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知青大返城始末

“西雙版納大罷工”

1978年11月,0日,在雲南邊陲一個地圖上無法找到的小地方“橄欖壩”,一個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正腆著沉重的大肚子,艱難地行走在山間小路上。

徐玲先最大的想法是趕緊走到醫院把孩子生出來。實際上,那間只能遮風擋雨、條件簡陋的舊房子根本算不上“醫院”,正如那個當過部隊炊事員、被選拔進“紅醫班”深造三個月的成醫生也很難算是“醫生”一樣。

成醫生並沒有對孕婦的到來感到緊張,但整整一個下午過去,胎兒並沒有要出世的跡象。醫生和患者同樣需要吃飯和休息。於是成醫生在一連看過三次手錶後,決定回家吃晚飯。他吩咐家屬大嫂暫時照看產婦。

不幸的事就此發生:產婦出現橫位難產症狀。此時,已外出兩個多小時的成醫生仍未回來,產房裏只有家屬大嫂一個人。不久,令所有產科醫生色變的子宮大出血猝然出現。當晚9時45分,女知青停止呼吸。母子雙亡。後來人們在距場部不遠的一間小伙房找到那個爛醉如泥的成醫生。

怒火互相傳染,迅速擴散的敵對情緒使農場領導深感不安。當天下午,醫院藉口天氣炎熱屍體不宜久留,試圖將屍體轉移掩埋,被知青阻攔。差不多一周後,農場保衛郎奉命強行處理屍體,隨即與知青發生摩擦。

怒火終於從農場擴散開來。兩天后,出現在雲南景洪街頭的請願隊伍打破了小城的寧靜。數以千計的男女知青從四面八方湧進城來。盡管當地政府事先佈置大批民兵和軍警嚴陣以待,但大隊知青還是勢不可擋地湧進市區,並且沿著馬路浩浩蕩蕩朝著州委和政府駐地進發。

這便是上山下鄉運動歷史上著名的“西雙版納大罷工”。

在與地方領導談判破裂後,知青們開始買火車票前往北京請願。經歷數月波折,當局責令涉事知青所在的雲南、四川和上海三地開會解決問題,並決定按“六條意見”辦事,其中包括“願意走的知青就讓他們走,盡量多做工作,希望能多留下來一些”,但同時規定“已婚知青(即使雙方都是知青的也一樣)都不准走”。可惜,知青們回家的願望強烈,致使5天內就有3000對夫妻提出離婚。

知情的回城潮

3000對夫妻,6000個知識青年,背後還站著至少12000位家屬。但相比於1968至1980年間“上山下鄉”的大約一千七百萬知識青年而言,這三串數字加起來也只是滄海一粟。

1977年整整一年,在中央和地方報刊上,有關下鄉運動的文章突然變少了。中央高層在繼續執行下鄉運動的政策上確實存在分歧。當時政府機關裏相傳一句新流行語:“國家花了七十億,買了四個不滿意”。最先講出這句話的是李先念,他稱“青年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

1977年底,當時的“知青辦公室”在一份內部簡報上透露,根據全國範圍的調查,在13個省市自治區下鄉青年生活不能自給的比例超過50%,在雲南、貴州、四川、福建及甘肅等地則高達70~80%。

彼時,一部分知青已經在參加剛剛恢復的高考,即將迎來人生轉折,但更多的人仍在困境中。在下鄉運動發起差不多十年後,當年的中學生知青們開始面臨婚姻和住房間題,但財政預算上的投資少得完全不值二提。

事實上,雲南知青“鬧事”並非個例。自1978年底起,幾乎全國的知青都在公開表達對下鄉運動的抵制。

痛悔的“道具”

除去示威者,決策部門還得跟家長(特別是幹部)的抵制行動抗爭。報刊經常揭露一些官員(包括那些剛被平反的)把自己的子女“一個屍個全都弄回大城市,弄回自己身邊”。同樣需要面對的是鄉下及農村幹部的抵制。

在為數不多的應對措施裏,當局的做法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重新樹立“農村勞動光榮”的正面形象。但這些模範後來大多對自己的經歷進行過反思。大連知青王冬梅就是一例。1974年,她說服100多位青年和她一起去到偏僻的大草原安家落戶,並當選為模範。但後來,她明白自己不過是個“道具”。別人都說“無悔青春”,她卻說“痛悔萬分”。

長達41天的知青會議

到1978年,所有的領導人都意識到下鄉運動的政策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但不同的聲音仍然存在,以致他們花了41天的時間才開完“第二屆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

這次會議形成的檔成為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轉折。會議提出:還要堅持上山下鄉,是為了條件成熟時不再上山下鄉。

其實,與1977年相比,1978年“困退”及“病退”回城的人數增加了兩倍。同年春天,公安部發出的一個通知更方便了戶口轉換。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郊的一個區,182名天津知青經過體檢,結果178名有病,得到准許返城。有些地方(比如內蒙古),當地政府本來就很想甩掉知青這一包袱,所以執行政策時特別寬松。

1980年,某些省市開始宣佈結束下鄉運動:8月初,湖北省作出決定,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應該把知青安置在城鎮;10月底,長春市宣佈所有的中學畢業生今後都可以留在城裏。11月,陝西成為首個公開宣佈結束知青下鄉的省份。所有畢業生都應該可以在城裏找到工作。第二天,北京市政府宣佈,從翌年夏天開始不再“強制”知青下鄉,只提倡“自願”下鄉。

(潘鳴嘯 鄧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