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局昨日公佈興業大廈一千五百四十四個一房一廳經濟房屋單位臨時名單。曾經被一些「意見領袖」指責為「滯銷」、「無人問津」的一廳一房經濟房屋單位，竟然是「搶手貨」，房屋局收到了一萬五千零三十一份申請表格，而且有一萬二千一百九十八份申請符合資格而獲得接納，佔百分之八十點五。這一萬二千多分符合資格的表格，如折算為具體的自然人，約佔全澳正式居民人口的百分之二左右。倘是以有兩人以上的「家團」折算，比例就將更高。即使是以政府宣佈的「百分之八十居民擁有自住物業」標準計算，也佔餘下的二十個百分點中的頗高比例。

這一現象，與當初有一些「意見領袖」猛烈抨擊政府「計劃不週」，「配置失當」，「所建一房一廳單位元遠超實際需要，變成資源浪費」相比，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就顯示，即使是積極反映民意的「意見領袖」，不管是建制派，還是「民主派」，都未必能精準地掌握實際情況，往往將自己的一己之意，當作是「主流民意」。

實際上，所謂「主流民意」，往往嗓門很大，聲勢很猛，但「來來去去」就是那麼幾個人，全靠聲大作勢，並不能代表大多數居民的意志。這從不久前第五屆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就可得出嗓門大、動作大，不等於是吸票能力也大的結論，也證實了筆者在此前作出的「叫好不叫座」的預測。另一方面，在澳門電台「澳門講場」上，雖然每日都充滿了激烈憤慨的聲音，但仔細辨聽，就是那麼幾個常客；而與其觀點不同者，卻因種種原因而未有主動致電「開講」。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些人口講「民主」，其實其思維和行為並不民主。既忘記了民主就是多元包容，允許並尊重各種不同意見充份發表；也違背了「澳門講場」的宗旨「不同的觀點互相尊重，不同的意見互相交流」，及伏爾泰的名言「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而是一聽到不同意見，就暴跳如雷地抨擊。即使是在傳統印刷媒體，也已出現了這種「輿論暴力」。這些人，就像內地一幀政治漫畫所畫，「民主」少了「一點」，就變成了「民王」。既然惹不起，那就躲起來吧。當然，更是不屑與這些「輿論流氓」為伍。

回頭說到興業大廈一廳一房單位的熱銷情況，在其中的獲接納名單者中，約有六成為二十至二十九歲的年青人。這就凸顯了兩個問題：

其一、不能再以過去的老眼光來看問題。在前些時的青年人上街遊行中，其中一個訴求是「上樓難」。當時曾有聲音批評他們「急功近利」，一畢業出來工作就希望能「上樓」，不要忘記其父母輩當年是住間板房，工作了相當長時間才能湊足首期上樓。傳統當然不能忘記，「忘記過去就是背叛」，但不能因循守舊。否則，社會和經濟如何發展繁榮，如何體現澳門回歸的好處？歷史發展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總不能再住間板房吧？習近平在接任總書記時的「就職宣言」（中外記者見面會）上的其中一項承諾，就是讓全國人民生活得更美好。而年青人希望有自己的一個安樂小窩，就是在目前的環境條件下，「生活得更美好」的要件之一。因此，年青人反映「上樓難」，是合情合理的訴求，特區政府應予正視及重視。

其實，亦即是興業大廈的一廳一房單位熱銷，也不能以此為滿足。正如上述，這還只是在目前的環境條件下的權宜選擇，有點「有好過冇」、「被迫接受」的意況。但他們就快就要結婚、生子，或是希望能有自己的書房，希望能有舒適一些的居住環境，至少是一廳二房。而且，他們希望能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個人收入和家庭成員的增加，居住條件也能隨之「升呢」，但由於受到經濟房屋申請條件及轉讓年限的限制，已不可能申請更高規格的經濟房屋單位。因此，及早籌謀「澳人澳地」計劃，應當擺在特區政府的議事日程上。

其二、以一廳一房經濟房屋有一萬五千多份申請的數據為依據，所謂「百分之八十居民有自置物業」的結論，顯然不夠科學，也不夠準確，很明顯是把那些依附於家長、與家人同住，但卻極為盼望能有自置物業的青年人，也當作是「擁有自置物業者」計算了進去。然而，隨著會生活的發展趨向，年青人大多個性獨立，他們希望都能有自己的小窩，不要與家人同住。因此，今後作類以調查統計時，也應與時俱進，不要拘抳於傳統的理論及規則。

實際上，如果政府在規劃經濟房屋計劃時，能多配置一些一廳二房或以上的單位，而且也能與時俱進地放寬申請的條件，或許這一萬五千多份申請表格，不一定是申請一廳一房的單位。因此，政府在規劃「後萬九公屋」計劃時，應當充分注意到此一動態趨勢。

公屋政策是特區政府的一項德政，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元素。今後還要繼續堅持下去，直到所有符合條件的居民，都能得到安置，使他們不再大嘆「居大不易」。

但更應注意到一個新趨勢、新現象，就是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也隨著政府人才戰略和培訓計劃的實施，更是隨著澳門居民的收入水準逐漸提高，並有不少人向上流動，成為中產、專業或管理階層，另一種「上樓難」的壓力也就隨之而來。一方面，他們失去了申請經濟房屋或社會房屋的資格；另一方面，他們也希望能隨著自己的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的提高，住上更舒適的樓宇單位。

但是，目前的高樓價，卻令他們無法享受「居住正義」。因此，政府應當採取「兩條腿走路」方針，在「後萬九公屋」計劃啟動之後，必須設法解決專業及中產、管理等新階層，以及近年入職的中低級公務員的居住問題。在必須尊重自由市場規律之下，「澳人澳地」就是一個雖然並非十全十美，但卻是還可接受，及可以妥適解決這個問題的選擇。

我們欣喜地看到，在特首崔世安二零一四年的施政報告的「住屋保障」部分內容，有「進一步建設長效機制，在制度和資源協調的基礎上，促進公屋與私人房屋市場均衡發展，全力落實『居有其所，安居樂業』的施政目標」，及「積極探討『澳人澳地』新型房屋供應模式，將在明年完成有關的專項研究和開展公開諮詢」的表述，並將之列入「四大民生長效機制」。這充分表明特區政府是已經注意到居民們的呼聲，並已著手滿足大家的合理要求的。

總之，套句孫中山先生的話，就是居住革命尚未成功，特區政府仍需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