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一夥從“文革”開始就拉幫結派，禍國殃民。但江青加張春橋、姚文元還只有三個人。因此，要講“四人幫”，就必須要講王洪文。王洪文被從上海調到北京黨中央的時間是1972年9月7日，名義是學習。這本來是偉大領袖的特殊恩寵，可是王洪文這個扶不起的阿斗卻很不理解，很不情願。王洪文到京之初，沒有安排什麼具體工作，他自己給上海的同夥打電話，表示要看很多書，不習慣，也感到“很寂寞”，以致有人認為是他犯了什麼錯誤。為此，張春橋1972年11月2日在上海康平路小禮堂接見了上海工代會的一些委員時，對王洪文的鐵哥兒們作了一番解釋。他說：

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兩個月了（王秀珍9月7日走的），哦，馬上就兩個月了。我聽到有的人說他是犯了錯誤，到北京去辦學習班的……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他談了幾次，問他的歷史，提出各種問題，聽他的觀點，這樣幫助、教育他……中央考慮要培養同志，調一些年輕同志到中央參加工作一段時間，然後回原來的單位。這次參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動，第一名就是他。

張春橋的這番話，大體上是可信的。就是說，王洪文是被毛澤東考慮作為接班人而調進北京培養的。林彪叛黨外逃機毀人亡後，毛澤東失去了九大黨章明文規定的“接班人”。本來按照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黨的領導人是由党的全國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中央委員會民主選舉產生的。這樣也就不存在誰接誰的班的問題。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個人崇拜盛行的情況下，卻發生了領袖個人指定自己接班人的事，這是很不正常的。正如鄧小平所說，“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但是很遺憾，毛澤東不信任黨的七大和八大選舉的接班人劉少奇，自己選擇了接班人林彪，卻選擇錯了。

不過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並沒有改變這種錯誤做法，仍是自己選擇接班人。只是在具體辦法上有所改變，就是多考慮幾個對象。在調王洪文到北京之前的一年已從湖南調華國鋒到了北京。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之後，197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王洪文、華國鋒、吳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並參加工作。三人之中，王洪文名列首位，又最年輕（1934年生）。而華國鋒是1921年生；吳德是1913年生。年齡上王洪文有很大優勢。名義上雖然還有點含糊——只是“列席”，但是作為接班人培養的意圖已經是很清楚的了。

更能體現毛澤東意圖的是讓王洪文參加黨的十大的籌備工作，擔任黨章修改小組負責人，而老資格的有很高威望的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卻成了王洪文的副手。這樣一種排列和組成方式，是毛澤東親自確定的。同時，也決定了由王洪文向黨的十大作修改黨章的報告。大家都知道，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上屆中央委員會作報告，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它代表著相當高的黨內地位。

七大作修改黨章報告的是劉少奇，八大作修改黨章報告的是鄧小平，都是久經考驗的有威望的老革命家。九大沒有人作修改黨章的報告，只分組審議黨章的修改草案。而十大，這個光榮的任務卻落在王洪文這樣的人肩上，這既令很多人感到出乎意料，感到驚奇，也充分領受到毛澤東又一次選定自己接班人的意圖。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於毛澤東的這個決定，黨的中央政治局和代表大會都是接受了的，從而給了這個個人選擇以合法的外衣。

党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73年8月下旬在北京舉行。在這次代表大會的主席團名單上，列首位的是毛澤東，第二位是周恩來，第三位便是王洪文，他排在康生、葉劍英之前，張春橋擔任了大會秘書長。而在第一次全體會議的主席臺上，在居中的毛澤東兩側，一邊是周恩來，一邊是王洪文。於是，王洪文成了國內外矚目的人物，被某些新聞媒介稱為“正在上升的耀眼的星”。

據說，在代表大會的小組討論，還是有些代表不顧政治高壓，勇敢地對王洪文提出反對意見。如提出安亭臥軌攔車、破壞鐵路交通能算“革命行動”嗎？在上海組織二十多萬人搞大武鬥，用暴力“踏平聯司”合適嗎？這樣的造反司令能當党最高領袖的接班人嗎？但是，在那種領袖一言重過九鼎的氛圍下，加上上海同夥的極力辯護讚頌，王洪文還是順利地進入了黨的中央委員會。並在黨的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名列周恩來之後，成為名正言順的黨內第三號人物。

江青等人極力利用黨的十大的機會，把一大批造反派拉進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包括文化部的於會泳、體委的莊則棟、上海的周宏寶、福建的陳佳忠、天津的王淑珍、山東的楊坡蘭、河南的盧忠陽、安徽的吳從樹等都成為中共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其中，有的還是剛剛突擊入黨的新黨員，比如朱克家。朱克家本是上海到雲南插隊的知識青年，被封為“反潮流”的典型。他本不是黨員，姚文元得知後說：“這樣的人不入黨，什麼樣的人才能入黨？”一句話朱克家就在1973年4月被突擊入黨。在四個月後召開的黨的十大上，又被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這樣就擴大了“四人幫”的勢力。

王洪文進入中央政治局之後，立即與已經成為常委的張春橋，委員江青、姚文元四個人結成一種關係極不正常的小幫派。他們互相勾結，串通一氣，統一口徑，互相聲援，在黨的最高領導機構中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

例如，1974年初有人寫信給江青，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問題。當時，毛澤東是中央軍委主席，葉劍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軍隊的工作。按照黨內工作的慣例，應該把信轉送給毛澤東或葉劍英。可是江青卻把信轉給了並不分管軍隊工作的王洪文和張春橋。並且說“如果真像來信者所說那樣，總參問題就太大了，要放火燒荒才好”。張春橋表示同意江青的意見：“是要燒一燒。”王洪文也立即圈閱，表示同意。於是，他們就派人去解放軍總參謀部去“放火燒荒”。

又如，一封來自江西省革命委員會的群眾來信送到王洪文手裏，信中對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和汪東興提了一些意見。按照慣例，這樣的信應首先送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可是，王洪文卻把它送給了江青。王洪文批示：“請江青同志閱。我意這封信不印發了，也不傳閱了。是否妥當請江青同志閱示。”而當時只是政治局委員的江青，卻坦然地接受了副主席的“請示”，並對涉及副主席和委員的來信，擅自批示“建議傳春橋、文元同志”。王洪文當即照辦。可以不送中央主席，不送常委，也不在政治局內傳閱，但卻一定要給自己的同夥知道。這種違反組織原則的做法，不是恰恰表明了四個人之間的關係極不正常嗎？

十屆一中全會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是21名，候補委員4名，共25名。從人數上說，“四人幫”並不是多數。但委員中有些年事已高的老同志如朱德、劉伯承、董必武等，已不能過問許多事情；許世友、韋國清、陳錫聯（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後是李德生）在外地擔任負責工作，大部分時間不在北京；有些委員剛從地方上破格進入中央領導機構，水平不高，經驗不多，在政治風浪中常常隨風倒，有意無意地支持了江青一夥，如陳永貴、吳桂賢等。這樣一來，一個副主席，一個常委，兩個委員結成的幫派，加上身為中央副主席的康生的支持，就具有了興風作浪的巨大能量。

特別是在江青利用特殊身份獲得毛澤東支持的情況下，就更加顯得氣勢洶洶，權勢熏天。不但一般黨員幹部對他們無可奈何，甚至周恩來、葉劍英等身居高位的老革命家，對他們一時也難以有效扼制。因此，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這的確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對中國的政局和前途發生廣泛影響和嚴重危害的大事。

不過，物極必反。在黨的十大後，“四人幫”的勢力發展達到頂點。隨著權力的增大，他們的野心也急劇膨脹，開始為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而猖狂活動。這樣一來，也就為他們自己的徹底滅亡準備了條件。

（金春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