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在過去和現在已經證明，而且在未來還要證明，中國共產黨是（孫中山）革命三民主義最忠誠、最徹底的實踐者”——毛澤東

“（孫中山）帶了一幅約六英尺見方的大地圖，當他把它攤在地板上時，我看到了一個令人信服的證據：他不僅是個狂人，而且簡直是一個瘋子他不因地形上的重重阻礙而氣餒，只是握著畫筆，在地圖上盡可能地用鐵路線填滿各個省區和屬地（包括蒙古）”

1912年8月的一天，來自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的27歲的威廉•亨瑞•端納，看著眼前即將出任全國鐵路督辦的孫中山首次披露自己的宏偉造路計劃。這位8個多月前目擊並完整報道了辛亥革命的西方記者，作為孫中山的私人顧問為中華民國起草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但此時的端納，卻為這個龐大的計劃所震驚。

事實上，這僅僅才開始。此後的六年裏，儘管經歷了“二次革命”、護國運動和護法運動的失敗，孫中山一直沒有放棄實業建國的構想。1918年6月26日，護法運動失敗後的孫中山寓居上海法租界莫裏哀路29號即現在的香山路7號，此後直至1920年11月下旬，在兩年半內，他抽出相當精力專門制定規模宏大的建國計劃，並最終形成了《建國方略》一書。

書中他提出，修建10萬英里的鐵路，以五大鐵路系統把中國的沿海、內地和邊疆連接起來；修建遍佈全國的公路網，修建 100萬英里的公路；開鑿、整修全國的水道和運河，大力發展內河交通和水力、電力事業；在中國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個“如紐約港”那樣的世界水平的大海港

近一個世紀過去了，後來又作為蔣介石夫婦私人顧問參與調解“西安事變”的端納，可能永遠想不到，正是那些與國民黨剛剛血戰九年卻在事變中力促張、楊二將軍釋蔣的共產黨人，最終一個接一個地實現了中山先生的偉大夢想——鐵路進藏、三峽水庫、利用外資、快速崛起《建國方略》的遠見，漸成今日之現實。

比如，《建國方略》最早提出以北方、東方和南方三個世界級大港為中心，將中國沿海地區劃分為三個經濟發達區域，同時開發，協調發展。現在，孫中山所設想的三個區域已經形成了三個龐大的港口群。經過近30年的對外開放，中國逐步形成了環渤海經濟區、長江三角洲經濟區和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其經濟合作模式、對外功能與特點，和孫中山80多年前的構想十分吻合。

接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採訪時，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奎松感慨地說：“孫中山早年一直被稱為‘孫大炮’，以當年人們的眼光，孫中山的許多言論設想確有其不可想像之處。然而，站在當今中國發展的水平上，再來看孫中山當年的那些‘大炮’，尤其是概括了孫中山對未來中國建設理想設計的這部《建國方略》，我們或許應該為孫中山的諸多遠見而嘆服。”

百年大方略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異軍突起的深圳、珠海和廣州等南方城市，讓仍然處在計劃經濟下的上海備感壓力，後者的經濟增長水平甚至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2。為了擺脫困境，中央指導上海市研究下一步發展，其間形成了東進浦東、南下杭州灣和北上寶山的三個方案。

當時，每個方案提出者都有各自的理由，意見一度膠著。上海市社會科學院部門經濟研究所所長楊建文向本刊記者回憶，作為東進意見的代表，時任副所長的陳敏之，在主持國家“六五”計劃課題《上海經濟發展戰略研究》時，“帶領我們重點參考了《建國方略》就上海建設東方大港和開發浦東的規劃思想。”

在圖書館第一次看到《建國方略》的那一刻，楊建文記憶猶新，“這本書從全局考慮的思路對我們影響很大，具有很大的視野和氣度。它討論的是全國的問題，我們要根據這個思路考慮上海的問題，從全國、全球的角度考慮上海的發展，不然只能是解決短期具體的問題。”參考了《建國方略》的東進方案最終得到了中央的支持。至今，楊建文一直認為，“上海的發展沒有走彎路，《建國方略》的參照、指導起了作用。”

《建國方略》是孫中山於1917年至1920年期間所著的三本書——《孫文學說》《實業計劃》《民權初步》的合稱。其中，1917年完稿的《民權初步》事關“社會建設”，1918年底完稿的《孫文學說》事關國民“心理建設”，1919年2月完稿的《實業計劃》則是一份全面快速進行經濟建設的宏偉綱領，為中華民族復興提出了發展中國經濟的遠景規劃。

其中，用力最甚、遠識如炬者為《實業計劃》。這部十余萬字的宏篇，最初用英文寫成。1919年3月始，孫中山的堅定支持者喬治•布朗士•雷，也即李亞，將其以《前任中華民國總統撰：中國的國際發展，幫助戰後工業再調整所設計的計劃》為題，連載在自己主編的《遠東時報》上。這份美國在華主要報刊是一份關於遠東金融、實業問題的月刊，深受美國政府及金融界重視。《實業計劃》發表後，美國公使保羅•芮恩施頗為注意，將全文剪下來寄給美國國務院。

《實業計劃》由六大計劃共33個部分組成。在這個龐大的總體構思中，發展交通和通訊是孫中山關注的重點，他甚至具體提出修建青藏鐵路、川藏鐵路以及三峽大壩等當前中國已經建成或準備興建的世紀工程。關於發展經濟和實業的所有制問題，主張實行個人經營與國家經營並行不悖、相輔相成的混合經濟體制。

這部百年方略，集合了當時社會精英的思想精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告訴本刊記者，《建國方略》其實並非孫中山一人所作，無論是思想提供者還是親自撰文者，其後是一個人才濟濟的群體在支持。

據本刊記者對史料的初步搜集，包括章太炎、廖仲愷、朱執信、戴季陶、馬君武、林雲陔、陳友仁、胡漢民、汪兆銘、吳稚暉、胡適、蔡元培，以及外國人端納、李亞和喬治•索克思等，都對《建國方略》有或多或少的貢獻。其中，畢業于東京法政大學、主攻經濟學的朱執信，和出生於西印度群島的英國執業律師陳友仁，是協助孫中山撰寫《建國方略》的主力。

也因此，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任陳東林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嘆服道，“今天我們讀到《建國方略》，實在要驚歎孫中山的遠見卓識，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比較全面、系統、準確的經濟發展現代化藍圖。對比此後中國所走過的經濟發展和強國之路，竟與孫中山所勾畫的宏偉藍圖，不謀而合。”

貧弱致“空想”

端納之所以認為孫中山“瘋了”，“不是因他在地圖上畫線，因為只要有錢和充裕的時間，他所畫的每一條鐵路線，哪怕更多，都可建成。而是因為，他竟天真地認為，畫了這些鐵路線，外國資本家就會給他足夠的錢，在五至十年內把這些鐵路全部建成！”

其實，孫中山並非一味空想。他之所以在1919年初的兩月間用英文撰就《實業計劃》，主要是想借當時巴黎和會之機遊說諸列強首腦。正是基於這一思路，孫中山的《實業計劃》英文原名就叫“國際共同開發中國計劃”。

孫中山在《實業計劃》篇首上寫得很清楚，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故首當謀各交戰國之再造，次則恢復其繁華與安適”，但這兩項事業以每日耗費6000萬美元計算，只能容納戰時巨大生產力的一半，還有每年將近219億美元的生產能力需要出路。

“如當整理戰後工業之際，無處可容此一年二百一十九萬萬之貿易，則其工業必停，而投於是之資乃等於虛擲，其結果不惟有損此諸生產國之經濟狀況，即於世界所失亦已多矣所幸中國天然財源極富，如能有相當開發，則可成為世中無盡藏之市場；即使不能全消費此一年二百一十九萬萬之戰爭生產剩餘，亦必能消費其大半無疑。”

因此，“予今陳一策，可使中國開一新市場，既以銷其自產之貨，又能銷外國所產，兩不相妨如使上述規劃果能逐漸舉行，則中國不特可為各國餘貨消納之地，實可為吸收經濟之大洋海，凡諸工業國其資本有餘者，中國能盡數吸收之而參與此開發之役者，亦必獲超越尋常之利益，可無疑也。”

這些並非沒有吸引力的構想，遭到西方列強和資本家的冷遇和拒絕。保羅•芮恩施在《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中對此說得很清楚：民國肇建時，美國對華政策的中心，一是幫助袁世凱的北京政府掌權，二是阻止日本在中國過度擴張權益，根本無意為中國內政承擔無謂的政治風險以及虛耗成本。

陳東林認為，“客觀地說，孫中山的實業計劃內容，是經過他組織科學人員做過初步考察的，雖然還存在許多忽略工程技術、資金條件的空想，但從中國自然和經濟地理上來說，已是一個基本吻合國情的建設藍圖，態度是科學的。”

比如，為了說明水利交通的重要，孫中山親自繪製了一幅上海至吳淞的水陸交通地圖。同時，他在《實業計劃》序言中說，“此書為實業計劃之大方針，為國家經濟之大政策而已。至其實之細密計劃，必當再經一度專門名家之調查，科學實驗之審定，可從事。故所舉之計劃，當有種種之變更改良，讀者幸毋以此書為一成不易之論，庶乎可。”

在陳東林看來，關鍵的問題其實並不在是否空想，“當時中國國力和經濟基礎非常窮弱，內憂外患雲集，戰爭連綿不斷，決定了孫中山的實業計劃只能是一個帶有濃郁空想色彩的大國夢幻。西方資本也並不如孫中山的一廂情願來商業開發，而是附帶著許多政治條件，不肯受他的節制，更不能為孫中山的‘社會主義’目標服務。”

事實上，像中國這樣一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落後大國，完全靠外部力量來實現現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孫中山晚年回顧自己寄託列強的計劃，也感慨地說，“像這樣專靠別人，不靠自己，不是望天打卦嗎？”《實業計劃》結果，正如他的詩句“魂夢忽驚征馬中”，給後人留下的，既有海市蜃樓的希望，更有無盡的嗟歎。

在那個動盪的年代，施行《實業計劃》的難度可想而知。以孫中山開發三峽水電資源設想為例，1932年，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派人查勘後提出報告，計劃在西陵峽內黃陵廟和葛洲壩修建兩座電站，但一拖就是十幾年。1944年，美國專家潘綏向國民政府提交報告，建議由美國貸款9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