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台辦與「陸委會」分別宣佈「陸委會」主委王鬱琦將於二月十一日訪問大陸，並將與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會晤之後，盡管馬英九和王鬱琦都強調「張王會」不會為「習馬會」作準備，但在台灣政壇，有關「習馬會」的議題卻再次被炒熱，各式人物都在議論，並基本上對此持正面態度，當中常受政商要入請益的島內易經大師劉君祖還蔔了一卦，以其結果是「復」卦，而指出「習馬會」值得爭取。在此強大主流意見之下，曾經一直一是擔心馬英九將會在「習馬會」中「出賣」台灣利益，二是擔心馬英九將會籍「習馬會」挽回並提振民調，讓眼看在二零一六年「總統」大選中就能垂手可得的「煮熟鴨子」又飛走的民進黨，也不得不正視政壇和民眾的主流民意，而聲明民進黨不反對「排除一切政治前提的習馬會」，但過程中若有任何「一中框架」的前提，都將會堅決反對。
正如民進黨當初所擔心的內容之一，馬英九確實是有籍著其與習近平的會面，提振自己的聲勢的打算。當然，更是要籍此而為國民黨爭取實現長期執政的願景打好基礎。實際上，曾經表態不會登陸，並因此而失去與胡錦濤會面機會的馬英九，在踏入去年之後突然轉向，「猶抱琵琶半遮面」地表達不排除「習馬會」，還指令其親信王鬱琦以訪問澳門時並在與澳門特首崔世安會面時互稱官銜，在陪隨蕭萬長出席「博鰲論壇」並列席「習蕭會」時，與張志軍短暫接觸並互稱官銜，再到今次王鬱琦登陸並進行正式的「張王會」等方式，試探自己訪問大陸並進行「習馬會」的可能性及可行性，並為希望能在「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情況下實現「習馬會」創造條件。
馬英九有此轉變，背景原因頗為複雜多元。而政壇上較為普遍的認知是，他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卻將過半，但內政事務卻是提振乏力，施政滿意度跌至歷史新低，而唯一優勢的兩岸關係，卻又遇到瓶頸。在此情況下，如要建立「歷史定位」，並垂回聲勢，擺脫目前馬政府民調低迷的宭境，進而扭轉被動狀態，爭取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在二零一六年勝選，從而為爭取實現國民黨長期執政奠定基礎，就只能是依靠「習馬會」來尋求突破了。
但是，馬英九卻又瞻前顧後，為自己諸多設限，並將實現「習馬會」的時空標的指向將於今秋在北京舉行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具體做法是，他以中華臺北經濟體領袖的身份，直接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會議結束後留在北京，以「台灣領導人」身份與習近平會面。至於談些甚麼內容，會否像「胡連會」達成《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那樣，發表一個共同文件，則還要看屆時各方面的條件。
在北京方面，當然是希望能實現「習馬會」。一方面，這是兩岸關係的重大突破，有利於打破目前「只經不政」的僵持狀態，打開兩岸政治對話的大門；另一方面，這也是剛領導中共全黨描畫了全面深化改革藍圖的習近平，在兩岸關係事務上「源自前任，高於前任」，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史寫下嶄新一頁的難得機會。因此，國台辦就曾多次表態，歡迎馬英九以適當的身份訪問大陸。
但至於馬英九所主張的以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名義訪問大陸，則認為並不適當，因為這是國際場合，作為「APEC」各成員體的各個國家，包括美國、俄羅斯、日本、韓國、加拿大、澳洲、新加坡、印尼等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都將會出席，並會來個大合照。馬英九倘出席，就必然會造成「實質參與政府間國際活動」的事實，抵觸了「一個中國」的底線。
實際上，當初「APEC」在接納中國、中國臺北、中國香港加入「APEC」，及按照克林頓的建議，首度在西雅圖舉行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就是為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對台灣及香港的入會及出席會議作出了若干原則性的規限的，包括台灣是以「中華臺北經濟體」的名義參與；其領導人只能派出部長級的商貿官員作為其代表，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而且每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主辦國在對台灣領導人的代表作出邀請之前，必須徵求中國的意見；在「外交、商務雙部長」會議舉行時，台灣「外交部長」不能參與，只能由商務部長出席；台灣不能舉行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及「外交、商務雙部長」會議，只可舉行其他領域的部長會議，及技術性會議。
正因為如此，在二零零一年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輪到在中國上海舉行之前，陳水扁就意圖打破這一慣例，指派任「副總統」李元簇出席，但遭到北京反對。陳水扁來不及另行指派代表（也有說是陳水扁因氣壞了而拒絕另派代表），而致台灣首次沒有代表出席「APEC」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由此可見，北京對台灣「領導人代表」的身份的堅持。當然，在馬英九上臺後，既是為了肯定馬英九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也是為了報償連戰搭建國共平臺的功勞，北京破例同意讓馬英九指派卸任「副總統」連戰，代表其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後來取代連戰的蕭萬長，也是卸任「副總統」），但也僅只是卸任「副總統」而已，而根本不可能是由現職的「總統」直接出席。
馬英九卻認為，既然台灣是以經濟體的身份參加「APEC」，而他作為台灣經濟體的領導人，就應有權出席「APEC」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何況，今年的會議是在北京舉行，北京有權直接自行決定台灣出席者的人選。由此看來，馬英九仍然是無視當年台灣加入「APEC」的「備忘錄」，及「APEC」各成員體所認同的「西雅圖模式」。
而且更嚴峻的是，其一，正如前面所述，「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是各國領袖聚會的架構，馬英九倘直接參與，必會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其二，從明年起輪到在其他國家舉行時，馬英九本人，或是「二零一六」後倘是民進黨勝選的領導人，也將會以「北京模式」為例，「理直氣壯」地要求出席由其他成員體舉行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這是北京所不願意見到的。
因此看來，以馬英九出席北京「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方式來登陸，將難以成行。但又並非沒有別的可行辦法。比如，每年也是在秋天舉行的「博鰲論壇」，就是一個民間的組織，出席者既有現任領導人，也有卸任領導人，更有商界代表，政治性大為沖洗，而且每年都是定期在中國的博鰲舉行，其「國際性政府間」的色彩就相對較弱。倘馬英九不願以「專程」方式進行大陸之旅的話，就只有「博鰲論壇」這一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