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集中辦公，不代表中央領導不再到北戴河去，作為休養場所與避暑勝地，北戴河也並未淡出中國政治版圖，這裏仍然是夏季中國政治上最受關注的地方之一

從北戴河聯峰山西側經西海灘路前行不遠，交通警察將行人車輛攔了下來。左側的下山公路，有武警崗哨放置的路障，一輛軍牌黑色越野車緩緩開過來，駛入中直浴場。

這是8月9日下午6點10分，西海灘路靠海灘一側，每隔三五十米便有警衛，與當地公安以及武警不同，他們均身著襯衣、戴墨鏡，以端正的姿勢坐在椅子上。

《秦皇島日報》高級編輯、北戴河區文化顧問孫志升說，“從警衛的級別看得出，中央領導同志正在北戴河。”

建國之初，北戴河作為休養之地被納入中央視野。1953年秋，中央決定夏天在北戴河辦公，並成立籌備組開始在北戴河海濱療養院內修建房屋、道路和水塔，以供辦公與療養之用。此後，北戴河作為中國的“夏都”，與中共多次重大政治決策緊密關聯。

2003年7月，中央決定，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央軍委五大領導班子當年夏天不再到北戴河辦公，持續半個世紀的北戴河暑期辦公制度就此成為歷史。自此，黨和國家領導人赴北戴河暑期辦公的說法不再見諸傳媒。

取消集中辦公，不代表中央領導不再到北戴河去，作為休養場所與避暑勝地，這裏仍然是夏季中國政治上最受關注的地方之一。

夏都興起

北戴河之興，首要得益於其優良氣候條件。

戴河自北向南流淌，匯入渤海，北段為北戴河，南段為南戴河。尤其在北戴河段，這裏海岸線長達22.5公里，夏無酷暑，冬無嚴寒，每年最高氣溫超過30℃的天數，平均只有7.6天。以地理位置而言，其距離北京不到300公里。優良的氣候條件、便捷的地理位置，使北戴河成為避暑勝地。

不過，其特殊政治地位始於新中國建政之初。1948年11月，北戴河解放。中共中央組織部當時正考慮全國勝利後如何安置傷殘將士，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在西柏坡所在地平山縣有兩個招待所，一個在南莊，主要招待臨時來往人員，另一個在小米峪，主要安置傷殘將士。

1949年4月6日中組部派招待所的負責人到達海濱，在東聯峰山接收、購買100多棟別墅，組建了療養院。接著，全國工會系統也效仿蘇聯的做法，開始組織勞模到北戴河休養。

1952年，中組部療養院移交給中央辦公廳管理局，改名為中央直屬機關北戴河療養院，臨時規定中直幹部一年有一周去北戴河休養的假期。

1954年夏天，中央集體到北戴河辦公，中直療養院更名為中直幹部休養所。此前，在河東寨南買地蓋了幾幢樓房作為中直療養院的辦公和集中療養之地。而蓮蓬山南麓的別墅樓交給中南海作為中央領導的夏天辦公用房，稱作一分院。當年8月31日，王胡莊被劃歸中央幹部休養所建築範圍，王胡莊全村165戶708人被遷往鄰村。

北戴河的政治地理格局自此開始。

在休養所內部，為便於管理，新蓋的毛澤東住的樓列為1號樓，劉少奇住的兩棟原德國府別墅小樓為2、3號樓，朱德住的原吳鼎昌的樓列為4號樓，27號德國牧師樓為周恩來居住，鄧小平住的老房子是16號樓。

1960年，這裏又給毛澤東修建了95號樓，而隨著林彪的崛起，1968年為其修建了編號為96的林彪樓。

毛澤東自1965年起不再來北戴河，中央暑期辦公自然中止。到“文革”期間，中直機關許多幹部也被批鬥下放，近40所療養院幾乎停辦，直到1980年代再次恢復。

“暑辦”

上世紀50年代開始，每年進入7月，對於秦皇島和北戴河而言，為期兩個月的緊張暑期保障工作便宣告開始。

1954年11月，當時的政務院就明確北戴河休養區的使用方針是“為中央暑期辦公服務”，歲月變遷，雖然定位上出現變化，但保障中央暑期休養的主旨並未變化。

根據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官網，北戴河接待服務中心排在前兩位的重要職責是：“負責指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已退出領導崗位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和已故領導人的配偶以及國務院指定的其他領導同志暑期在北戴河休養、度假的接待服務工作。負責國務院在北戴河辦公、開會的接待服務工作。”

具體的機構設置上，北戴河接待服務中心7個處（室）中，服務一處（對外稱海濱度假村）、服務二處（對外稱東二路賓館）、接待一處（對外稱中海灘賓館）、接待二處（對外稱國海賓館）主要承擔具體的接待工作。

孫志升說，“這四大賓館都很厲害，吳儀來的時候喜歡住在東二路賓館，民主黨派負責人到北戴河主要住在中海灘賓館，中央接待專家則主要在國海賓館，至少2010年和2012年是在國海。”

地方層面，河北省設有暑期工作領導小組。相對應，秦皇島市也專設暑期工作委員會以保障暑期北戴河的各項工作。工作委員會下設辦公室，簡稱“暑辦”，專為保障工作的銜接與機動。

2013年6月28日，秦皇島市召開的暑期工作委員會全體（擴大）會議，市四套班子領導悉數到場。會議由秦皇島市市長商黎光主持，河北省委常委、秦皇島市委書記田向利在會上提出，要“確保打贏服務暑期和促進發展這場硬仗”。

公開資料顯示，暑期工作至少包括交通、食品、衛生、安全生產、環保、海洋、城管、海事、水務和應急等諸多工作。

為保障工作的銜接與機動，秦皇島市暑辦主任陳秋華甚至被安排掛職北戴河擔任區委常委，其主要職責便是“負責協調聯繫暑期有關工作”。

鄧小平治理北戴河

1979年2月4日，《人民日報》在報眼的特殊位置發表了一條消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最近決定，中央機關和軍委在北戴河的休養區將撥給旅遊部門接待外賓用，中央國家機關今後不用了。

孫志升說，“這個報道的奇特之處在於，中央做了這個決定，卻沒有正式文件。當時的中國旅行遊覽事業管理總局副局長李權中看到報道後，到中央辦公廳問有沒有文件，中央答復說沒有文件，說《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就是文件，並說這是鄧小平提出的。”

在孫志升看來，鄧小平這個提議在當時有很強的現實背景，彼時，中國為了建設借了不少外資，而借外資是要還的，因此需要考慮如何增加支付能力。鄧小平提出把北戴河休養區劃撥給旅遊部門接待外賓使用，就是出於這種考慮。

“北戴河那時候已經是著名的避暑勝地，由於很多高級幹部還沒有恢復工作，當時很多空房子沒有用場，中央便決定從北戴河開始。”孫志升說。

當年4月，旅遊總局黨組與中辦管理局、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總參謀部管理局、財政部、河北省機關事務管理局等部門討論形成“關於中央、國務院、軍委在北戴河的休養區撥給旅遊部門使用的交換問題紀要”。

“紀要”在“移交範圍”項內列出：中辦管理局北戴河管理處負責管理的供中央領導同志使用的153棟大小樓房，面積9萬餘平方米（其中包括1個禮堂和5個浴場）進行移交。原中直機關休養所的房屋（集體樓），仍由中央直屬機關使用（包括第一浴場），不列入移交範圍。原中辦管理局接收的鐵路工會療養院的房屋歸還鐵道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北戴河休養所的全部房屋及浴場（82棟樓房，面積5.3萬平方米）全部移交；總參管理局管轄的北戴河海濱6個獨立院和主大院內的1、3、5樓及附屬房共14棟進行移交。河北省機關事務管理局北戴河管理處管轄的房產116棟建築全部移交。

同時移交的還有附屬建築物、固定資產、低值易耗品和園田樹木。人員方面，中辦管理局北戴河管理處的工作人員，除留10人經營中直機關療養所外，其餘110餘人，與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北戴河休養所的10名工作人員，河北省機關事務管理局北戴河管理處的48人，全部劃歸北戴河海濱旅遊公司。

孫志升認為，“這是一項特別了不起的舉動，因為中央領導同志拿掉的是自己的利益，用來為國家創收。”

包括鄧小平本人原來的16號樓也交出了。鄧小平還特別指示，原來設在路口的警衛崗哨統統撤銷。

北戴河海濱旅遊公司1979年7月1日正式開業，到當年10月14日送走最後一批美國遊客，當年接待26個國家和地區的遊客2766人，接待國內客人2171人，公司總收入人民幣40.5萬元，其中外匯收入計人民幣28.5萬元。

未曾遠去的政治場

1980年代初，隨著平反冤案與落實政策的進行，中央很多老幹部出來工作，夏天喜歡到北戴河度假。而鄧小平自1980年後，每年夏天都到北戴河休息一段時間，但工作不能耽誤，中央與各省市區的領導人也都到北戴河，這樣一來，用房非常緊張。

1980年暑期之後，北戴河海濱旅遊公司提出把一些不用的閒房和特殊用房交還中直管理處和中央軍委。

另一方面，隨著北戴河旅遊業的發展，一些新的問題凸顯出來。

1982年11月17日，新華社在《國內動態清樣》發表《秦皇島旅遊業發展快，有些新問題需要研究解決》一文。文中提到，隨著旅遊業的發展，給這個城市帶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對旅遊缺乏統一管理，一些單位不經允許隨意建接待用房和擅自改變服務性質，這既打亂了城市的整體規劃，又給治安部門帶來了困難。文章特別提出“加強領導，統一規劃”。

此後，在胡耀邦的直接過問下，這些問題逐步得到解決。1984年，《北戴河風景區規劃大綱》經秦皇島市長辦公會討論通過。北戴河的性質和職能確定為：除了為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暑期辦公、開會和休息服務外，還應逐步把北戴河建成華北地區的海濱風景遊覽區。

1984年，中央恢復了中斷近20年的北戴河暑期辦公制度。當年暑期，鄧小平、李先念等大批中央領導人進駐北戴河。

2003年7月，中央決定五大領導班子當年夏天不再到北戴河辦公，自此以後，官方正式的暑期辦公制度被取消。但事實上，中共中央領導在北戴河的活動並未終止。一方面，中央領導同志夏季仍然到北戴河休息；另一方面，出於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