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之光，1994年2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曾任國務院顧問，輕工業部、紡織工業部部長。1948年8月，以解放區救濟總署特派員名義在香港組建“華潤公司”，並任董事長。

從1947年2月到1948年8月，前後歷時一年半，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就錢之光一行去香港開闢經濟事業的問題，作了六次直接指示。中共中央在解放戰爭正處於歷史轉捩點的情況下，派錢之光去香港發展海外經濟關係、“主持海外及內地經營”，是一項戰略決策。

創辦大型貿易公司的資金問題。錢老生前對此沒有詳談，僅明確了以下各點：(1)當年創辦華潤公司，籌措到的資金是黃金兩萬兩；(2)創辦華潤公司的資金及經營大連“中華貿易總公司”所需周轉資金，均來自中共中央直接安排（包括中央指示東北財委李富春撥付的出口物資及黃金）；(3)帶到香港創辦華潤公司的黃金，除錢本人赴港時攜帶的以外，在此之前之後還由王華生在押運貨物赴港時隨身攜帶了多次。

1948年12月華潤公司成立。

一、周恩來指揮，李克農、錢之光經辦

錢之光的香港使命，按周恩來、任弼時1947年3月在陝北的當面交待，本來主要是去香港“發展海外經濟關係”、 “主持海外及內地經營”；通過開闢經濟事業，在經濟上支持蔣管區中共地下黨和在港的各個民主黨派。正當錢之光完成赴港發展經濟事業各項準備工作，即將乘船南下前幾天，1948年8月2日，突然又接到周恩來發來的一封電報——給錢之光加了一項重要政治任務，要他到港後會同中共香港分局、香港工委方方、潘漢年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北上進入解放區，參加籌備新政協。這樣一來，錢之光的香港使命就包括了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就中共黨史而論，這項追加的新使命其重要性和分量，甚至更顯得重一些。

對於如何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區籌備召開新政協，周恩來曾於1948年初秋電告潘漢年設法與港方交涉。潘找了民主黨派駐港代表薩空了商談，要薩先與港方接洽。於是薩找了香港大學校長施樂斯。施氏是香港當局指定與中共及民主黨派的聯繫人。薩對施樂斯說，民主黨派主要負責人李濟深、沈鈞儒要從香港去倫敦轉經蘇聯到東北解放區去。施氏表示你們兩個領袖要走，這是要請示的，要報告香港總督。過了一些時候，施氏回答說，港督表示這件事他也作不了主，要請示倫敦，需要有一個較長的時間才能答復：由於英國方面的答復曠日持久，而且可能是敷衍搪塞，因此，周恩來決定不走這條路線，改而採用大連到香港的航道。後來施樂斯在當年12月才轉來倫敦的意見，說不發護照，但可給一個證明身份的檔，離開倫敦時還可以保護。但英國政府這一示好安排為時已晚。

於是，這一極為重要的歷史使命，落在了錢之光和中共香港分局方方、潘漢年的身上。

錢之光一行到達香港後，先到“聯和行”商量卸貨事宜和佈置今後的任務；接著就與香港分局聯繫，商量接送民主人士的問題。香港分局當時由方方負責；潘漢年也是主要領導人之一，負責統戰工作。錢之光來到方方家時，潘漢年已先到了。錢向他們介紹了解放區的情況，傳達了中央的指示。方、潘也已接到中央的電報，便一起商量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問題，並具體作了分工。三人的一致認識是：接送民主人士進解放區，任務艱巨，責任重大，需要很好地籌畫。

事隔不久，就把接送在港民主人士到解放區的工作緊張地開展起來。周恩來於9月20日擬定了邀請從港、滬和長江以南前來解放區商討召開新政協的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77人的名單，其中有李濟深、蔡廷鍇、張瀾、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郭沫若、黃炎培、馬敘倫、何香凝、史良等著名人士。同時，又起草發出中共中央致香港分局並錢之光和上海局劉曉、劉長勝的電報，徵詢對77人名單的意見。周恩來還指出：各方人士須於今冬明春全部進入解放區方為合適。北來人士，擬先集中哈爾濱招待商談；華北人士如直接進解放區，則集中華北。視戰事發展，明春或來華北，或即在哈市召開新政協。

錢之光在果斷、迅速地就發展經濟事業問題進行一系列部署後，就把主要精力轉移到按時完成接送在港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區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政治任務上來。

二、分四批接送政要北上

周恩來開列的77人名單中的多數人在香港，他們一直與中共香港分局、香港工委等保持著聯繫。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對民主人士的接送要做到絕對保密，保證安全。錢之光與方方、潘漢年等作了仔細研究，為了不引外人注目，決定分批秘密接送，由同民主人士保持聯繫的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及其他方面的同志分別聯絡。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麼時候開船，都是根據民主人士準備的情況、貨輪的安排、香港的政治氣候及聯繫工作情況等來決定二為保證旅途安全，商定每次都由中共負責同志陪同，並派出熟悉旅途情況的同志隨船護送。在“聯和行”工作的楊琳、袁超俊、劉恕和在“中華貿易總公司”工作的祝華、王華生、徐德明等，都參加了這方面的工作。

每次都是由原來與某位民主人士保持聯繫的人去聯繫好，等載貨回解放區的船準備好以後，就由他們負責把所聯繫的民主人士護送上船：在當時複雜的情況下，要保守秘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特別是一些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上船，事先都設想得很周到，要求負責聯繫的同志機智靈活，務必注意擺脫密探的跟蹤。對上船時經過的交通路線，也要事先調查熟悉。還要事先約好什麼人去接，遇上情況如何對付等等。由於民主人士社交活動多，認識他們的人也多，為避免遇到熟人，每次都安排在黃昏後上船。

經過錢之光的一套工作班子的努力和香港分局、香港工委的密切配合，在較短的時間裏，就做好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在9月北上的準備工作。準備進解放區的民主人士很多，他們考慮到這是第一批，不宜安排太多，因此只安排了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等十幾位，由章漢夫陪同。錢之光派祝華和徐德明隨船護送。由於這一批有知名度很高的重要人物，在嚴格保密和防止密探跟蹤方面，都作了慎重的考慮和安排。準備工作完成後，錢之光立即向中央作了報告。周恩來同意這個行動計畫，並強調指出：這是第一批，出發後有什麼情況要隨時報告。

三、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率先登陸

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的那天，錢之光在黃昏時候，事先趕到船上。他在船上迎接了沈鈞儒等人：當時船停泊在維多利亞港的一個浮簡處，沈老等是坐小艇上船的。那時沈老已是七十多歲高齡，比起錢之光在重慶、上海時見到的他，有些消瘦，但精神矍鑠，步履穩健。

錢之光和譚平山在重慶時就有往來，此時相見，彼此很高興。錢對譚說：“可能沒有想到吧，在這裏我們又見面了。”譚緊緊握著錢的手說： “是呀，是呀。”他倆接著談了一些別後的情況。

當章伯鈞攀扶著軟梯走上大船的時候，一抬頭看見錢之光，就驚奇地說： “老兄，你也來了！”由於工作關係，錢之光到香港後，還沒有與章伯鈞見過面。此時突然相遇，自然覺得出乎意外。

錢之光下船時，一一告別，請他們多多保重，祝他們一路平安。錢之光在夜色朦朧中上岸後，仍留下兩位同志在小舢舨上嘹望，等船出港後才回來。

船是順利地從香港出發了，但錢之光心裏還是忐忑不安。因為這是接送工作的開始，航程還很長。錢之光回到住地立即向中共中央、周恩來和大連方面電告了這一批民主人士出發的情況。

錢之光焦急地等到第八天，才接到劉昂從大連發來的電報，知道船已順利到達朝鮮的羅津，中央派李富春專程迎接，後轉往哈爾濱，這才放了心。錢以後才知道，這次船過臺灣海峽時曾遇到強颱風，一度失去了控制，船被沖到澎湖列島附近。經過全體船員的努力，才擺脫了觸礁的危險。然而，當時在船上的幾位老先生卻鎮定自若，還像平時一樣，按時做健身操。

1948年10月3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致電第一批到達東北解放區的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等，表示歡迎，並告知準備于明年適當時機舉行新的政治協商會議。

這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後，劉昂等在大連又租了蘇聯貨輪“波爾塔瓦號”，裝上解放區出口的物資和一筆黃金運往香港，以便接回第二批民主人士，並帶回解放區所需要的物資。

四、郭沫若、馬敘倫、許廣平等出港

10月中旬，大連“中華貿易總公司”租的船來到香港。但在到達香港附近海面時，與一艘法國船相撞，“波爾塔瓦號”沉了一半，擱淺在海灣，不能靠碼頭。船艙裏的大豆泡了水，損失不小。撞壞的船需要檢修，一時不能使用。由於已與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商量好行期，只好在香港另租一艘掛挪威旗的船，10月底才把第二批民主人士送走。

第二批北上民主人士中有郭沫若、馬敘倫、許廣平母子、陳其尤、沙千里、翦伯贊、宦鄉、曹孟君、韓煉成、馮裕芳等人。連貫陪同。錢之光派王華生隨船護送。

錢之光和郭沫若在武漢、重慶、南京、上海接觸較多，彼此很熟悉。在迎接郭老上船時，錢對他說：“我是恩來同志派來接你們的。”

郭老向錢之光問了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情況，又談到全國形勢好轉之快出乎意料。當時由於郭老的夫人不能同行，錢在下船前告別時說：“航海很是辛苦，一路還要提防國民黨的飛機和軍艦。這次於立群同志不能伴你同行，但我們一定設法很快送她進解放區，早日與你團聚。”

這艘船在大連和丹東之間的大東溝海上拋錨停航。郭沫若等改乘小船上岸。東北局派了負責同志迎接。隨即經安東（後改稱丹東）去哈爾濱。

周恩來於11月5日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電，責成分局和錢之光在12月份將李濟深等準備參加政協的幾十位各方面代表接送來解放區。

電報中開列的各方面代表人物，雖已有幾位在前兩批北上人士中，但由於人數多、時間急，特別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又在其中，因此接送第三批民主人士的任務更為艱巨。對此，中共中央極為關心，周恩來的電示也更加具體。他事前給大連的馮鉉、劉昂拍電報說，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與蘇聯駐大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