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人伙食標准比照部長級待遇

1956年，社會主義社會改造完成之際，毛澤東發表了對“宣統皇帝和康澤、胡風和饒漱石”這樣的反革命“一個不殺”的講話，改造取代了明確的刑罰，成為戰犯們的出路。他們得以解脫於有“斬監候”之嫌的各地戰犯管理所，集中到北京功德林監獄，又在數年後遷入新落成的秦城。

這次“喬遷”，主體是國內戰爭中失利的國民黨戰犯如黃維、杜聿明、沈醉、文強等，“自己人”如胡風、潘漢年、饒漱石等附帶受益。先前的階級敵人、戰場上的生死對手，在這個特殊地點同領囚糧，消泯了階級仇恨和勝敗榮辱。

在1960年困難時期，搬人秦城的胡風和潘漢年，每天可以得到一杯牛奶。參與審判“四人幫”的法官王文正回憶，秦城的設施和條件，“遠遠超過當時中國普通人家的居室”。根據秦城管教幹部何殿奎的回憶，最高級的204監區每間監房約20多平方米，鋪有地毯，設沙發床。犯人伙食標准比照部長級待遇，菜肴裏包括魚翅、海參，配發檸檬茶和方糖等。享受這一待遇的犯人共15人，包括饒漱石、潘漢年等。

這種優待甚至引起了某種義憤。胡風出獄後聊起伙食，說有時看守會在肉上放一撮泥或一個死蟲子，妻子梅志告訴他，外面是困難時期，“給你送飯的人當然有情緒!”

戰犯是享受優待的主體。伙食之外，戰犯們行動亦較為自由，可以在上監區行走，如遇勞動，還可到監獄外活動。勞動改造也是象徵性的編帽圈之類。對于胡風、潘漢年這樣的“自家犯人”，則無緣自由活動和集體學習，但尚無虐待情形。

“文革”的到來改變了一切

到了“文革”期間，監獄實行軍管，原來的幹部和看守人員全部下放幹校，對被關押的所謂“叛徒”“特務”“反黨分子”，實行批鬥式管理。溫情由此轉化為嚴酷，械具和耳光虐待、伙食克扣、放風洗浴取消和重體力勞動，讓囚犯們體會到高牆內外“史無前例”的威力。

劉仁進入秦城時，江青交代要關死為止。劉仁死去之前，已經精神分裂、大小便失禁。衛生部前副部長傅連，因吃不下黴變的窩頭被斷食，活活餓死。陸定一夫人嚴慰冰，身居6平方米斗室，被反銬40多天。

1967年，彭真被送人自己批示修建的秦城監獄，妻子張潔清也一併入獄。負責修建秦城監獄的北京市副市長、公安局長馮基平，在“文革”中住進秦城囚室後，留下了一句卡夫卡武的名言:“如果知道自己會進來，當時一定把它修建得好一些。”

“文革”中，江青的秘書閻長貴也被關入秦城監獄。他發現，這和他想像中的監獄完全不同。

單獨囚禁，沒有獄友。牆壁極厚，聽不到鄰舍的一點聲音。和外界的聯系，只有一個打開隨即關閉的送飯口以及牆壁高處的一個小氣窗，氣窗裏只能看見天空。沒有書報，沒有紙筆，沒有放風。在“文革”後期可以放風的日子裏，是在一個格子裏單人放風，來去的路上也看不見任何人影。

看守從不與犯人講話。他們只用代號稱呼犯人，如果與犯人聊天，他立即會被關禁閉。

一切的佈置，是有意將犯人與人世完全隔離，切斷所有的感覺來源。

提審是閻長貴的享受，他極力配合地延長自己的供述，以便和其他人一起待上更多時間。因為渴望與人說話，金敬邁故意扔鞋底砸壞燈泡，把前來訓話的監管幹部反鎖在自己的牢房裏，對孤獨的恐懼勝過了獄規懲罰。而直到1972年後允許子女探望，彭真夫婦才從兒女口中知道對方同在秦城的消息。

林彪事件後，秦城的氣氛開始松動。1972年7月，原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的妻子劉淑清探視丈夫後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丈夫遭受虐待，毛澤東對此批示為“法西斯式審查”，要求一律廢除。此後秦城的囚犯們重新得到了吃飽和睡好的待遇，逐漸重回“模範監獄”的正軌。

十年之中，秦城先後關押了新中國的兩位第一夫人、3位書記處書記暨國務院副總理、4位“文革”中的中央政治局常委、560多名各級領導幹部。

歷史性的換位

1976年秋天，慕名來中國參加革命卻得罪江青、作為特務被投入獄中的美國人李敦白，在聽見毛澤東逝世的哀樂後不久，發現中央文革的名字從報紙上消失。此後不久，又聽見有個女人在附近尖叫哭泣，聲音很熟悉:“噢，毛主席!我會永遠對你忠心不二!”

他認定這是江青。容納她和9名同案犯的，正是平反出獄的“走資派”們空出的監舍。1978年12月22日，王光美獲釋。兩位前“第一夫人”，上演了歷史性的換位。

1991年5月13日，保外就醫的江青，在一張當天的《人民日報》頭版位置潦草寫下十個字:“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天”——25年前的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江青被任命為文革領導小組負責人。翌日淩晨3時30分，一名護士發現她結手帕為環，自縊於衛生間。

此時，吳法憲、邱會作已刑滿離開，張春橋尚在一言不發中度過囚禁歲月，姚文元將在數年後迎來出獄，王洪文則將在一年後病逝。“文革”這一灰色的破折號，被這些主人公的秦城歲月拉長，延伸到了一個迴異的時代。此後，貪腐官員群體，成為這裏的主角，陳希同、陳良宇等政治局委員級別的高官，則成為這個群體的代表。

落馬高宮的共同歸宿

上世紀90年代開頭的一天，一位紅色後代因為態度好，在秦城中調換到了一間位置較好的監房。她在監房牆壁上意外發現了一幅炭筆的裸體女人圖案。

尷尬的管理者透露，監房的先來者是“四人幫”成員王洪文。這位紅色後代回憶，監管人員常進入監房，與其拉家常，只是不涉及案情。

監獄衛生所裏的女護士美麗而溫柔，技術熟練。除了孤獨，這所監獄似乎成了她記憶中意外的溫情之所。女看管對她說:“你現在關在這裏，以後卻可能是科學家或部長。”

到新世紀開端，秦城成為落馬高官的共同歸宿，按級別給予的生活優待，也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下來。

但這裏同樣也是成克傑注射死刑之地，和高官們避之不及之所。在被處決前的一次與檢察官的對話中，成克傑說，“這幾天我聽著監獄窗外布穀鳥的鳴叫，想起了我遠在廣西深山的故鄉。”當欲望隨權位幻象一起消弭，貪官們在這座依山傍水的監獄中，獲得某種人性的複歸。

走出秦城的人們，用各種回憶錄刻畫著那口“歷史的保險櫃”的內情。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是，這些當事入和外界的芸芸眾生一樣，對這座著名監獄的具體方位語焉不詳。秦城監獄的準確方位，在多數生活在北京的人心中也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