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坐專機

1978年,一篇內參稿《女籃是怎麼被攆下飛機的?》在國內一石激起千層浪。多年後,這篇內參的作者,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84歲的丁永寧告訴記者,正是從此文開始,中共中央對黨和國家領導人乘坐專機的辦法,開始了大力改革。

“你能把這個事件報告中央嗎”

1978年5月中旬,回北京新華社總社參加完國外分社會議後,丁永寧回到了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當時,新華社布加勒斯特分社和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共處一座大院裏。丁永寧正在新華社的小樓裏倒時差,幾名平素和她走得較近的使館工作人員,急急上門探訪。

“中國女籃來我們這裏轉機回國,因為機票不夠,讓她們搭乘咱們國家領導人的專機回去。沒想到,從專機上被趕了下來!”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了一個月,使館的人說起來仍然掩不住氣憤。“你能寫個稿子,把這個事情報告中央嗎?”

丁永寧感到,女口實向中央反映這起嚴重脫離群眾並在群眾中引起公憤的事件,她貴無旁貸。她決定采訪親歷者,將此事還原出來。

協調女籃坐專機

事情發生在1978年4月20日。這一天,中國民航駐羅馬尼亞辦事處查看次日班機的乘客名單,發現該航班座位全部訂滿,尚有十多人在候補的名單之中。

當時,中國民航還沒有直飛西歐的航班,60年代與蘇聯關系惡化後,與中國仍保持通航的東歐國家也所剩寥寥。因羅馬尼亞通往世界各地的航班較多,布加勒斯特便成為了中國代表團出訪歐洲、拉美、中東、非洲等地的中轉站。

北京和布力口勒斯特之間,每週有兩趟民航班機,一趟由中國運營,一趟由羅馬尼亞運營。為了給國家節省外匯,大家都首選中國民航的班機。因為一周只有一趟,飛機常常爆滿。安排不下的乘客,只能在當地等待下一班航班,大使館院內的招待所經常人滿為患,往往要花外匯去外面住旅館,而且一住就是一個星期。

恰在此時,民航辦事處收到了中國民航總局的通知:一位副總理率領的政府代表團將結束在羅馬尼亞的訪問,4月20日當晚乘坐專機回國,要他們做好專機的各項保障工作。

時年33歲,當時負責處理民航業務並全程經手女籃乘機回國具體事宜的李欣民告訴記者,當年國家大飛機少,專機都是從民航班機裏抽調的。他當時想,這架飛機能坐150人,而代表團成員也就一二十人,如果能安排一部分沒有座位的旅客搭乘專機回國,既能解決他們的燃眉之急,又能給國家節約外匯,豈不是一件兩全其美的好事?

李欣民將此想法匯報給了大使館領導。政務參贊陸濟新聽說後,立刻表示贊同,並親自和政府代表團主要成員、對外經濟聯絡部副部長魏玉明商量了,魏玉明表示同意,但建議最好不要安排散客搭乘專機,而是安排一個團體,便於安全管理。

李欣民查看手頭的乘客名單,發現正好有一個合適的團體--國家女子籃球隊。女籃是去拉美進行訪問比賽的。

李欣民找到女籃的領隊、教練,希望他們改搭專機回國,將第二天的民航班機的票讓給其他散客。對方表示服從安排。隨後,李欣民通知了專機機長,機長沒有異議,但提出應該取得羅馬尼亞航空公司的同意。這是因為,一來,過邊防的時候,邊防人員一眼可看出,原本十餘人的代表團忽然多出了20人,不好解釋;二來,原本這多出來的二十來人,是有可能乘坐下一班由羅馬尼亞運營的班機的。牽扯到了業務權的問題。

李欣民找到羅馬尼亞航空公司主管業務的副總經理,對方很友好,聽後一口答應。至此,各方面都已經協調完畢。

女籃被趕下飛機

4月20日晚,副總理率領的政府代表團在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內舉行告別宴會。與此同時,女籃的20人辦妥了一切出境手續,在候機室等侯。他們的行李全部經過了仔細檢查,由專人集中看管。

當晚8點,代表團主管禮賓的外交部禮賓司處長邵明輝匆忙趕到機場,通知女籃:為了安全,專機只能上人,不能帶行李。女籃隊員雖覺得有些麻煩,但也同意了。女籃的行李於第二天搭乘民航班機到達機場後,將會被集中放置在機場的一個地方,等侯領取。同時,女籃被告知,必須在代表團抵達機場前,提前上飛機等侯,以免對禮賓儀武造成影響。

大約在晚上9點多,女籃成員上了專機,坐在機尾。此時,距離專機起飛,僅半小時了。就在這時,代表團工作人員、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處長馬炳信和外交部禮賓司處長邵明輝匆匆趕上飛機,要求女籃立刻下機。

女籃眾人面面相覷。李欣民慌忙解釋,此事已跟代表團的魏玉明副部長協商過,使館的陸參贊也知曉並贊同。但對方堅持:“首長不同意這些人坐飛機,讓他們趕緊下去!”雙方起了爭執,李欣民堅持讓女籃留在專機上。對方也甩出了狠話:“首長的安全你們能保障嗎?女籃乘專機,首長就只好改乘班機了。”無奈之下,女籃全體下了專機。

瞭解情況寫內參

瞭解了此事的前因後果後,丁永寧覺得,稿件的核心問題在於,女籃上了飛機被趕下來,副總理本人是否知曉?事涉國家領導人,必須確認。她判斷,既然是臨時變卦,極有可能是告別宴會期間做的決定。除了政府代表團的主要成員,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和經濟參贊也參加了宴會。

但她不能冒險去找這兩位核實。丁永寧想到了另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宴會上的翻譯,時任駐羅馬尼亞使館經參處一秘。一秘私下告訴丁永寧,當晚宴會剛結束,代表團成員向副總理匯報了此事,不過他並沒有聽到副總理是如何回應的。丁永甯推斷,魏玉明雖然同意了,但負責安全的工作人員覺得不合適,於是向副總理做了匯報。至於副總理說了什麼,她至今不知。

確認了這一點後,丁永寧立刻下筆寫稿。文章中,所有人都是真名實姓,包括副總理。文章在事實調查部分的最後一段寫道:“有一點是清楚的,即代表團內部當晚在使館就這件事作了研究,副總理在場聽取了有關匯報。”為了加強可信度,她特意加上了這一句:“這是使館同志親眼看到和聽到的。”

在稿件的第二部分,丁永寧還寫了此事的影響:“現在凡副總理、副委員長,甚至個別副總長出國均是專機。這裏的群眾對此意見很大,迫切希望中央領導重視這個問題,並迅速改革這個制度,使專機的使用範圍盡量縮小到少數幾位主要領導同志。”

1978年6月,丁永寧將手寫的稿件裝訂好,交外交部信使隊帶回。因為是內參稿,不能通過一般途徑傳送。

“一篇稿子通了天”

數日後,稿件到了新華社總社國際部內參組定稿人衛廣益的辦公桌上。看完後,衛廣益立刻同內參組的幾位資深編輯研討稿子。大家一致覺得,這篇稿子應該發,但範圍要小,發“手抄件”。

衛廣益當時主管對外經貿和其他涉外問題的內參報道,印象中的這位副總理,思想開放。處世縝密、為人謙和。因此他曾考慮過,是否要隱去副總理的名字。在他看來,照常理,這也許會是秘書出面協調的事情。但他還是決定,尊重記者的勞動成果,除改了幾個錯別字外,沒做任何其他修改。

內參報道是分層級的,有的可以發到司局級,有的到部級,有的僅供政治局常委閱讀。衛廣益認為,此稿應該限於最小的範圍內。第二天,他帶著稿子和處理意見向新華社國際部值班領導做了匯報,領導看後,表示同意。

衛廣益沒有將稿件交付排印,而是找字寫得好的編輯,手抄了兩份清樣。當時國際內參每週出兩期,清樣則隨有隨發。一份清樣呈送中共中央辦公廳領導,另一份報送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

當時,中央領導人對新華社國際內參稿件的批示,都由辦案人員呈交有關領導或部門閱處,並不告知新華社,因此,衛廣益並不知道胡耀邦對此事的具體批示。後來,國際內參編輯室從中辦和外交部得知了此事的下文。外交郎給衛廣益打來電話,大贊:“一篇稿子通了天。”

衛廣益告訴記者,對方在電話中稱:第一,中央領導要求這位副總理在人大常委會上作檢討,副總理也確實很誠懇地作了檢討。第二,決定以後國家領導人只有四個人可以坐專機,包括時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和中央軍委副主席鄧小平。第四位,衛廣益不能確切回憶起。其他領導人出訪應坐民航班機。

不過,外交部也告訴他們,聽民航總局說,雖然胡耀邦做了批示,但具體執行起來並不容易。因為,涉及特權的事往往會遇到強大的阻力,習慣是很難改變的。

副總理坐民航班機出訪

1979年5月17日,國務院副總理康世恩應邀前往巴西和美國進行正式訪問。新華社派出總社高級編輯申德詒隨團采訪。

6月26日,申德詒回國,來到國際部內參組匯報情況。他告訴衛廣益,康世恩此次出訪坐的是普通班機的頭等艙,而沒有乘坐專機。而且,這是康世恩主動提出的。

衛廣益立刻要求他,寫一篇內參。當天下午,申德詒寫好了稿件。這篇題為《康世恩副總理乘坐班機出訪節約大量外匯深得好評》的稿件寫道:“康世恩副總理五月下旬和六月上旬訪問巴西和美國,乘班機票價折合人民幣共九萬三千九百多元,較乘專機大為省錢,特別是節約了大量外匯。”

稿件提到,一名新華社駐波恩記者對申德詒說:“你發消息時,應該寫副總理乘民航班機來的,這是創舉。”

衛廣益告訴記者,文章刊出後,他們收到很多部門的反饋,說效果很好。“尤其是外交部和民航部門都跟我們說,之後領導人坐班機出訪,就逐漸成了一種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