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廣州市市長陳建華因稱每天“批10到15斤文件”，引發輿論強烈關注。

10到15斤檔，到底有多少？一張普通A4紙重約4.366克，15斤紙為1700餘張。以每個檔5到lo頁計算，也就是說，陳建華每天至少要翻閱114到340個左右的文件。按照正規公文格式，每頁字數在500字左右，那他每天可能要瀏覽57萬到80萬左右的字，也即，大概2天到3天就通讀了一遍5卷本的《毛澤東選集》。這確實是件需要毅力的事情，更何況這還不是陳建華每天的主要工作。作為一個地區的領導，書記、市長很忙。但他們有多忙？在忙什麼？ 今年4月份開始，安徽省滁州市要求，從市委常委，到各縣區、市直單位班子成員，都要按時序記述月度工作大事，精確到每一天的上午、下午、晚上各時間段，並“曬”到官網上去。從記錄可窺領導有多忙，亦可從一個地方一窺全國。

書記、市長有多忙？

批閱檔確實不是書記、市長的主要工作。滁州市委書記江山在3到6月工作大事記中，明確記載為批閱檔的，只有7次。除了3次是工作日之外，其餘均在週末。滁州市長張祥安4個月的記錄顯示，其集中批閱檔的時間段只有4次，全部在週末。當然這都是集中批閱檔的時間，他們零星處理文件的時間並不計算在內。

作為黨政一把手，2人4個月幾乎是從頭忙到尾，除了4天沒有記錄之外，其餘全部在工作。以6月為例，江山、張祥安2人除12號沒有記錄之外，其餘時間全部有工作安排。這些工作安排大致可以分為:主持或者出席會議、招商引資、會見各類客人、陪同領導或者客人考察、拜會上級部門或大型國企、下去調研、與幹部談話、聽取下屬匯報工作。對于江山而言，主持或者出席會議、陪同領導或者客人考察、招商引資三項工作幾乎上了他三分之二的時間。

1個月內，江山出席了12個會議，從安徽省人大十二屆二次會議到滁州市委常委會，從資政會到美好鄉村建設工作現場會，各種會議都有。相較文件而言，會議能更直觀地傳達領導的意圖，乃至情緒，效率也更高，成了傳達、貫徹、落實工作的重要方武。此外，他陪同8批省以上或者其他地市的調研、考察團；出外招商引資3次，7天；2天內拜會了10個上級部門或大型國企，有近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外。

與市委書記江山不同，主持或者出席會議、會見各類客人、陪同領導或者客人三項工作佔用了張祥安最多時間。1個月內，他參加了13個會議，陪同了11批領導調研，會見17批客人。其中，最多一天會見了3批客人。這樣的工作狀態似乎可以解釋為，由於經濟發展壓力，書記、市長將更多精力放在了對外、對上的聯系溝通上，對內，就只能採取“最有效”的工作方式－－開會。作為安徽緊鄰長三角的城市，上世紀90年代初滁州經濟發展一度位居安徽前列，當時有著“合(肥)老大、滁(州)老二”的說法，但後來滁州被蕪湖、馬鞍山等紛紛趕超。

這種壓力下，“5+2”、“白加黑”成為當地號召的工作伏態。書記、市長週末與晚上，又在忙什麼？縱觀江山、張祥安4個月週末工作記錄，並無特別之處，但調研一般都安排在週末等假期。晚上安排最多的則是會議與會見。

誰比誰更忙？

地級市與縣一直是行政區劃中兩個比較糾結的層級。市委書記與縣委書記，工作狀態有區別嗎？有，至少縣委書記還是可以度個假。6月端午小長假，江山在調研時，定遠縣委書記鄭斌則沒有具體的工作安排，工作大事記為空白。縣處於基層，工作更具體，縣委書記其實更忙些。鄭斌曾在一上午出席了3個會議並講話，一天內陪同領導到9個地方調研考察。

此外兩個崗位的工作幾乎沒有差別，對外招商引資、對內會議傳達佈置工作仍然是重頭戲。同一層級領導中，有每天都有工作記錄者，也有一個月只記錄了寥寥幾筆者，“權力越大;責任越大”這句話最能闡釋工作繁忙度。黨政一把手都很忙，幾乎都是“5+2”、“白加黑”的工作；其次是常委、副市長，滁州市一名副市長－天內，接待了1批考察團，現場辦公1次，還出席了5個會議，行程可以說滿負荷；人大副主任、政協副主席相對工作強度較小，基本上是參加會議與調研。定遠縣領導六月份工作大事記中，最簡單的是副縣長劉泳。因為是掛職副縣長，整個6月，他只記錄了一件事，檢查2011年度江淮分水嶺示範片建設情況。分別在8號、15號、27號到縣內不同鄉鎮檢查此項工作。

忙好，還是不忙好？

領導忙好，還是不忙好？陳建華披露自己每天“批10到15斤檔”後，輿論之間，先是體恤的，說他“勤政”，說他“負責”，憐惜他畢竟不是鐵人，天天如此怎麼扛得住？繼而則是反思，一個市長，為什麼要“日批15斤檔”？聯系到李克強總理不久前講的一件事情－－“我看到一個調查，企業新上一個項目，要經過27個部門、50多個環節，時間長達10個月。”上一個項目，就要27個部門點頭，誰都要“批”，誰都要伸出手來，政府怎能不做“千手觀音”，所以一個市長，才要“日批15斤公文”。

不管忙與不忙，需要重新界定的顯然是“勤政”內涵。滁州市38名領導6月份只接訪2次，幾乎是所有工作中最少的。有趣的是，3月份，滁州一名副市長為勸回上訪者，在北京呆了19天。“勤政”顯然需要重新界定政府的職能，理清權力的邊界，避免“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的現狀，改變習慣的思維方式和行動模式。可這何其難。

同樣是廣州，6月消防安全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眾多部門一把手讓下屬“替會”，副市長謝曉丹發現後十分惱火，點名讓到會的副處長給該局“一哥”捎話。此後，這些局領導的工作大事，怕只能以上為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