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崔世安在澳門回歸十四周年慶祝酒會上的致詞，有一段內容是「要應對當下和未來的挑戰，促進澳門可持續的發展，關鍵就在人才。在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礎上，正式提出啟動『人才培養長效機制』，研究啟動針對精英、專才和應用人才的計劃；創造更為公平、公正的環境，在實踐中鍛煉和發掘人才。」

崔特首的這番話，其實是對他在二零一四年《施政報告》中有關「構建本地人才培養的長效機制」的濃縮再現。當時，他提出了「精英培養計劃」、「專才激勵計劃」與「應用人才促進計劃」等的三大計劃。其中「精英培養計劃」是從社會各領域中，以優中選優的方式選拔出最優秀的人才，通過與國內外著名大學、公共機構和先進企業合作交流的方式，派送他們出外學習、進修和實習等，幫助和促進本地精英人才的歷練成長，為澳門現今和未來發展培養並儲備高端人才。「專才激勵計劃」是對各專業領域中具有良好基礎或工作成績的專業人才給予幫助和支持，使其能夠根據自身的意願和需要實現進修、深造或歷練，從而得到更快成長，為社會發展作出更多貢獻。而「應用人才促進計劃」則是對澳門現實發展急切需要的各類應用性人才，尤其是經濟適度多元所需的產業人才和技能人才加大培養和培訓力度，從而滿足特區當下快速和多元發展的實際需要。

在這裡，特首崔世安將人才細分為精英人才，專業人才和應用人才三大類型。這比以前籠統地說「人才」，有了更科學更精準的類分。實際上，在此前，一談起人才，就很容易偏頗解讀。關心澳門特區政治發展前景者，認為是政治人才，包括政府治理人才，議會人才等。但工商各業界則是從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轉型與與之相適應人才之間出現尖銳矛盾的角度切入，認為是專業和應用人才。這兩者之間容易混淆，倘未能細分，可能會使人才培養計劃走上彎路。現在，特區政府從澳門特區的實際出發，並根據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需求，及落實貫徹中央政府所賦予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發展平臺」等三大任務，尤其是保證「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事業順利進展，保持澳門特區長期繁榮穩定、長治久安，而對所需人才進行分類，就可依照各類人才的不同特點，進行專門方向及因地制宜的培訓，「三路大軍」齊頭並進，就將能夠節省資源和時間，在較短的時間內出成果。

正如《施政報告》所言，應用人才是當前為了應對經濟轉型，尤其是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所急需的人才。應用人才，又稱為「應用型人才」。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九九七年頒佈的《世界教育分類標準》，與普通高等教育培養學術型、工程型人才相對應，高等職業教育培養高等技術應用型人才。所謂應用型人才是指能將專業知識和技能應用於所從事的專業社會實踐的一種專門的人才類型，是熟練掌握社會生產或社會活動一線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主要從事一線生產的技術或專業人才，其具體內涵是隨著高等教育歷史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一般上說，應用人才是屬於僱員階層，也是「高級藍領」人士。

專業人才，又稱「專業技術人才」，通常是指通過學習接受某方面技術知識，具備該專業技術能力的人員。具體來說，是指工程技術人員、科研人員、民用航空飛行技術人員、船舶技術人員、會計人員、翻譯人員、文博人員、新聞出版人員、律師公證人員、廣播電視播音人員、工藝美術人員、藝術人員等。他們中，既有是僱員，更又是自顧人員，基本上是屬於「白領階層」，也是中產階層的孕育基礎。

精英人才則可能會有歧義。按《施政報告》所指，是高端人才，是從政府管理或治理方面著眼。但就似乎雖然疏略略政治人才。在中英談判期間，鄧小平就說過香港必須培養政治人才，這番話當然同樣也適用於澳門。就以澳門公務員為例，專業人才倒是不少，各人都學有專長，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都擁有一片天地。但官僚體制的長期浸淫之下，卻大多變成了事務官僚，「只顧埋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陷於單純技術主義之中，難以發揮「澳門治澳」的骨幹作用。

這有其主客觀原因造成。客觀原因，就是體制問題。本來，在回歸前過渡期的公務員本地化浪潮中，給予他們大好機會。今日的多數局廳級官員，都是在此時期起來的，他們透過各種不同方式，包括赴葡進修等，獲得公職培訓，並進入公職隊伍，在回歸前後挑起了重擔，為澳門政權的順利交接，為「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事業的順利推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只要是有志者，都能找到自己的適當位置。

但在回歸十多年來，卻出現了一種公務員結構「凝固化」和向上「緩慢化」的現象。除了極個別的例子之外，多數人的位子一坐就是十幾年，「等到頸都長」甚至即將到退休，都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另外，也缺乏互相交流調動的機制，似乎整個公務員系統都「凝固」在一種狀態，一成不變。這在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中，是極為罕見的。澳門固然是不可能實行「政黨輪替」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但畢竟這種「凝固化」的模式，不但是據位者容易編織關係網以至是腐敗，而且也不利於人才的發現、培養和使用。

至於主觀原因，可分兩個方面。一是窒息於「凝固化」之下，自己也喪失了向上進攻的念頭和勇氣，二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思進取。即使是當上了類似政務官的司長級官員，幹的仍是事務官的工作。「以其昏昏」，又焉能「使人昭昭」，統領屬下的一眾事務官？因此，藉著今年進行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確是有必要考慮對中高級官員進行「大執位」，不但是主要官員級別要調崗交沇，而且是局廳長級也要大交流，那種一個位置一坐就是十五年的現象不要繼續下去了。當然，交流也要盡量注意事業對口，否則就將發生錯置，同樣也不利於提高行政效率。

政治型人才，更是必須注意的問題，因為這關係到「一國兩制」事業和愛國愛澳事業一代一代傳下去的重大問題。在過去，大家說培養人才，多是集中於行政專業和法律專業領域，而疏略了政治人才。而在台灣地區，許多參政者都是政治學專業出身。連戰、江宜樺等都是台大政治系所的教授，民進黨也有不少精英是台大政治系所的畢業生。現在，澳門「民主派」青年也考進了台大政治研究所，他們必將會在曾分別任過國民黨、民進黨政務官的教授的授業，及投入公職選舉的現場進行田野考察之下，學習到台灣地區的選舉政治理論和實踐。在學成歸來後，必會對傳統愛國陣營形成重大的挑戰甚至是威脅。

特首崔世安在《施政報告》中，承諾將派送有志青年到國內外進修學習，既然如此，就不如「去到盡」，將它們保送到美國哈佛大學和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這些培養政治精英的著名學府學習，而內地北京大學等近年也開辦了政治系所，也是保送修讀的終南捷徑。

（發自貴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