作一首軍歌來鼓舞士氣，醞釀幾天後，一首鏗鏘有力的軍歌終於寫出來了。聶耳還是把“起來，不願意做奴隸的中國人!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的口號略作修改作為開篇曲。

在歌詞的第三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沒有人懷疑這指的就是熱河抗戰，因為上海一二八抗戰爆發的時候，聶耳就在上海，甚至他看到日軍的暴行還作了一個噩夢，可是他並沒有覺得這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因為這對的上海還沒有淪陷。

對於第四句“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這是聶耳把情感升華到國家的層面上來了。當時的國民政府對日軍的侵略，從一開始就放棄抵抗，並把希望寄託在“國聯”的調停上，結果調停失敗，不打已經沒有了退路。熱河抗戰是東北軍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第一次主動的反抗，所以把它說成是最後的吼聲再準確不過了。

對於第五句歌詞“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則更是聶耳親身的體驗了。因為此前暨南公司在東北前線“西屯”拍攝的時候，攝影師李漢中中彈犧牲。隨後聶耳又決定要到前線去慰問東北義勇軍，這就不能不說他首先就是“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一首偉大的軍歌，一定要伴隨一個偉大的時代和那火熱的戰鬥生活。聶耳在熱河抗戰中，對遼寧義勇軍二軍團騎兵1團的慰問，是他創作義勇軍進行曲的源泉。

《義勇軍進行曲》創作原型部隊今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