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與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所達成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確定了國共兩黨和兩岸當局必須完成的五項工作任務：一、促進盡速恢復兩岸談判，共謀兩岸人民福祉；二、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三、促進兩岸經濟全面交流，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四、促進協商臺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五、建立黨對黨定期溝通平臺。

當時，由於台灣地區是由拒絕承認一個中國原則，而其黨綱仍然堅持「台獨」內容的民進黨掌政，因而上述五項工作任務，只有其中的第五項「建立黨對黨定期溝通平臺」可以進行，每年都定期舉辦「國共論壇」，及國共兩黨領袖進行會晤。其餘四項，則無法進行。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主張一個中國的國民黨重新奪回台灣地區的執政權，並由馬英九執掌，為全面貫徹落實五項工作任務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和組織條件。但是，馬英九為了要做「全民總統」，想把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所獲得的五百多萬選票也盡括囊中，因而走了一條與傳統國民黨、尤其是經國民黨主席確認的五項工作任務並不完全相同的路線，不但是在「陸委會」主委人選上，討好民進黨和李登輝，而且還推行了一條「只經不政」的海峽兩會協商路線。因此，五項工作任務，只能是完成屬於經濟範疇的第一項「促進盡速恢復兩岸談判，共謀兩岸人民福祉」，第三項的「促進兩岸經濟發展交流，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而一直拒絕進行屬於政治範疇的第二項「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第四項「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

因此，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就出現了不平衡的狀況，「只經不政」的結果，就是使經濟協議未能獲得充分的政治保障。盡管兩岸簽署了十九項協議，達成兩項共識，與此同時大陸向台灣「讓利」，但馬英九卻無法也不可能將之運用到經濟運行上來，因而無法實現自己在「總統」競選過程中作出的各種經濟及民生承諾，使自己的民意支持度由盛轉衰，最後陷入只有個位數的低谷。而且，還出現了「逆反」的情況，那就是本來台灣各行業發展大有益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由於宣導不足，而遭到善於見縫插針的民進黨的曲解，令到部份本來也支持兩岸交流的民眾產生誤解，民進黨更是「食住條水」，在「立法院」搞了個違反慣例的「逐條審查，逐條表決」，多次霸佔主席臺，而致無法開議；即使是有利於台灣人民福祉的「兩岸互設辦事處」議題，民進黨也諸多阻撓，硬要將只是適用於國際關係的《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的內容強塞進去。因此，兩岸協商就遇到了「小瓶頸」，「ECFA」的各項後續議協議，都無法繼續洽簽。當然，這個狀態，更是成為兩岸協商無法進入政治範疇的「大瓶頸」。

這種情況，就如政治經濟學上的原理之一，在經濟基礎有了張足發展之後，倘若上層建築未能隨之適應調整，就將會妨礙經濟基礎的繼續發展一樣，在兩岸經貿關係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倘若未能隨之進行政治範疇的調整適應，兩岸經濟發展就必然會遇到障礙，陷於停頓。

對此，許多有識之士都看不下去，提出必須進行兩岸政治對話。但馬英九仍然擔心得罪民進黨，而不願意踏出這重要的一步。於是，台灣的學術界朋友們，就提出了以「民間政治對話推動」的方法，率先在臺北舉辦了「臺北會談」，邀請大陸學者進行兩岸民間政治對話。此舉獲得國台辦高度重視，孫亞夫副主任親自參與，與藍綠學者甚至是政界朋友進行直接論政。

隨後，各種民間政治對話論壇都持續進行，甚至還在香港舉辦專場的紅綠民間政治對話，大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態。但卻較為零碎分散，也是缺乏權威高度。也正在此時，嚴酷的事實已經證明，馬英九的「全民總統夢」只是單相情願的虛夢，得不到民進黨支持者的響應，反而失焦，使其民意支持度跌至最低點；而一場「九月政爭」，更是在國民黨內流失部份黨員的支持。

此時，馬英九似有所憣悟，因而開始思考與大陸領導人會面，及進行政治對話的議題。當然，他的出發點，並沒有到為兩岸人民謀福祉那樣高度的思想境界，而只是為自己救亡。一方面，希望能藉此建立「歷史定位」，以抵銷自己在任五年來的「無能」等負面評價，並從困境中擺脫出來；另一方面，深知過去「全民總統夢」夢碎，其執政滿意度也已跌至無可再低，何況他的「總統」任期已經過半，也已不再存在「影響連任」的問題。反正是已經無所顧忌，那就不如登陸訪問，與大陸領導人會面，或許還有生機，民意支持度會從穀底反彈的可能。

北京似是看準了這個難得的機會，因勢利導地同步採取了多項構施，希望能將之化為現實。比如，在同意代表馬英九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人選換人的同時，也同意由「陸委會」出面與國台辦直接溝通商談「習蕭會」的安排程序，並同意省為非經貿官員的王鬱琦參與「習蕭會」，及與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互稱官銜。而在此前，同意澳門特首崔世安與王鬱琦會面並互稱官銜，以為「張王會」並互稱官銜進行試探和鋪墊。

另一方面，在「習蕭會」中，發動與論攻勢，向馬英九施加壓力。習近平在與蕭萬長見面時，強調「著眼長遠，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直搗馬英九偏安及卸責的核心。而馬英九也似是有所觸動，在「雙十慶典」大會上，隆而重之地以「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為主軸，提述包括「習蕭APEC會」，及張志軍與王鬱琦互稱官銜在內的兩岸關係一系列成果，強調「當前兩岸應該不斷地透過溝通協商來增加彼此的政治互信」，暗示將會與大陸進行政治對話。盡管受制於台灣的政治生態而沒有明說，但大家一看就明。

就在此適當的時刻，兩岸適當地舉行了較高層次的民間政治對話。這個由全國台灣研究會與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等十四家民間團體和諧學術機構聯合主辦的「兩岸和平論壇」，成為兩岸紅藍綠「大咖」全面及多層次參與民間盛會，在此作出的結論，應可供兩岸領導人參考，對馬英九最終決定與大陸進行政治對話將會起到重要「推力」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發起這次「兩岸和平論壇」的二十一世紀基金會董事長高育仁，是朱立倫的岳父。此一舉動，也有助於朱立倫未來的政治發展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