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博彩業從業人員接二連三地進行遊行，反對本來只不過是一個虛假命題的「莊荷外僱」，其直接源頭有兩個。其一是就在網上盛傳有博企聘請三百名外勞出任監場主任，而此「謠言」鬧得沸沸揚揚之際，金沙集團總裁兼營運總裁列文卻在拉斯維加斯「博彩投資論壇」上發表言論表示，面對未來幾年賭桌大增，莊荷嚴重不足的困局，澳門特區政府應重新考慮莊荷職位是否只容許本地居民擔任，否則將會使澳門博彩業發展面臨「瓶頸」的狀況。其二是在澳門各界正為列文的歪論感到震驚及憂慮之際，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馮家超卻火上澆油，在一個公開場所指出，除了澳門之外，沒有一個博彩業城市規定最前線及最低層的莊荷職位須留予本地人就業，他認為當時澳門政府只是權宜做法，長遠而言並不理想。若政府開放莊荷外僱，他認為可容許輸入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莊荷外僱，這與過往每年博彩從業員流動性的比率相若，相信不會影響居民的失業率或就業情況，反而可提升本地人的競爭力及服務水平；亦使部分博企在人力資源上可彈性處理。
這兩個談話內容，都並非是澳門特區政府的政策。但由於前者所任職的集團曾有過其老闆下令搜集特區政府高管的黑材料，以便於在向特區政府申請批地和批出外僱名額時施加壓力的劣跡，因而擔心列文的歪論，會「出口轉內銷」地反饋會澳門，作為「金沙中國」挾持特區政府逼其就範的「利器」，使得特區政府被迫批准其輸入外僱從事莊荷工作的申請；而後者則是其學術成果受到特區政府在制定和調整博彩業政策時的重視；因而就使得莊荷們極為擔心，兩人的論述將會成為特區政府的政策。再加上曾參與第五屆立法會選舉而落敗人士的推波助瀾，並趁勢而為，充分利用互聯網及電話簡訊等現代化通訊聯絡工具，進行遊行的組織動員，因而就成功地舉辦了兩次較為大型的示威遊行。
列文的講話，折射了東西文化背景的不同，也反映了「金沙中國」在業務擴充後的實際需要，但完全沒有考慮到作為中國人的莊荷的感受。而馮家超是中國人，也在澳門從事多年的博彩業研究，在「同文同種同聲氣」之下，不可能不知道澳門莊荷極為擔心輸入外勞的心態，但仍卻要在互聯網上已經進行「反外勞莊荷」遊行，其中一項訴求就是針對列文較早前的講話的情況下，仍然發表「莊荷必須外僱」的談話，並將之細化為百分之三到五，真是具體而細緻，當然令到莊荷們的懮慮更為嚴重。因而在「有心人」組織發動遊行的過程中，猶如添澆上了關鍵的一桶「汽油」。馮家超此舉，如果不是「一心只讀聖賢書，兩耳不聞窗外事」，或「只顧埋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的單純學術主義的話，那就是受到網民們所質疑的被博企收買後「為博企講話」的「學術尋租」式的「學術腐敗」。
「學術尋租」是比「權力尋租」危害更廣的腐敗。「學術尋租」是指在某一行業領域的權威人士以自己的學術為籌碼，謀求獲取自身經濟利益的一種非生產性活動。它把學術商品化，去參與商品交換和市場競爭，謀取金錢和物質利益。某些「知識精英」與利益集團相勾結，成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並因此也成為暴富一族。例如，一些經濟學家利用各種手段斂財，其魔術般的致富與斂財速度超過了任何壟斷企業，因為他們是靠權力和不對稱信息致富[，他們所謂的學術研究不僅沒有公共知識分子應有的獨立批判精神和對社會公正的終極關懷，而是赤裸裸地利用自己在公開媒體的話語權優勢，為利益集團聲嘶力竭進行辯護，有時甚至到了枉顧社會公正和無視法律的地步。他們在各類媒體、各種場合，不擇手段地謀取話語主導權，反復鼓吹各種似是而非的歪論。這些貌似或以公共知識分子自居的知識分子距離社會公眾太遠，不僅很難得到社會公眾的認可，而且往往成為社會公眾鄙視的對象。
實際上，目前在內地，這種「學術尋租」現象已經越來越嚴重，一些自認為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學者，喜歡對政治時局或社會生活發表意見，以獲取個人利益，但卻因此而引發社會性的恐慌，以至是不滿政府的心理，甚至還引發社會騷亂。最近的一個例子，是一位很出名的「公共知識分子」，竟然說全國絕大多數的自來水都含有避孕藥，因而引發城市居民的恐慌，及對政府計劃生育政策的強烈不滿。後來真相終被揭穿，原來他是在收受某企業的酬金後，以此方式來為該企業生產的自來水濾水器作「置入式行銷」。這就是典型的「學術尋租」式的學術腐敗。
而本澳「博彩學術權威」的「允許莊荷引入外僱論」，同樣也引發博彩業工人的恐慌，因而紛紛湧上街頭遊行。其中十月十日的一次，因為是非假日，而且也正是在下班放學時間，而引發大塞車，許多人延遲了一個小時才能返回家中。當然，此時也正是賭場交接班時間，因而也令部份莊荷返工遲到，部分莊荷遊行導致另一部分莊荷返工遲到，這也可說是充滿了諷刺意味。因此，互聯網上一片罵聲，並質問馮家超是否收取了博企的「好處」，才為博企尋租，也有一些貼文聲言要發起「驅馮」運動。而在遊行隊伍中，也有人打出了「反馮」的標語牌。
二零零九年四月四日，本欄以《經濟學者應實事求是不要為利益集團代言》為題分析指出，社會上有過耳傳，謂某美資博企以各式利益「收買」了某些經濟學者，利用他們的學術地位為自己的利益說話。也有人指出，明明是前幾年澳門的樓價已超越了樓價與工薪收入比例的正常數值，但仍有「經濟學者」以各種「理由」為虛熱的樓價大力造勢。明明是門檻不高的「置業移民」政策，扯高了中下價二手樓宇的樓價，直接損害了本澳一大批既不符合購買或入住經濟房屋、社會房屋資格，但又無能力購買豪宅，而又必須「細屋換大屋」的中產階層或中等收入的市民的購樓權益，以致形成社會不安穩的隱懮，但仍有「經濟學者」起勁地催促政府恢復實行「置業移民」政策。
而且，一些「博彩研究學家」對澳門博彩業的現況和發展前景，作了偏離事實的判斷和預測。在金沙集團決定停止「威尼斯人」第五、六期工程時，又不顧金沙集團此舉主要是由於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失敗，導致金融機構損手爛腳，金沙集團借貸無著，及金沙集團擴張過速，而導致資金鏈斷裂，但「威尼斯人」及「金沙」的賭場和酒店生意並未受大的影響的事實，而當起美國人的「應聲蟲」，大喊甚麼「威斯利人」第五、六期工程停工是因為內地收緊「個人遊」簽注而致。簡直是為虎作倀，見錢眼開，只顧個人利益而不顧國家政策。
現在看來，當時的分析也真的是不幸言中了。雖然到目前為止，我們尚無法證實馮家超的言論是否被博企收買的「學術尋租」，但其所引發的負面作用卻是極為明顯的。即使不是「學術尋租」，也是在不適當的時候說了不恰當的話，而為這幾場遊行添澆汽油。總之，經濟學首先應是實證的科學，經濟學者首先要堅守的是實事求是的精神，而不應自覺或不自覺地為哪個利益集團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