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3日下午，北京西直門外大街上的海帆酒吧，三十余位花甲老人被琳琅滿目的洋酒酒瓶、水晶吊燈和船形霓虹Logo環繞著，卻把一首《盼紅軍》唱得嘹亮。

他們來自“北京開國元勳文化促進會”，都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高級幹部與將軍的子女，正為一個大日子準備著——下個月在遠望樓賓館，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紀念活動。1個多月的排練，老人們已經唱熟了10首紅歌，其中5首以“毛主席”為標題開頭。

“我們是‘紅二代’，沒有理由唱不好！”排練間隙，身穿一身紅衣的會長徐文惠從長凳上站起，為團員鼓勁。她是徐海東大將的女兒。

74歲的徐文惠已退休在家，幾乎自費支撐著所有的活動。“更重要的是信仰，”排練間隙她說，“我們要將紅色文化代代傳下去，永不變色。”變色的危險來自哪里呢？——“美國不是要讓我們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變顏色嗎？”

歷史研究者米鶴都認為，“紅二代”這個詞，起源于“文革”中常用的“高幹子弟”——新中國成立後，行政級別達到13級以上的被稱為高級幹部。

時代更迭，昔日的“高幹子弟”變為今天的“紅二代”。時間讓他們衰老，也讓他們分道而行。與依然站在聚光燈下的那些同輩人不一樣，更多的則泯然于平民。

2013年，“紅二代”再次躍入公眾視野。“陳小魯道歉”、“秦曉孔丹之爭”、“任志強出書”等事件賦予了這個群體更豐富的色彩和內涵。

父輩的意志

徐文惠所管理的開國元勳文化促進會，成員平均年齡60歲，年邁者已近80歲。他們大都退休，都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副部級以上官員的子女。老人們分散在北京各地，有的為了排練，每次往返要坐4個多小時車。

每首歌唱完，64歲的指揮李曉津都會反復強調：“要像當年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樣，用感情唱，不用想。”

他們都很認真，不停自我糾正。排練一個配樂詩朗誦的節目時，一名團員仍琢磨著文字——他不太滿意“把勝利旗幟插在蔣總府的大樓門上”這句話，想把“蔣總府”改成“蔣匪府”，他覺得這樣更有氣勢。

在北京，活躍著許多類似團體。3年前，徐文惠還在另一個“紅二代”組織——“將軍後代合唱團”。在這個2008年成立、擁有兩百余名成員的團體裏，徐文惠擔任副政委，隨團“唱遍”了中國。

在徐文惠看來，即使歷經磨難，紅色也是一生的信仰。“文化大革命”期間，因受父親株連，她被關押數年，此後背負著反革命的罪名，一度精神崩潰。直到1987年，在父親昔日戰友王震的幫助下遷居香港。自小習慣了軍隊生活的徐文惠，卻始終無法適應“資產階級的生活”。

1997年，母親病逝，定居香港10年的徐文惠決定回到北京，這才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事業——花了4年時間，沿著父親戰鬥的地方走訪了19個省市，完成了一部父親的文獻資料片。

徐文惠總會反復提起：她在1961年11月10日入黨，爸爸給其改名“徐紅”，意思就是“要女兒做一個又紅又專的革命接班人”。如今，父親的意志穿越半個多世紀，內化成徐文惠和她的合唱團的基因。

與徐文惠抱有同樣信念的，還有開國上將陳士之子陳人康。

對於陳人康而言父親更像是個上級，小時候每次見到父親都被要求敬軍禮。陳世對子女說：“我首先是你們的首長，然後才是你們的父親。”

“文革”來了，僅僅因為講了一些江青的壞話，陳人康的母親被抓進監獄，父親沒敢說一句話。陳士對子女說：“要聽毛主席的話，你們不能選擇母親，但可以選擇走革命的道路。”

革命的血液滲透至這個家庭的肌理，陳人康早早認識到：自己不是某個個人的後代，本質上是國家之子。在那個年代，這其實是一群少年的共同意識。

在歷史學者米鶴都看來，父輩所埋下的種子，讓高幹子弟的“國家之子意識”非常強。對國家事務的表達與參與，既出於天然的使命感，也是內生的需求。

他舉例說，紅衛兵運動之所以發端於北京的中學，與幹部子弟高度集中有著重要關係，不少“紅二代”正是那個年代的闖將，比如陳毅之子陳小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這個當時的北京八中學生領袖。

區分線

“文革”結束，新的時代大幕開啟，“紅二代”群體開始分野，絕大部分逐漸遠離聚光燈的中心。米鶴都形容說：“就像擇菜一樣，他們被時代篩選下來了。”

2009年以來，口述歷史研究者周海濱陸續訪問了三十餘名“紅二代”。周海濱發現，正是由於時代篩選下的現實機遇，使“紅二代”經過一系列分野，演變成了不同的團體。

這個群體的大部分都漸趨“平民化”——“不過就是一群退休或接近退休的老人”。周海濱記得，很多家世顯赫的老人，騎著破舊單車前來接受採訪，也有老人偷偷求他：“能不能幫忙介紹我親戚去電視臺實習呀？”

陳人康也記得，1960年代，他在北京十一學校上學，這是一座典型的軍隊幹部子弟學校，全班四十多位學生，只有兩個同學的父親是大校，其他都是將軍子弟。

如今，同學們老了。陳人康數了數，同學中做到局級以上幹部或企業老總的，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一些混得不好的甚至下了崗，還有的在傳達室看門。1984年，陳人康從軍隊轉業，進入對外經貿大學。幹了二十多年，以副處級工會幹部退休。

陳毅之子陳小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及，為什麼很多“紅二代”願意參加外地的紀念活動？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沒有自己旅遊的錢。

在周海濱看來，林彪的女兒林曉霖則是“小心翼翼的活著”，她的狀態也代表了一個群體。周海濱給林曉霖打電話，林拒絕了採訪。周海濱很理解她的難處：“她不能評價自己的父親。”

米鶴都也曾採訪黃永勝的長子黃春光。1981年，黃永勝因被控參與林彪反革命集團活動，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

伴隨著父親的跌落，黃春光被關押審查多年；妻子離開了他，轉業無法回到廣州，國營單位也拒絕接收他。

回憶往事，黃春光說：“對我而言，過去是一隻看不見摸不著的手，它罩著你，無處不在，無時不在。”

“紅二代”其實指代的是一個相當寬泛的群體，歷史和現實均在這個群體中劃下了無形的區分線。

聯誼會的成員們很注意保持尊嚴。歷史學者金汕回憶，“將軍後代合唱團”紀律嚴明，其中有一條最嚴格的禁忌：不允許給身在高位的“發小兒”遞條子。團員們到各地演出，地方上有不少兒時的朋友，但團內規定只舊情，不談其它。

“何必強求呢”

使命感與生俱來，是這群人身上最顯著的特徵。2012年6月，胡木英參與了一個“口述黨史”的訪談，駁斥了“毛主席的著作有的是出自胡喬木之手”的傳聞，稱要“維護毛主席的名譽”。

二十多年來，李曉津擔任北京市公安局新聞影視中心監審，負責公安題材影視劇的審查。他也將這份工作視為紅色事業的延續——“審查的目的，就是給國家增添正能量”。

至今為止，他最滿意的一次審查，是電影《卡拉是條狗》。葛優養的狗被抓走了，辦證需要5000塊，葛優想盡辦法找關係救狗——這樣的情節，被李曉津視為“抱怨政府”。在其要求下，電影結尾增加了一個情節：葛優最終幡然醒悟，去派出所給卡拉上了戶口。

延安兒女聯誼會則通過不同渠道持續發聲，建議憲法中增加懲罰漢奸的條款、建議國家加大足壇反賭打黑力度，抗議日本人在黑龍江方正縣修碑……

在看待歷史與現實的態度上，老人們更非“鐵板一塊”，彼此之間甚至會發生摩擦與碰撞。

這些年，父親的忠誠，一直銘刻在陳人康腦海裏，他始終對毛主席抱有崇敬。但與一些高級將領的子女聊天，他發覺另一些“紅二代”們，對父輩則有了更多元的思考。

另一位上將的兒子曾對陳人康說：“我的父親讀報紙都費勁，“文革”中他們被打倒其實因禍得福，若讓他們參與“文革”，他們也會努力。讓他們領導經濟建設，幹勁會很足，但真是勉為其難。”

還有一位上將的兒子，看完陳人康描寫陳世的《一生緊隨毛澤東》後表示，我要是寫我們老頭子，絕不用這個書名。這樣的觀點碰撞同樣會發生在聚光燈下的那一群。陳小魯在2013年10月公開向“文革”中被批鬥的老師致歉。朋友郝新平告訴他，另一名昔日朋友強烈地表達了對陳的不滿，“陳小魯不像話”！

11月初，原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之子孔丹在香港面對媒體，否認了曾傳播一時的“孔丹秦曉爭吵事件”。但他同時承認，確實與秦曉出現了觀念的分歧，有時甚至衝突。此前，兩人在“信仰”和“中國道路”問題上的爭論，成為備受關注的網絡事件。

“他比較固化地堅持西方的理念信條，”孔丹對媒體說，“我則把自己稱為‘實事求是派’，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堅持中國應該走中國特色的道路，絕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

對於兩位昔日“西糾”老戰友之爭，陳小魯感歎：“何必強求呢？”“他們出身一樣，有共同的經歷，如果觀點不同就不能坐到一起，那其他人還怎麼尋求共識？”陳小魯說。他自稱“中間派”，主張在現有體制下進行改革，樹立憲法權威，實現公民參與治理。

這些年，彭真的兒子傅洋也常會感觸於同輩人之間的論爭。他的父親彭真主持修訂了1982年憲法。這些年，他做律師，覺得自己的事業與父親彭真一樣，都是“維護憲法的尊嚴”。有時在網上看見一些同輩人批判維護憲法尊嚴，傅洋會感覺憤怒：“要講道理呀，就是個詞，最後被污染了。”他早就不太喜歡參加“紅二代”聚會。彼此都認識，但他感覺這些年“思想觀念都變得太不一樣”。如果參加，他總是默默吃飯，吃完就走了。

不希望被遺忘

周海濱回憶，2009年是採訪紅二代們最容易的一年——新中國成立60周年，紀念活動眾多，老人們有迫切的欲望出來講話。

“他們不希望被遺忘。”周海濱說。他們是“國家之子”，但步入現實，卻發覺父輩所遺留的話語力量逐漸減弱，自己也逐漸脫節於時代。

延安兒女聯誼會副會長張亞南曾這樣述說自己的遭遇：一次大會上，他的一首政治言志詩——《一個共產黨員的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