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發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關於國慶節唱歌的通知》，規定在這一年國慶節時，除唱國歌外，以《歌唱祖國》和《全世界人民心一條》為全國普遍歌唱的基本歌曲。報紙同版刊登了這兩首歌的詞曲。《歌唱祖國》的崇高地位就此奠定並廣為人知。但這首歌的幕後，有許多故事卻鮮為人知。

中國音協尋訪詞曲作者

《歌唱祖國》發表了，全國人民都在學唱，但人們並不知道它的詞曲作者是誰。1951年國慶節前夕，天津音協主席王莘接到中國音樂家協會秘書長孫慎從北京打來的電話。孫慎問道：“有首叫《歌唱祖國》的歌曲，在群眾中廣為流傳，據說是從天津傳出來的，請你幫忙查一查這首歌是誰寫的，中央文化部急要！”王莘一聽就樂了：“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啊。老孫啊，你算是找對人了，這首歌的詞曲作者正是我！”

這首天津的歌是如何流傳到北京並為中國音協和文化部所知道的呢？

1950年9月20日，王莘將《歌唱祖國》的歌譜寄到《天津日報》，希望能趕在國慶前刊登出來。但報社認為不合適，沒有刊用，將排版校樣退還王莘。

王莘大失所望，但沒有氣餒，自己動手寫歌譜，刻蠟版，用油印機印製歌片，站到街頭，分送給大家，宣傳自己的作品。《大眾歌選》音樂編輯張恒偶然聽到《歌唱祖國》後，把詞譜取來，認真吟唱了幾遍，感到歌譜編寫得朝氣蓬勃、自豪雄壯，是一首反映中華民族英雄氣概、鼓舞人心的好歌，當即安排將《歌唱祖國》編入已經發排的《大眾歌選》第三集上。這是《歌唱祖國》第一次正式公開面世。

《歌唱祖國》的首場公演是在天津耀華中學禮堂，由音工團（天津歌舞劇院的前身）裏演唱隊的副隊長男高音王巍領唱，王莘親自指揮。當時抗美援朝戰爭剛剛打響，中國人民志願軍已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鴨綠江，奔赴朝鮮前線，所以在演唱的過程中，王巍非常激動。當他唱到“誰敢侵犯我們就叫它滅亡”時，觀眾都被這種昂揚的曲調所感染，全場沸騰了。公演結束後，王莘又帶著這首歌到了南開大學、天津紡織廠等單位演出。很快，這首歌在天津的學校、工廠裏傳開。

1951年春天，王莘自製的歌片傳到北京工人合唱團。到了夏天，北京電臺播放了北京工人合唱團的《歌唱祖國》演唱錄音。一時間，《歌唱祖國》又在北京的工廠、學校傳唱開來。

誕生于國慶狂歡中

王莘，1918年10月26日出生於江蘇省無錫市蕩口鎮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自幼喜愛音樂。1932年，他來到上海，在一家百貨公司當店員，親身感受了國家被侵略、人民被欺辱的慘痛生活。1935年爆發的反帝愛國的一二•九運動，對王莘觸動很大，他積極參加了在上海、寧波等地的抗日救亡歌詠運動。1938年，他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在魯迅文藝學院跟冼星海、呂驥等學習音樂，並參加了《黃河大合唱》的首演。冼星海離開魯藝前往蘇聯，師生離別之際，他送給一支活動鉛筆做紀念，並對王莘說：“我用這支筆寫下了《黃河大合唱》。你要畢業了，我把這支筆送給你，希望你也能用這支筆寫下一首鼓舞人心的音樂作品。”王莘謹記恩師教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創作了歌曲《晉察冀》《戰鬥生產》《選村長》《邊區兒童團》《打擊頑固分子》和《永遠跟著共產黨》等數百首歌曲，極大地鼓舞了廣大軍民的革命熱情。王莘可以說是革命隊伍培養出來的人民音樂家。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誕生，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廣場上向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萬眾歡騰，王莘在歡騰的人群中，激動得熱淚盈眶，熱血沸騰，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他仰望著高高飄揚的五星紅旗，一種音樂家的責任感油然而生：我一定要寫一首歌頌共和國的歌。

1950年9月12日，王莘到北京出差，看到天安門廣場上為慶祝國慶，工人們正在懸掛紅燈籠，少先隊員作為遊行隊伍正在彩排，歡樂的鼓聲猶如前進的號角，迎風飄揚的紅旗在指明前進的方向，人人洋溢著幸福的笑容，迸發出昂揚的鬥志。王莘深切感受到全國人民在這樣一個建設國家的新時代，奮發作為，建設新中國的豪邁，醞釀已久的情緒漸漸清晰——“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響亮；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竟然脫口而出。在從北京返回天津的火車上，王莘一直沉浸在歌詞和旋律的寫作和編排中。午夜時分，他回到天津的家中，把就要分娩的愛妻王惠芬從睡夢中叫醒：“莘呀，你不知道我難受嗎？咱們有什麼話不能明天說嘛。”“哎，你聽，你聽，你聽。”王莘唱起來，王惠芬聽著確實好，睡意全消，披衣起來，拿過王莘的詞譜，夫妻二人一起唱了起來。天亮了，王惠芬到醫院待產，1950年9月16日，王惠芬在喜悅中生下了他們的大女兒。

不久，王莘來到了自己掛職的天津音工團，找來演唱隊19歲的副隊長王巍和14歲的鋼琴手靳凱華。他說：“我寫了一首歌，你們找幾個人試唱一下，聽聽效果。”於是，他們立即找來幾位合唱隊員，按分工抄好歌譜，王莘就指揮大家唱了起來。剛剛唱了一遍，大家就喊起來：“太好了！”要知道，當時演唱隊的隊員們都是新中國建立後剛參加革命的青年小夥，親身經歷過貧窮、落後、久經戰亂的舊中國，當他們唱到“英雄的人民站起來了”，唱到“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時，一個個都激動萬分，心潮澎湃。

1951年刊發在《人民日報》上的歌詞有幾處修改。這幾處是詩人艾青修改的。他在北京讀過《歌唱祖國》的歌詞之後，覺得這是一首很好的愛國詩，於是便修改了兩處歌詞後發表在自己任副主編的《人民文學》上，一處是把原句“五千年文化輝煌燦爛”改成了“獨立自由是我們的理想”，另一處則是把原句中“我們戰勝了一切苦難，我們把敵人趕出邊疆”改成了“我們戰勝了多少苦難，才得到今天的解放”。通過這樣的修改，歌詞更加大氣磅，富有時代氣息。我們今天唱的原版歌詞就是經過詩人艾青修改過的。《歌唱祖國》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之後，艾青還特地打電話給王莘，說明了修改歌詞的用心。王莘後來見到詩人艾青，當面表達了對艾青修改歌詞的感謝。

莘後來談起這首歌時多次表示：“這首歌不是我個人寫的，是我和全國人民一起寫的！”多少年過去了，王莘已從當年一個32歲風華正茂的青年，變成了右半身癱瘓20多年、以輪椅車代步、被大家尊稱為王老的長者。當記者問他是否考慮過《歌唱祖國》這首歌的版權時，他不加思索地連連告訴記者：“我從沒考慮過這首歌的版權問題，為什麼？因為這首歌不僅屬於我個人，更屬於全體中國人，人民是它的所有者。聽到這首歌時時被人傳唱，我已經很知足了。”

歌曲及其作者在

“文化大革命”中的乖張命運

《歌唱祖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江青的關注。1968年9月22日，江青通過當時駐紮在天津支左的第六十六軍軍長和天津市負責人，通知王莘到鈞魚台國賓館來。作為“文藝旗手”的江青正在領導全國文藝界排練樣板戲，她請王莘觀看了正在排練中的現代京劇樣板戲《奇襲白虎團》。休息時，江青對王莘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聶耳、田漢創作的，田漢是叛徒、壞人，我想改國歌，你有意見沒有？”王莘說：“沒有。”接著，江青指出《歌唱祖國》歌詞中的缺點：“第一，沒有寫文化大革命；第二，沒有寫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王莘說：“1950年我確實沒有想到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時腦子比較簡單。”江青繼續說：“歌唱祖國，歌唱社會主義的祖國，還是資本主義的祖國，還是帝國主義的祖國？”這個問題提出來後，歌名便改為《歌唱社會主義祖國》。原歌詞中的“繁榮富強”和“獨立自由是我們的理想”，有人提出有“復辟資本主義”的隱射，以及歌中反復五遍的主要歌詞“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因“親愛的”一詞“涉嫌曖昧、黃色”，屬於當時的“敏感”詞彙，也進行了修改。修改後的歌詞內容添加了許多“革命”特色，諸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四舊”，“鬥批改”，等等。隨後，江青下令中央樂團合唱隊演唱、交響樂隊伴奏，並灌製成唱片，在廣播電臺播放。

1975年，江青又來到天津看戲，一見王莘，就質問：“《歌唱祖國》誰叫你改的？改得亂七八糟，我呀，現在考慮把《歌唱祖國》的詞原本改回來。”王莘說：“很好，我贊成。”

但遺憾的是，這次江青的指示並沒有落實。王莘《歌唱祖國》的原版歌詞並沒有給改回去，一直到1976年打倒“四人幫”後，1977年國慶前，《歌唱祖國》才改回原來的歌詞。

王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衝擊。“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紅衛兵把已擔任天津音樂學院副院長的王莘作為“反動學術權威”和“黑五類”揪出來批鬥、毒打，關在“牛棚”裏。恰好看“牛棚”的“革命小將”和王莘的兒子是同學，王莘才得以逃到鄉下藏了起來。“四人幫”被打倒後，王莘又被說成是“四人幫”餘黨。直到1980年，在胡耀邦的關懷下，王莘才得以重見天日。

中央領導與《歌唱祖國》

党的幾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歌唱祖國》這首歌都十分重視。

1951年10月29日，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毛澤東得知列席會議的王莘就是《歌唱祖國》的作者後，高興地拿出一套剛剛出版的《毛澤東選集》送給王莘，一邊給王莘在扉頁上簽字，一邊不停地說這首歌好。

周恩來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多次縱情高歌《歌唱祖國》。1959年9月12日，周恩來還親自簽發了中央人民政府令：在全國廣泛傳唱《歌唱祖國》。

胡耀邦也是非常喜歡《歌唱祖國》，當年王莘就是在胡耀邦的親自關心和過問下，才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上。

江澤民談起《歌唱祖國》時說：“當年留學蘇聯時一想到祖國就會自然而然地唱起《歌唱祖國》。”

李嵐清在2006年11月24日《光明日報》上撰文回憶說：“1951年，我還在上海復旦大學讀書時，參加了上海大學生歌詠比賽並獲獎，當時選唱的就是王莘創作不久的《歌唱祖國》。如今它已成為中國重大國務活動、外事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