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由辯護律師的觀察和接觸，人們得以探究落馬官員的人性弱點與反腐體系之制度困惑，以期為未來之廉政再造提供某種借鑒

隨著劉志軍、李春城、劉鐵男等一批副部級以上高官落馬，越來越多的“老虎”被揪出，人們看到了權力腐敗的制度弊病，同時看到的還有貪腐背後的信仰缺失。

從位高權重到階下囚，落馬高官在短時間內經受著各自最大的煎熬。痛定之後，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開始自省，曾經在各種場合信誓旦旦要為之奮鬥的理想不再，是他們拋棄了治國理政的舞臺還是被舞臺所棄？

他們身陷囹圄之痛苦、焦慮、苦悶，或許還有後悔。但由於處於羈押狀態，自由受到限制，限於法律規定，在判決之前的很長時間，除了辦案人員，落馬官員只能見到辯護律師。律師成了他們精神的寄託，傾訴的對象。

為此，《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採訪了包括錢列陽、許蘭亭、楊礦生、韓嘉毅、高子程、張青松等在內的多名曾為高官辯護的刑辯律師，試圖通過他們的近距離觀察和接觸，探究落馬官員的人性弱點與反腐體系之制度困惑，以期為未來之廉政再造提供某種借鑒。

心理落差是第一道關

落馬後，案件是這些官員們首先要應對的大事，但面對案情，他們的態度卻有著天壤之別。

有些官員精神頹喪，從一開始就拒絕律師介入，認為辯護無用。比如原黑龍江綏化市市委書記馬德自己不找律師，不知道律師在案件中能發揮什麼作用。即便後來請了律師，也比較沉默，對律師沒什麼要求。

這樣的情況並不少見，在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案中就是如此。2012年12月6日，北京市檢察院指定第二分院對劉志軍進行審查起訴次日，檢察官便告知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但劉志軍主動放棄了這一法定權利。

隨後，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為其指定北京市天達律師事務所錢列陽擔任辯護律師。2013年春節之前的第一次會見並不愉快。

“我們見面之後，我跟他介紹自己，告訴他受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為他擔任辯護人。”錢列陽這樣回憶。劉志軍的答復則是，“審查起訴意見都對，我完全簽字。”

很顯然，劉志軍對律師採取了不配合的態度，而這種狀況，在此後幾次會見有了較深的交流之後才得以改變。

抵觸律師，很大程度上源于心理上的前後落差。曾為原雲南省省長李嘉廷辯護的律師韓嘉毅說，“在位和落馬顯然是天上地下，這些落馬官員剛開始轉變艱難，心理承受能力受不了，很痛苦，面子上要強，與外界基礎有一種自我保護，比如會見的時候很緊張，心情非常不好，不過幾個月下來就不一樣了。”

《中國新聞週刊》獲知，在眾多的官員貪腐案件中，家屬為被告人請律師這種情況會好一些，被告人基本上能接受。而類似劉志軍案這類由司法機關指定辯護的情況，指定辯護的原因就是被告人放棄辯護。

不過，對於多數被告人來說，他們並非天然抵觸律師，隨著律師介入後作用的顯現，很多落馬官員都會選擇配合。原交通部副部長鄭光迪在辯護之初，甚至拒絕會見律師。

鄭光迪的辯護律師，北京市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高子程對《中國新聞週刊》說，“一開始，她相信組織，放棄辯護。後來她愛人做了工作，會見兩三次之後，感覺到請律師是必要的，轉而配合律師的辯護。”

事實上，因為被告人的配合，高子程調取了一份關鍵證據。檢方指控鄭光迪受賄金額中，犯罪事實大部分發生在鄭擔任中國交通企業管理協會會長期間。高子程調取的《中國交通企業管理協會章程》表明，協會會長經選舉產生，理論上協會會員均可擔任會長，這意味著會長並非國家工作人員，不構成受賄罪。這個辯護意見被法院採納。

這個過程，實際上是落馬官員在失去自由之後，改善自己境況努力的表現。曾為多位副部級以上高官辯護的北京市君永律師事務所律師許蘭亭透露，心理落差是第一道關，有些被告人剛開始對律師不太相信，言語不多。在多次會見建立起信任關係之後，才開始談案情。

“老鼠愛上貓”？

相比之下，部分高官在落馬之後會產生一系列心理應激反應。某大型央企老總唐某，出身顯赫，從小在機關大院成長，聲稱自己和高層領導都認識，自己的落馬不過是公司的內部鬥爭。在它看來辯護沒有用，不把法律當回事，甚至還對辯護律師開玩笑，“出來後我來看你”。

在辯護律師看來，這種情況有其必然性。很多官員對落馬後的情況已經有所預料，便可能放棄努力。另一方面，長時間羈押與外界隔絕，交流機會難得，除去法律上的幫助，律師還能帶來外界的信息，包括滿足平等交流的需要。

和很多落馬官員不再在意被指控何種犯罪不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原副行長于大路對於自己的犯罪行為並不否認，但在羈押期間卻十分在意自己的“聲譽”。當聽到有人說他的官是買來的時候，便十分生氣和較真。他認為自己的職位都是通過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勤奮得到的，並沒有買官賣官，他將這樣的說法稱之為侮辱。

基於辯護的本能，還是有很大一部分落馬官員積極為自己辯護。比如原鐵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達，被控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對此何洪達反應比較激烈，他認為金額沒有那麼大。

圍繞犯罪事實的指控和辯護，常出現各種各樣的情況。最離奇的是，在這個過程中，甚至還有“老鼠愛上貓”的情況。

北京市海澱區一位廳局級官員落馬後，在律師會見過程中，正好碰上檢察院一位預審員迎面走來，兩人熱烈擁抱，像是故交重逢，預審員甚至還說，“好久不見，想你了。”

在那起案件中，由於主要的犯罪事實都是犯罪嫌疑人自己主動交待，對犯罪事實方面進行辯護就很難。

錢列陽至今說起那個案例仍然感到很吃驚。“預審員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審訊，目的是要指控他，雙方事實上處於一種對立的狀態，就像貓和老鼠一樣，實踐中，主動坦白的案例有，但和預審員成朋友的，這麼多年來，我只看到這一起。”

交代，還是不交代？

說起主動交代，杭州市原副市長許邁永比較典型。在審判最後陳述時，許邁永自己說，2009年4月13日被“雙規”後，經紀委辦案領導談話、講政策，他從4月28日起，開始陸續徹底交代問題。

兩年前的7月份，許邁永的親人和朋友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稱，許非常聰明，記憶力極好。這種才能顯然也在交代問題時顯露出來，在浙江省紀委對其實施雙規的八個多月中，許邁永寫了2000多頁紙的主動交代材料和3萬多字的悔過書。其“全面、徹底、透徹”地交代了所有違紀違法問題。放在別人賬戶上的資金、房產、股票，包括貴重物品，也全部作了如實交代。

出於自保和立功的考慮，在羈押期間，許邁永的生活還包括向紀檢、檢察部門提供其他人犯罪的線索，有檢舉立功行為。

不過情勢並未如其所願，一審法院寧波市中院對這些許邁永奉為救命稻草的行為並未採納。法院認為，“起訴指控的許邁永貪汙、濫用職權及部分受賄事實，許邁永是在有關部門已掌握相關線索的情況下交代的，不具有自首情節。”

此外，“雖然許邁永在有關部門不掌握的情況下交代了部分受賄事實，但鑒於其在庭審中推翻原有罪供述，拒不認罪，故不足對其從輕處罰。”

極為典型的當屬一心求死的中國證券界死刑第一人楊彥明。在楊任職中國長城信託投資公司北京證券交易營業部總經理職務期間，貪汙、挪用巨額資金，卻至死不交代資金下落，成為一樁懸案。

更願意談“人生”

相比案情，很多落馬高官更願意談人生。

某省省委副書記落馬後，律師會見時，被告人不願意談案子，稱其對起訴書的指控都認可。不過，辯護律師許蘭亭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位昔日高官卻主動和自己談怎樣教育孩子，言語之中，掩飾不住對親人的思念。每次見面，這些話題也能夠聊上一兩個小時。

該高官的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後，其兒子和侄子到北京為其請許蘭亭擔任辯護律師，會見結束後，許蘭亭也如實將他的觀點轉告其子女。

同樣，原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在與律師簽了委託書之後，也不願意多談案件，更願意聊聊天。

錢列陽發現，“他所代理的案件中，很多高管受過很好的教育，但沒有時間、更沒有興趣去學習法律，也沒有找一個法律專業人士做顧問，對於什麼地方可能觸犯法律毫無心理準備。”

江蘇某副省級高官落馬後曾深刻反思，他本人學問做得不錯，卻在官場上折戟沉沙。談及人生前途時，他和錢列陽說，“如果不走仕途，到高校做學者會好很多。”

因與律師談人生而改變原來抵制辯護的案例也不少見。會見律師之初，劉志軍的態度是“不談高鐵，不談法律”。辯護律師錢列陽說，劉志軍認為高鐵很讓他傷心，除了法律和高鐵不談，其他什麼都可以談。

當然，這些與律師的交流也讓他知道了一個新詞——“中國夢”，甚至在後來的庭審陳述中，他後悔自己不能為“中國夢”做出貢獻。

高官的“親情”

在落馬高官中，很大一部分是受累於親情。事實上，親情在落馬高官的內心大多分量很重。上述江蘇省副省級高官，兒子身體不好，也沒有工作，由兒媳常年在家照顧，兒媳也因此沒有工作，後來一個房地產公司老闆為其兒媳提供了一個掛名的工作，不用去上班，但領了一筆數額不小的工資，這成為他落馬後檢方指控的犯罪事實之一。

這位官員剛開始並不認罪，認為這是兒女的事情，自己一分錢也沒要，也因此始終不認罪。錢列陽說，“我跟他說，只有高官的兒媳才能做到這一點，不然誰會給你提供一份不上班還能拿不少工資的工作呢？他有通情達理的一點，意識到這一點，他就承認了。”

另一位天津的副省級官員落馬也是因為同樣的原因。這位官員僅有一女，在美國留學，為了給女兒解決住房問題，便接受他人為其女在美國所購的住房。被立案調查後，這位官員將責任都攬到自己的身上，特別是對孩子的責任都攬起來。而最終心理防線被突破，也是因為對其女兒採取協助調查。

一旦失去自由，官員們最掛念的往往也是自己的親人。前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見到律師高子程之後，剛開始以為是檢察院提審，非常不耐煩。當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