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憂與外患：國民經濟困難與國際形勢嚴峻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躍進”運動帶來的嚴重後果和三年困難時期，使中國的國民經濟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1961年1月14日至15日，黨的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調整取得了明顯成效，國民經濟逐步好轉。從1963年起，本來應該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但為了鞏固調整取得的成果，這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再搞三年調整，即把“三五”計劃推遲到1966年開始實施。

1964年4月，國家計委制定了《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的初步設想》。在這個設想中，用於農業的投資占總投資額的20％，國民經濟的首要任務由原來以發展重工業為基礎改為大力發展農業、基本解決人們的吃穿用。

這個被簡稱為“吃穿用計劃”的設想，得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多數領導同志的贊同。

按照這個思路，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將會沿著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路子走下去。但是，接下來的日子，毛澤東在國民經濟發展指導思想上開始有了變化，他越來越重視國防工業和基礎工業，以致最終做出了要調整一線，建設三線，改善工業佈局，加強國防，進行備戰的重大戰略決策。

一向深思熟慮的毛澤東在很短時間內改變自己的想法，在國民經濟發展的安排上，從解決人民“吃穿用”轉到以國防工業為主的基本建設上來，其原因與當時中國的周邊環境有莫大的關系。

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失敗後，又發動了侵略越南的戰爭，將戰火燒到中國的南大門。

同時，美國慫恿台灣當局利用中國大陸出現的經濟困難局面宣傳反攻大陸，並派武裝特務登陸破壞。美國制定並進行了以中國大陸為假想敵的兩次大型核戰爭演習。此外，美國還在南朝鮮和日本駐紮大量軍隊，與日韓搞共同防務條款，矛頭直指中國。

在美國及其追隨者從東面、南面對中國形成“半月形”包圍的同時，印度也趁機對中國提出領土要求，插手中國西藏內部事務。1962年10月和11月，印度軍隊向中國領上發動大規模入侵，中國軍隊被迫兩次進行反擊，將印軍擊退。其後戰爭雖然停止，但雙方邊界的軍事對峙局勢並未得到根本緩和。

在北部，1962年，中國與蘇聯的關系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蘇聯在中國新疆伊犁，塔‧城地區策動了大批中國居民外逃事件。1963年，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簽訂了針對中國的《關於蘇聯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防務的協定》，不久，蘇聯派駐重兵進入蒙古。此後幾年中，蘇聯向鄰近中國邊境地區和蒙古部署的軍隊由10個師近20萬人逐漸增加到54個師，近百萬人。

可以說，中國尚未渡過大飢荒的難關，便又陷入了四面受敵的境地。面對緊張的國際環境，毛澤東不能不感到焦慮，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三五”計劃原定的要解決吃穿用的問題。

備荒與備戰:從解決人民“吃穿用”到三線建設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明確提出：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危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麼時候要打仗。決定戰爭最後勝利的不是原子彈，而是常規武器。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後方不行。他同時提出要把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的戰略佈局，要下決心搞三線建設。在搞三線工業基地建設的同時，一，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各省都要有軍事工業，要自己造步槍、沖鋒槍、輕重機槍、迫擊炮，子彈，炸藥。有了這些東西，就放心了。三線建設的開展，首先要把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交通，煤、電建設起來。建設要快，但不要毛糙，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毛澤東還風趣地說：“你們不搞攀枝花，我就騎著毛驢子去那裏開會;沒有錢，拿我的稿費去搞。”這一講話，一下子激起與會同志的鬥志。

對戰爭的緊迫感使毛澤東十分焦急。他的心情越來越急迫，語氣也越來越嚴肅。

1964年6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又反復說：“要搞第三線基地，大家都贊成，要搞快一些，但不要毛糙。”

1964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三線建設問題。毛澤東在17、20日兩次談話中說：“要准備帝國主義可能發動侵略戰爭。現在工廠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不利於備戰。工廠可以一分為二，要搶時間遷到內地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戰略後方，不僅工業交通部門要搬家，而且學校，科學院、設計院、北京大學都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這三條鐵路要抓緊修好，鐵軌不夠，可以拆其他線路的。”

1964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並下發了國家計委提出的《1965年計劃綱要(草案)》，要求據此安排經濟計劃工作。這個計劃的基本指導思想是：“爭取時間，積極建設三線戰略後方，防備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

“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提出

1965年大部分時間裏，毛澤東談得比較多的是備戰問題。

為了應付可能發生的戰爭危險，保証國家安全，毛澤東同其他領導人反復商議。1965年4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澤東審閱同意的《關於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

4月28、29日，賀龍、羅瑞卿、楊威武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備戰計劃。毛澤東在同他們談話時說：“世界上的事情總是那樣，你准備不好，敵人就來了;准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毛澤東對戰爭的可能性總是做打與不打兩種估計，而把工作部署的重點放在應付打的可能性上，做到有備無患。

根據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餘秋裏組織計委擬定了新的“三五”計劃匯報提綱，並於6月16日和周恩來一起，到杭州向正在那裏視察的毛澤東匯報。

毛澤東聽取匯報後指示說：“必須立足於戰爭，從准備打仗出發，把加強國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改變工業佈局，發展農業，大體解決吃、穿、用，加強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把屁股坐穩，發揮一、二線生產潛力，有目標有重點地積極發展新技術。”“總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要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計劃要考慮這三個因素。”

8月23日，周恩來在國務院第158次全體會議上講話說：“主席要我們注意三句話，注意戰爭，注意災荒，注意一切為人民。這三句話，我把它合在一起順嘴點，就是備戰，備荒、為人民。”這就是“備戰、備荒、為人民”口號的最早提出。

1966年3月12日，毛澤東在關於各省發展農業機械化問題給劉少奇的信中，對“備戰、備荒、為人民”這一戰略口號做了具體解釋： “第一是備戰，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則雖有槍炮，無所用之。第二是備荒，遇了荒年，地方無糧棉油等儲備，仰賴外省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困難更大。而局部地區的荒年，無論哪一個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幾個省合起來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三則更加要為地方積累資金用之于擴大再生產著想。”可見，毛澤東主張備戰、備荒，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人民。

1965年9月2日，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意見修改，國家計委擬定的《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提綱(草案)》提出：第三個五年計劃必須立足於戰爭，從准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佈局。《匯報提綱》指出：“三五”期間一定要把建設重點放在三線，否則就會犯方向性錯誤。9、10月間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通過了“三五”計劃。

至此，以備戰為中心的“三五”計劃制定完成，三線建設在毛澤東的推動和“備戰、備荒，為人民”口號的鼓舞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1967年4月，“備戰、備荒、為人民”作為“毛主席語錄”在全國勛口廣泛地流傳。

在那個宣傳手段相對匱乏的年代裏，人們生產生活中的物件成了宣傳口號的最好媒介。一時間，牆壁、瓷碗，瓷壺、水杯，筷籠、穿衣鏡，鬧鐘，糧票，甚至糖紙上都書寫上了“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人們在吃飯、喝水，照鏡子、買東西等等幾乎每個生活環節中，都能看到這句口號，同時一定也會禁不住在心裏一遍遍默念，一次又一次增強鬥志與決心。“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遍及人們生產生活的各個角落，在人們心裏留下深深的烙印。

口號的力量：舉國備戰，全民皆兵

為實現“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又發出了“全黨抓軍事、實行全民皆兵”的號召，指示各級黨委要認真抓軍事工作、民兵工作。

1968年，國際形勢發生了比較顯著的變化。美國在越南戰爭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蘇聯卻迅速擴展軍事力量。與此同時，中蘇關系急劇惡化，兩國之間不斷發生邊境摩擦。

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發生。3月4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打倒新沙皇!》，其中說：“不管你們來多少人，不管你們聯合什麼人一起來，我們都要把你們堅決徹底幹淨全部消滅之。”3月15日，在中央文革小組的碰頭會上，毛澤東又具體地談到了對付蘇聯可能發動的戰爭問題。4月28日，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說到了要准備打仗的問題。他說，備戰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備。精神上的准備，就是要有打仗的精神，不僅我們中央委員會，還要使全體人民中間的大多數也有這個准備。戰備工作很快進入了突擊性的高潮階段。

1969年8月2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布命令，要求邊疆地區革委會、人民解放軍駐邊疆地區部隊，充分作好反侵略戰爭的准備，隨時准備對付武裝挑舋，防止敵人突然襲擊。命令說，黨中央命令你們充分作好反侵略戰爭的准備，“隨時准備粉碎美帝，蘇修的武裝挑舋，防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