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潛伏在廉政公署的人物，經常通過內部監控機密通信，有傾向地選擇一些案件，在重要時刻向媒體“爆料”，影響調查方向。最近以來，廉政公署高調審查的一些案件無不具有強烈的政治動機，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廉政公署前專員湯顯明案、梁振英團隊的麥齊光案。

原“政治部”人員被安插到廉署

從廉政公署的成立來看，有人說它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准諜報組織。最早的創始人姬達（Jack Cater）出身於英國皇家空軍，他在廉署的左右手都是英國軍情局間諜，這在當年便是公開的秘密。

在廉政公署成立前，港英政府就有一個納入警隊架構的反間諜部門——政治部。該機構成立於1934年，1946年納入皇家香港警察編制，人數由最初的200人擴大至上世紀80年代的1200人。這個部門名義上屬於警務處，實際運作卻獨立於警隊，直接受命於英國軍情五處，並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保持密切聯繫。該部在處理前蘇聯、朝鮮及中國大陸所謂“間諜案”時，往往直接向美國特工彙報情況，甚至按美國的要求收集情報。

資料顯示，政治部在上世紀50年代的主要任務是搜集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共產黨國家的情報，嚴密防範和偵察共產黨、國民黨在香港的活動。政治部直接參與的反間諜案包括曾昭科間諜案、萊特事件、葛量洪案等。

為防止香港內部的政治情報流向大陸，警惕“中共對香港人員的策反”，“政治部”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規定，凡到大陸旅遊或探親的香港公務員，除向警務處請假外，還必須到“政治部”備案。如未經過此一手續，將後患無窮。

1995年，政治部在香港回歸前兩年被神秘解散。政治部解散前，所有機密資料被運回英國處理。與此同時，港英當局將原政治部人員安插到香港政府各部門和公共機構，其中不少人進入了廉署。在原政治部特工的操控下，回歸前夕，廉署曾積極配合港英當局當時的政策，在幕後協助末代港督彭定康做了許多壞事，成為港英當局抗拒平穩過渡、打壓愛國愛港人士的政治工具。

按照香港《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原則，除了原先英籍的廉政專員外，其餘1300多名廉署人員幾乎是原班人馬直接過渡進入特區政府。目前，該署中上層負責人基本上是在回歸前進入廉署的，其真實身份以及政治傾向如何，大都難以調查清楚。

與此同時，一批政治部的骨幹早在幾年前就秘密轉移至海外進行培訓，並於1997年後隨著移民回流香港。他們有的躋身香港政府部門，有的潛入香港保安、商貿機構，進行秘密情報搜集。

事實上，英國人離開香港後，留下的不僅僅是經過政治部訓練的人員。早在回歸之後，就有傳聞，香港中環的原駐港英軍總部威爾斯親王大廈，回歸後由解放軍駐港部隊接收。大廈內部裝修時，赫然發現建築內部很多隱蔽之處都被裝上了非常先進的竊聽器。

廉政專員電話也被監聽

廉政公署在香港是最特別的機構之一，稱得上是香港權力最大、工作性質最為特殊的執法機構，其最高負責人廉政專員直接對特區行政長官負責。但就是這個負責人，竟然有人可以探知其通訊秘密和隱私。

去年，香港某些媒體爆出所謂“可靠消息”：廉署2012年2月27日決定調查時任特首曾蔭權。翌日（28日），中聯辦某部門負責人曾致電廉署，邀約時任廉政專員的湯顯明。

這些媒體試圖將曾蔭權、湯顯明、中聯辦串在一起潑以髒水，目的非常明確，但其報道卻沒有任何實質內容。問題在於廉政專員跟人通電話，外界如何得知？究竟是廉政專員的電話被人竊聽，還是廉政專員相信了不該相信的人？

香港回歸以來，廉政專員雖然是廉署的最高領導，但似乎一直未能完全駕馭這個機構。今年初被曝光“請客超出開支上限”的前專員湯顯明，擔任廉政專員長達5年。但正是他，2011年3月18日上午還與香港練馬師簡炳墀一起打高爾夫球，下午簡就因涉嫌賄選而被廉署拘捕。事後，湯顯明也陷入尷尬的境地。據稱，他在廉署開會時責問下屬為什麼不提前告知，讓廉署最高領導人和一個即將被廉署逮捕的疑犯在一起打球，但有關人員虛言敷衍，最終不了了之。

2012年梁振英就任行政長官後，廉署也在“梁振英團隊”中扮演微妙角色。剛擔任發展局局長12天的麥齊光，被人揭發涉嫌28年前詐騙政府租金津貼而宣佈辭職，麥齊光成為新一屆港府首位涉貪下臺的局長，也是香港回歸以來“最短命”局長。在麥齊光事件中，廉署“閃電式”調查與拘捕麥齊光，根本沒有向梁報告，只是在拘捕半小時前通知了梁振英，令梁措手不及。政務司長林鄭月娥也因不瞭解案情而在此之前為麥政治擔保，造成極大被動。

有媒體報道，一些廉署人員私下表示，麥齊光案另有政治目的。麥早已退休，而他任職港府期間政績良好，屢獲晉升，經歷5次嚴格品格審查完全無問題。但一旦林鄭月娥請他出山，再度加盟政府，甫上任就被“爆料”說幾十年前任職政府時租房有問題。由於港英時期的警察政治部（SpeciaiBranch）對政府內部高官的資料全部掌握，而回歸前已將這些秘密資料全部帶回倫敦，這就像一顆顆定時炸彈，一旦需要，就可以向傳媒報料，精准“引爆”。事實上，不排除類似情況今後還會出現。

被隱形人掌控的廉政公署

香港回歸後，出於種種考慮，中方及特區政府未對廉署進行適當清理，因而未能實際掌握這把“最鋒利的刀子”。

首先是監查廉署運作的多個委員會的負責人大多由傳統親英人士擔任。如審查貪污舉報咨詢委員會擁有監察廉署正在調查重要案件的大權，其現任主席施祖祥，以前曾任末代港督彭定康的私人秘書，其政治傾向和與英方的密切程度可見一斑。此外，該委員會還包括了香港中電集團總裁包立賢、史樂夫等外籍人士，由他們來決定廉署是否結束某個案件的調查大權，這顯然十分不妥。

香港回歸後，廉政專員屬中央任命主要官員，但受外部勢力操控的廉署實權人物，利用中方的克制與忍讓，回歸之後依然沒有調整其政治立場，沒有按照廉署成立時的初衷，集中打擊和防止政府公務員及公營機構人員的腐敗行為，反而將刀鋒主要指向私人機構的所謂“貪污行為”，甚至有意無意地採取了雙重執法標準：對反對派人士明顯的違法行為，如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塗謹申以公款租用自己物業，以權謀私的行為，他們就輕輕放過，甚至不顧強烈的輿論和社會反應，拒不立案調查。相反，對愛國愛港人士在社會生活或營商過程中出現的瑕疵，就重錘出擊，抓住不放，採用各種特殊手段收集證據，非要弄到起訴不可。

廉政專員甚至特首，對廉署的影響也很有限。2006年，羅范椒芬一度擔任廉政專員，但有資料稱，羅範椒芬在領導這個部門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備受廉署內部排斥，很多事情都瞞著她去做，對廉署的工作方向及偵查的案件等重大問題更難以過問。僅僅一年多就因小事而被迫辭職。

“內鬼”接連曝料目的何在

湯顯明案件最初披露於香港審計署發佈的報告書。報告披露，湯顯明2011年底與下屬在酒樓宴請來賓時，額外享用了12瓶餐酒，最後人均消費523元港幣，超出廉署規定的450元上限。後來，廉署將餐單一拆為三，晚餐不連酒水的賬單每人431元，甜品則當另一餐入賬，餐酒更改由小區關係處記入活動宣傳費。其後廉署再次宴請110名嘉賓，埋單後人均消費1045元，超支逾倍，最終也由小區關係處當宣傳費申報。

但在審計署報告發表後不久，多份香港報章便不約而同地收到“猛料”：2010年底，湯先後兩次包下酒店廂房招待內地高官，第一次是宴請36名檢察院檢察長，席間開了5瓶茅臺，埋單41000多元。第二次是宴請四川高官，席間也開了多瓶XO等名酒，28人花費35000多元。兩次設宴均嚴重超支，湯顯明運用專員身份，自簽批核相關賬單。他又被爆任內逾20次宴請中聯辦，並至少10次攜同女友出席。

一些廉署人員私下認為，這次湯顯明事件顯然另有政治目的，有關詳細的帳目被“爆料”，肯定是內部有人將有關文件外泄，是充滿政治動機的行動。對於請客分單報銷的情況，廉署內部不少人都有這樣的經驗。他們說就在北角渣華道303號的廉署總部大樓內部的餐廳，有時候宴請來訪的客人的費用超過規定，吃甜品和咖啡，都另外開單，才能報銷，這種做法很平常，今天還在進行。而有關送禮問題，廉署大樓展覽廳就有一幅巨大的刺繡國畫，是最高人民檢察院送給廉署大樓落成典禮的禮物，價值估計10萬元以上，而湯顯明回送的禮物是一塊價值5000港元的石頭。如果光看這5000元的禮物而不知道來龍去脈，就會以為是送大禮甚至是“貪污”。

事實上，香港回歸後，廉署和內地檢察部門的來往必然增加，應酬也會增多。有人指出，湯顯明卸任成為廉署暗戰箭靶，是因為湯顯明退休後曾計劃成立“內地借鑒香港反貪經驗的研究機構”，有跟廉署分一杯之嫌。而某些有心人更想阻止香港廉署與內地相關部門的融合和交往。

廉政公署執行處前副處長徐家傑在接受香港《亞洲週刊》訪問時就表示，湯顯明事件並不只是請客吃飯那麼簡單，香港與內地“關係越來越密切，在外國勢力看來這是對他們的威脅，所以他們希望把香港搞亂，並妖魔化中聯辦”，而“根本問題是香港後殖民地問題沒有解決”。

（陳雅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