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周恩來誕辰115周年，《周恩來傳》再次受到關注。本刊通過採訪該傳記作者，再次直面書裏書外的這位開國總理

1990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周恩來傳》主編金沖及受邀去北京大學作講座。在提問時，一個研究生遞上一張小條子：“‘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是不是‘軟骨頭’？”

“不能拿小市民的市儈心理去理解一個政治家所考慮和權衡的事情。周恩來當時能選擇的餘地有限。如果他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那他就是跟毛澤東決裂。他下臺了，國家的經濟、外交等那麼多事情怎麼辦？儘量減少或挽回‘文化大革命’損失的事，由誰來做？他選擇的可以說是對他最難最痛苦的做法。他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句話不是套話，真是咬緊牙關在撐著。”金沖及毫不客氣地反駁。

1998年，繼《周恩來傳》上冊之後，下冊也出版發行。這是國內第一部以大量沒有公開發表的檔案為基礎來寫的作品。

“應該考慮到：將來過幾十年，所有檔案都公佈了，人家講到這本書，最多說你對有些問題寫得不詳細，或者在當時不便說，但決不能讓人家說你在胡說八道。”金沖及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我很怕鄧大姐也給我這樣的評價”

事實上，金沖及最初與中央文獻研究室結緣，就是因為《周恩來傳》。

1981年是辛亥革命勝利70周年，時任文物出版社副總編輯的金沖及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他當時並不知道，時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建國後曾擔任過8年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的李琦，把文章呈送鄧穎超看了，並徵求她的意見，這個作者的文筆是否堪任《周恩來傳》的主筆？

鄧穎超點頭後，金沖及被調入文獻研究室，擔任《周恩來傳》的主編。“對毛澤東，很多事情當時看法不一，寫作條件不成熟。所以《毛澤東傳》就沒有立刻進入日程。其他領導人中，周恩來的資料最齊全，看法也比較一致，所以就先寫周傳。”

因此，《周恩來傳》成為中國官方為領導人所修的第一本傳記。寫作過程中，鄧穎超再也沒有任何幹預。

作為主編，金沖及看了全部檔案，執筆寫了大部分書稿，拿到其他人寫的初稿後，也要修改、改寫，甚至重寫。他說：“作為主編，應該對書中每一個字負責任。”

1989年春，《周恩來傳》上冊（建國前）首先出版。

鄧穎超讓秘書每天念20分鐘給她聽。“我那會兒一直提心吊膽。聽說以前有人寫的周恩來生平，鄧大姐邊聽邊說他‘真能編’。我很怕也得到這樣的評價。”言及此，83歲的金沖及的表情就像一個等待著論文評判的學生。

不久，鄧穎超把他叫到中南海西花廳，稱讚這本書比較完整地反映了一些重要的歷史情況，是一次“最好的嘗試”和“一種創新”。金沖及一塊石頭落了地。

這年下半年，《周恩來傳》下冊（建國後）編撰工作接著啟動。

與上冊一樣，下冊仍由李琦任主審，金沖及任主編。李琦為該書確定了八字方針：史料準確，立論公道。

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研究組（以下簡稱周組）下屬的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高文謙、副組長廖心文和熊華源為寫作組成員。

根據分工，金沖及寫建國後的前6年，廖心文寫從1956年至1966年的絕大部分，熊華源寫其餘部分，高文謙寫文革部分。

蹲檔案室

接下來的三年中，41歲的廖心文幾乎每天都泡在檔案室中。

中央文獻研究室所收藏的領導人檔案，由中央檔案館複印給他們，包括領導人的文稿、手稿、講話記錄稿、電報、書信等，按照不同的領導人，分別歸類。

不過，中央檔案館也有許多材料沒有給他們複印件，尤其是許多會議記錄。

金沖及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有一次為寫《劉少奇傳》，工作人員去中央檔案館看會議記錄，檔案館只提供劉少奇本人在會上的發言，不讓看整個記錄。金沖及只好自己去，因他是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檔案館才同意讓他看，但只能在檔案館閱讀、摘抄，不可外帶或複印。因此，金沖及在西山腳下的中央檔案館住下摘抄。這些記錄非常詳細，包括每個人的發言，甚至臨時插話、表情。

即便如此，文獻研究室的資料，已經浩如煙海。這裏的檔案也屬於機密檔案，不可帶出檔案室，也不可複印，因此需一邊查看，一邊摘抄。

在廖心文的辦公室裏，《中國新聞週刊》的記者見到了這樣的小卡片。這是市面上很常見的書摘卡，有時正反兩面都抄滿。廖心文通常用黑筆抄下某一段材料，某些句子特意用紅筆標注出。

退休前任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第二編研部主任的廖心文，是金沖及手把手帶出來的，一直牢記著“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這句話。

一到下午5點，檔案室關門，廖心文通常在晚飯後回到辦公室，研究白天抄好的卡片。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了三四年。

1993年初，高文謙赴美國探親，再也未歸，並且帶走了他寫的周傳文革部分的初稿。

當時，周組除承擔周傳編寫工作外，還編撰《周恩來年譜》，廖心文和熊華源都同時參加這兩個項目。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成員、當年38歲的安建設，原本負責《周恩來年譜》的文革部分，高文謙離開後，由他接替來寫周傳文革部分。

他們並不僅僅看周的檔案，毛澤東的檔案也是必須看的。安建設向《中國新聞週刊》介紹，周恩來的工作批示非常細緻，以文革期間而言，周恩來的檔案數量至少比毛澤東的多10倍。

幾年下來，為了寫周傳和年譜，廖心文積累了萬餘張卡片。安建設粗粗估計，自己看了周恩來的檔案數萬件，整理了兩三千張卡片，而後來寫作中用上的，不到三分之一。

金沖及同樣是用80%的時間看檔案，20%的時間寫作。由於過去的工作條件，他沒有做卡片的習慣，但看過的一般能記住，要用時立刻能想起來。

對他來說，看檔案的過程，就是思考和回答腦海中的問題的過程。“有時，最初有一個想法，越看檔案越充實和深化。也有時，看到後來就推翻了最初的想法。大體上看完了，怎麼寫心裏也就有數了。”

“有些史料還是不夠，有缺失”

除看書面材料外，他們還要走訪當事人，核實材料。關鍵人物不在了，就走訪與周恩來有過接觸的當事人，這類材料被稱為口述史。這項工作，從80年代初開始，一直持續到了1997年，走訪過的總有幾百人。

每次採訪，經文獻研究室批准後，先跟採訪對象聯絡。對方有時提出，要先經中共中央辦公廳或國務院辦公廳批准。在研究室與對方通氣後，採訪就可以進行了。

一般由研究室一位比較資深的領導人帶著年輕人去，讓年輕人做筆記、錄音及事後整理。“我那會兒常帶高文謙去訪談，要他作記錄和整理。”金沖及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走訪王力大約有七八次。他提供了一個重要細節。對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周恩來提出：路線只有左和右，沒有什麼反動路線。毛澤東做瞭解釋，但依然採用了這種提法。

毛、週二人單獨談話很多，都沒有記錄，他們也不跟別人談。所以，這一細節成了目前所能找到的文革期間周恩來向毛澤東提出不同意見的唯一證據。

廖心文和安建設都曾去國務院原副總理穀牧位於北京西單附近的家中拜訪過。文革時，穀牧是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業務組的成員。“穀老每天都寫日記，而且用毛筆，豎著寫。”安建設說。

穀牧的日記為他們提供了不少線索。1967年的“二月逆流”之後，一批老革命家“靠邊站”了。穀牧的日記記載著，1971年的五一節，周恩來積極安排老幹部們都上天安門亮相，以促進他們的“解放”。

採訪有時會持續數日，或者數次。對喬冠華、吳法憲、王力等人的訪談都在六七次以上。所有採訪記錄會整理出來，返回給採訪對象，經確認無誤後，歸檔保存。這些檔案只供寫作組的人使用。因當時周傳和年譜同時進行，這些資料可以在兩個組裏共享。

即使工作如此細緻，金沖及仍然覺得有遺憾：“有些史料還是不夠，找不到。你問我寫作中什麼最為難，並不是對寫周恩來的缺點失誤最為難，而是有些重要問題找不到材料很為難。”

《周恩來傳》上冊是胡耀邦生前看的最後一本書。他曾說，對周恩來的軍事才能，說得不夠。

金沖及舉例解釋說，在西柏坡時，每次來自前線的作戰電報都是先送到周恩來那裏，他匯總後並在地圖上標好，單獨向毛澤東報告。最後在檔案裏呈現的，重大問題只有毛起草的指示。“難道周去找毛的時候沒有提出自己的看法嗎？指示中沒有包括他的意見嗎？肯定有，兩個人也肯定討論。但是這個過程沒有別人在場。沒有資料記載作依據，我明知對周的作用反映不夠，也只能不多說了。”

而在文革期間，資料更是存在不少斷點。“在周恩來的工作臺曆上，常寫，這段時間，找毛澤東談話。只有他們兩個，談了什麼，沒有人知道，也就無法寫了。”

材料的鑒別

對這些材料的鑒別，十分重要的參考依據，就是周恩來的工作日志和工作臺曆。

工作日志是計劃，寫著接下來幾天要做什麼，完成了就打鉤。工作臺曆是一本日曆，“很像古代的起居錄，很詳細”。

工作臺曆一開始由周恩來自己寫。他會在每一頁上寫上，這天的幾點幾分，幹了些什麼工作，一天不漏。後來，他工作繁忙，就由秘書來寫。

根據材料鑒別的規範，史料價值最大的，當屬周恩來的手稿。

第二，是中央和地方的正式文件、會議記錄等。

但會議記錄有時也需要鑒別。文革初期，周總理多次會見紅衛兵，有的時候談話臨時進行，中央來不及派出記錄員，只能後期收集紅衛兵自己印發的記錄稿。

如1967年1月6日，清華大學紅衛兵謊稱劉少奇的女兒發生車禍，騙鬥王光美。周總理在與七機部造反派的兩派代表座談時，批評了這一做法：“這個動作確實不光明磊落——把王光美騙出中南海，揪到清華批鬥，這是一場什麼戲呀，是惡作劇嘛！這是不正常的，共產黨不這樣。”

文獻研究室的檔案中沒有收錄這一談話，但安建設在七機部紅衛兵1月7日到8日的記錄稿裏找到了。他核對了周恩來的工作臺曆，證實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