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5年日本侵佔臺灣至1945年臺灣光復，臺灣同胞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抵抗運動從未間斷。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國性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臺灣同胞不僅在島內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也參加了大陸的對日抗戰。不論在革命聖地延安，還是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前線及後方，都有著臺灣同胞的身影。

紅色革命聖地——延安，不僅吸引著追求共產主義理想的大陸青年，也召喚著具有同樣追求的臺灣青年。抗戰時期曾有數位臺灣青年奔赴延安，他們有的入讀延安中國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有的進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簡稱“魯藝”）。對這些臺灣青年而言，此時的大陸和家鄉臺灣一樣，到處都燃起了抗日的烽火。對共產黨抗日理念的強烈認同，也讓他們選擇了奔赴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

抗戰年代，抗大和陝北公學一樣不僅在抗戰後方，即使在海外都享有盛名，也成為華人進步青年的嚮往之地。當時一些臺灣青年從島內、新加坡、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地輾轉奔赴延安，進入抗大學習。作為中共中央培養幹部和軍事人才的專門學校，抗大的課程著重軍事理論教學，更加注重軍事訓練。這些來到延安的臺灣青年也在抗大的學習中，逐漸成長為抗戰的尖兵。

張志忠，1910年出生於臺灣嘉義新港一戶農家。因不滿殖民者的奴化教育，在鄉紳林維朝的資助下渡海來到大陸，入讀廈門集美中學。1924年4月，在校友翁澤生（臺北人）的組織和號召下，張志忠和集美中學的台籍學生紛紛加入閩南臺灣學生聯合會。其間，他和同學莊泗川（嘉義人）共同主編會刊《共鳴》。1925年張志忠返回臺灣，加入中共台籍黨員王萬得（臺北人）組織的臺灣無產青年會（即臺灣黑色青年聯盟前身），負責組織在嘉義的抗日活動。1927年2月，日本殖民當局取締臺灣黑色青年聯盟，當年10月張志忠被捕入獄。出獄後，他輾轉來到大陸，在中共台籍黨員翁澤生的領導下繼續從事革命活動。1933年，因參加臺灣反帝同盟事件被日警逮捕。1939年春，張志忠歷經曲折抵達延安，進入抗大軍士隊受訓。同年8月結訓後，被派赴八路軍一二九師冀南軍區敵工部從事對敵宣傳工作。1945年抗戰勝利，中共華東局派遣張志忠等人回台組建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1947年1月9日，爆發了由臺灣地下黨發起的“反美抗暴”遊行活動，上萬名臺北學生組成遊行隊伍，在街頭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高呼“美軍滾回去”的口號。同年，張志忠參加“二•二八”起義，領導“臺灣民主聯軍”在嘉義地區戰鬥。起義失敗後，他以經營進出口貿易作為掩護，開展地下革命活動。1949年8月下旬，國民黨保密局偵破“基隆市委會”組織，查獲中共臺灣省工委的組織線索。同年12月29日，張志忠在臺北被捕。在獄中，他堅貞不屈，鼓勵難友堅定革命信仰，1954年3月16日，在臺北英勇就義。1998年，張志忠被中共追認為革命烈士。

馮志堅（女，原名翁阿冬），1913年出生於臺灣臺北。父親翁瑟士本是福建同安人，早年渡海來台，在臺北永樂町發記茶行當職員，此後娶臺北人鄧水河。1931年其父失足摔傷喪失勞動力，舉家遷往廈門。馮志堅在漳州閩南醫院做護士期間，其胞兄翁澤生出任中共中央兩廣巡視員，受到兄長影響開始閱讀《共產黨宣言》等革命書籍。1933年胞兄翁澤生被捕入獄，全家經濟重擔落在她的身上。1934年10月，馮志堅經人介紹頂替同鄉前往新加坡同仁醫院工作。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軍國主義大舉侵華，新加坡也不再平靜。在同仁醫院工作期間，她結識了同為進步青年的葉明英（後改名白水）、辜俊英和吳天等人，大家常在一起談論抗日救國。不久後，葉明英、辜俊英等先後奔赴延安。在他們的鼓勵之下，馮志堅辭去醫院工作，與另外兩人乘船赴香港。在港期間，經胞兄友人廖承志的介紹前往延安，也成為奔赴延安參加抗日的第一位臺灣女性。1938年11月，在陳雲的安排下，她進入抗大學習。1939年3月，胞兄翁澤生在臺北被日本人折磨致死，消息傳到延安，馮志堅極度悲痛，立誓“把血淚變成銳利的刺刀，刺在每個敵人的身上”。在延安期間，她曾在中央印刷廠擔任日文校對、對日宣傳等工作，還曾在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參與改造戰俘。

董克（原名董金龍），1914年出生於臺灣台南一個商業之家。其父痛恨日本殖民者，拒絕子女接受奴化教育，而入私塾學習漢文。1930年初夏，董克離開故鄉赴廈門求學，先入雙十中學，後進入集美學校學習。在校期間，他和台籍同學一起成立了臺灣同學會，協助來廈門求學的臺灣青年，還組成讀書小組，一起閱讀進步書刊。當時的廈門，政府營私舞弊，日本浪人橫行霸道，軍警飛揚跋扈欺壓百姓。對社會環境的失望與不滿，最終令董克前往菲律賓馬尼拉親戚開設的商店工作。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中國全面抗戰的消息傳到菲律賓，引起廣大華僑的強烈反響，自發掀起抗日救國、抵制日貨的高潮。他和一些愛國華僑青年，在僑領王雨亭的領導下展開抗日救亡運動，積極進行抗日宣傳和募捐活動，支援八路軍。1938年5月，董克和另外6名進步青年作為第二批赴延安參加抗日的華僑青年，瞞著親人，放棄安定舒適的生活，踏上革命征途。抵達陝西後，他先入陝北公學，畢業後轉入抗大。1938年冬，在組織安排下，董克隨部隊抵達山西長治屯留鎮，建立抗大第一分校。畢業後他隨八路軍轉戰太行山和冀魯豫邊區，參加抗日戰鬥，並任《渭河報》、太行山《新華日報》記者，報道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遊擊戰爭。

丘剛明（原名丘潤堂），1916年出生於臺灣高雄美濃鎮。15歲那年由於學業出眾，被家人送往日本求學，入讀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學習機械製造專業。那時正值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東三省，加之求學期間飽受日本人的欺壓，遂決定放棄學業赴大陸參加抗戰。1936年，邱剛明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安排下，順利到達延安，進入抗大學習。畢業後赴大別山地區參加鄧小平率領的一二九師任偵察參謀。1946年底，他隨部隊先後在撫順、錦州、大別山等地執導建設較正規的兵工廠，此後擔任雞西軍工辦事處機械廠副廠長。

1938年4月10日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正式成立，初設戲劇、音樂、美術3系，1940年後更名為魯迅藝術文學院，簡稱“魯藝”。作為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培養抗戰文藝幹部和文藝工作者的綜合性文學藝術學校，魯藝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抗戰文藝工作者，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積極貢獻。在這裏，滿懷抗日報國和藝術理想的大陸青年和臺灣青年一起度過了他們革命生涯中難忘的歲月。

沈扶（別名文庶），1913年出生於臺灣臺北淡水河畔。日本殖民統治者對臺灣人的嘲弄和侮辱，在他幼年的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對唐山祖家產生了種種憧憬和嚮往。1930年父母不甘於殖民者的奴化教育，舉家遷回大陸。1931年9月18日，日軍侵略東三省，民怨沸騰，全國震動。隔年，沈扶參加中共外圍組織——中國革命互濟會。1937年上海淪陷，已從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西畫系畢業的他，搭乘英國輪船赴香港，以便設法轉赴延安。同年7月，沈扶與李煥之等人經廣州、西安，轉赴抗日根據地延安，入魯藝美術系第二期。當時，和他一起進入魯藝的同學，大多是畢業於上海、杭州、南京專科學校的學生，他們懷著共同的革命理想奔赴延安，也結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誼。隨著抗日根據地的擴大，對日工作部門急需日語幹部，沈扶放棄了熱愛的美術工作，1939年調入第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對日工作部門，從事研究和翻譯，其日本政治、軍事、經濟研究成果發表于延安《解放日報》。在此期間，沈扶還參加了對日本戰俘的教育，並擔任對日工作部門顧問、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阪參三（延安時期化名林哲）的翻譯。

李煥之（原名李昭彩），1919年出生於香港。父親原籍福建晉江、母親原籍臺灣臺北。1930年其父去世後，母親帶著全家遷回福建，定居於廈門。受家庭影響，他從小接觸廣東、閩南的民間戲曲及說唱音樂，又曾在基督教會唱過聖詩、學習風琴，進入廈門雙十中學後，得以系統學習音樂。1936年春，李煥之入讀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學習聲學等課程。其母希望他經商養家，遂于同年秋天便輟學赴香港乾德商行當學徒，其間自學音樂。1938年5月廈門淪陷前夕，全家移居香港，李煥之加入中共外圍組織“香港抗戰青年社”，並到工廠開展工人文藝運動。同年7月，他同沈扶等人經廣州輾轉赴延安，進入魯藝音樂系第二期學習。延安7年，是李煥之創作的黃金時代，先後創作出《保衛祖國》、《青年頌》、《青春曲》、《歌唱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抗戰進行曲》、《十月革命進行曲》、《魯迅紀念歌》等作品。其中《青春曲》、《歌唱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兩首作品在解放區流傳甚廣。從音樂系第三期起，他開始擔任教學工作，此後亦曾擔任音樂系主任。1945年4月，延安上演了歌劇《白毛女》，此劇由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集體創作，李煥之創作了部分重要唱段，如《王大春心中似火燒》等。同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他作為延安派出的北上華北文藝工作團成員奔赴華北新解放區開展工作。

延安作為當時愛國青年心中的革命聖地、抗日總指揮部，這些臺灣青年響應中共愛國統一戰線的號召，歷經千辛萬苦，漂洋過海，冒著生命危險，突破封鎖線到達延安。當時在延安從事學習、工作的還有：

楊誠（原名楊繼誠），1916年出生於臺灣台南。由於家境貧寒，1917年全家赴印尼日惹市謀生。1930年，回國後入讀廈門集美學校。讀書期間，“九一八”事變和上海“一•二八”事變相繼爆發，激發出他的愛國義憤。1932年，楊誠赴上海光復中學讀書，其間耳聞目睹舊上海的種種黑暗和不平，開始同情和欽佩中共的主張和行動。1934年，他轉赴北京弘達中學，後考入當時的國立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俄語先修班，在校期間參與“一二•九”學生運動和“一二•一六”學生運動，並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1937年北平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