睜開左眼:臺灣獨立媒體人

臺灣獨立記者李惠仁完成了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揭露臺灣禽流感疫情的真相,迫使台當局“農委會”不再隱瞞疫情。

臺灣獨立媒體“上下游新聞市集”的記者汪文豪以《孩子的未來、碗中的現在——校園午餐調查報導》獲得2012年臺灣消費者權益報道獎優勝。

……

2012年,就像是臺灣獨立媒體人的爆發年。離開了主流媒體但並沒有停止觀察及報道的臺灣獨立媒體人,依靠網絡傳播手段和更貼近真相的獨特視角越來越昭顯其在公眾中的影響力。

乘著噴射機,離開

為什麼會選擇離開臺灣主流媒體?

當我把這個問題拋給一個又一個先後從主流媒體辭職、但並沒有離開新聞業而是依舊觀察並報道的臺灣獨立媒體人時,他們不約而同地提到了臺灣媒體業中最讓他們痛恨的怪現狀——業配新聞。

2010年12月,在《中國時報》供職16年的主任記者黃哲斌將一紙辭呈放在部門主管的辦公桌上,並在自己博客上甩出一篇博文,《乘著噴射機,離開<中國時報>》。這幾乎是臺灣媒體人對業配新聞的一次重要的公開宣戰,瞬間攪動臺灣媒體江湖,短短一天內,就有10萬多人次點閱文章。

新聞成了按字論價的商品,政府和企業的公關軟文像是外星來的異形,盤據了正常新聞版面;記者努力採訪的稿件反而被擠壓、被丟棄,甚至發展到“記者與主管被賦予業績壓力,不得不厚著面皮向採訪對象討預算、要業配,否則就是‘不食人間煙火’、‘不配合報社政策’。”

不斷目睹這場記者變成廣告業務員、公關公司與廣告主變成新聞撰稿人的假面舞會,這個40多歲、留著山羊鬍子、大腦門的臺灣資深記者終於“再也無法說服自己,這是個值得託付的行業”。

同時,黃哲斌掀起一場“反對政府收買媒體,以‘置入性營銷’欺瞞人民”的聯署,不過一天,就有1000多個單位或個人參與聯署。

黃哲斌點燃的是許多人積累已久的不滿和憤怒。

2007年,為《蘋果日報》的“人間異語”欄目工作的江一豪,和他的主管之間發生了如下的對話——

“一豪,你是不是寫作上有問題?”

“不要客氣,如果有需要,我隨時可以走,不要讓你為難。”

江一豪想為這個欄目多撰寫些底層人物的報道,可主管已經多次或明示或暗示他開發些更商業化、可以要業配的題材。那樣的報道,江一豪寫不出來,更不願意寫,索性辭職走人,當起了搬家工人,同時為臺灣獨立媒體“苦勞網”撰稿。

一年後,扛了15年攝像機的東森電視臺攝影記者李惠仁,受夠了每天追著新聞的浪潮跑、要有畫面要有話題有衝突性趣味性、不停跟著流行轉彎的電視新聞工作,遂請辭。

在此之前,他的父親心臟病發、入院急救。一直在臺北忙碌的李惠仁,請了一個月的長假,趕赴彰化陪伴父親。死亡離自己的家人如此之近。李惠仁開始反思,“什麼樣的事情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他說,“我在電視臺的工作,有價值嗎?”不過是,“10%用來做報道,剩下時間都在應付長官。”

辭職後,李惠仁做的第一部紀錄片叫做《睜開左眼》,即從獨立攝影記者的角度來看待臺灣的電視新聞。電視臺攝影記者將巨大的攝影機扛在肩膀上時,幾乎是閉上左眼只用右眼來看,“右眼所建構出來的世界就等於我們常常講的媒介真實”,李惠仁說,“睜開左眼,是說不要只看到或不要只去處理經過剪接和過濾過的所謂媒介真實,而是應該看到更客觀的部分。”

2009年,跑環保線10多年、被主流平面媒體遣散的朱淑娟,架起博客,依舊如常到環保署採訪,在她熟悉的領域,點點滴滴寫下多件環境議題始末。“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心中想著‘做個獨立記者’。”?他們幾乎都是臺灣獨立媒體人的先行者。2010年黃哲斌的那紙對業配新聞的宣戰檄文後,媒體人馮小非也加入了這一陣營,她和汪文豪、莊惠宜、蕭名宏、蔣慧仙等人一起,創辦了“上下游”網站,這是一個關心農業及友善土地議題的社會企業性質的獨立網絡媒體。其中,汪文豪是從待遇優渥的《天下》雜誌自薦而來。

戳破,不能戳的秘密

“睜開左眼後,你看到的更客觀的那部分是什麼?”《鳳凰週刊》記者問。

“真正的客觀真實永遠達不到。但我把自己當成是一個在做拼圖的人。”李惠仁說。

李惠仁的skype頭像是偌大的口罩遮住大半張臉,右眼擋在攝影機後,左眼睜得大開,目光平靜又似有穿透力。Skype簽名為,“官僚的謊言是最可怕的病毒……不能戳的秘密。”而“不能戳的秘密”,也是他花了8年時間拍攝的一部紀錄片的名字,這部片子追蹤調查臺灣禽流感病毒株和官員如何隱匿疫情。

2004年,臺灣彰化爆發全臺灣第一例H5N2禽流感疫情。李惠仁是彰化人,聽到養雞朋友抱怨雞只無故暴斃,但送去政府機關檢驗都說不是禽流感,他以媒體記者的敏銳度,直覺“沒這麼單純”。

追蹤禽流感疫情的拼圖工作開始了。2004年,他將花了兩個月追蹤到的重要線索做了一條近三分鐘的新聞專題報道,他的調查結果已可初步戳破官方說沒有疫情的謊言。可當時這條新聞早已冷掉,總編輯勉為其難地將這條三分鐘的新聞放在了不受關注的時段。播了一次,但就像什麼都沒播一樣。

主流媒體的這種對新聞價值的判斷,讓李惠仁有點灰心。可對疫情的關注,他並未中斷,2008年辭職後,不用再連軸轉般一週一個選題,作為獨立媒體人,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新聞判斷來,索性更自由地在這個議題上花上大把心思以及銀子。

為了追蹤調查報道,李惠仁自掏腰包上百萬元台幣,並像個“動物法醫”一樣戴上口罩、眼罩,親手解剖了200多隻病死雞。同時,他拿著解剖檢查結果以及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的數據,一直跟臺灣的農委會對質。

直到2011年7月,他才完成全片。《不能戳的秘密》全片64分鐘20秒,遠遠長於他在東森電視臺時長多被壓縮在兩分鐘內的新聞專題片。公共媒體無法為這部片子提供一個播放平臺,他便將片子放在網路上,先是在“公民新聞”平臺Newtalk和蘋果動新聞上,接著YouTube、Facebook、PTT、Plurk等網站都開始大量轉載該片。

接下來,獨立製作的新聞紀錄片獲得了排山倒海般的連鎖效應:2012年3月3日,臺灣官方證實了“H5N2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爆發”,主流媒體也跟上該議題報道,臺灣各地數十萬隻雞被撲殺,民眾改吃海鮮……乃至導致臺灣“防檢局”局長請辭下臺。

只是,這部投入百萬台幣的片子並不能給李惠仁掙來一分錢。

作為獨立記者,他的資金來源是兩種——以片養片,從開公司的朋友手裏接些小案子,每次掙個一兩萬台幣;另一部分資金,來自致力紀錄片和專題片製作的臺灣公共電視,若提案通過,拍攝者會得到一筆資助費。

走得越近,越看到不一樣

像李惠仁一樣,在臺灣做獨立記者大概有很大的幾率在這個領域內闖出名堂。

出於謀生,也出於想更接近自己最感興趣的藍領勞動者,辭職後的江一豪,照樣懷揣著為弱勢群體呐喊的社會理想,邊為獨立媒體“苦勞網”撰稿,邊當起了賣苦力的搬家工人。

1979年生的江一豪,瘦、皮膚黑,喜歡戴一隻棒球帽、穿T恤衫,鼻樑上架只鏡框。初做搬家工時,他遜到總要拖累人。可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他的視角才變得不一樣了。

一次,和他一起出工的搬家工,出於對他的不信任,在搬到一隻很重的冰箱時,忙打電話找來資深助手幫忙,並付給對方600台幣。江一豪很不好意思,表示這筆錢從自己的工費中出,誰料,平時看起來很流裏流氣的對方,竟然大手一揮,瀟灑的說不用了。

“我們都有共同的經驗,所以可以相互容忍和理解。只有跟受訪者達到那個感覺時,報道才會有血有肉。”在身份的轉變中,視角也獲得了更新。“直接變成了一個藍領工人的視角,過去我所不理解的工人群眾的語言、心境,我都漸漸能夠掌握,而且必須說,這些其實都存在於勞動過程前後細節裏,如果沒有身臨其境,不可能透過採訪說明白。”

走得越近,看到的越不一樣。他更願意這樣總結。

就這樣,用體力付出得到的血汗錢,換來主動採訪、無償發表的報道自由。一方面體驗勞動人生、一方面以網絡為基地,江一豪轉身變成關懷土地、向自己負責的獨立記者。比起在主流媒體中不斷忍受被邊緣化的痛苦,成為搬家工人的江一豪反而寫出了一系列出色的作品。

其中報道弱勢群體土地問題的系列文章,“人與土地的故事”,更是擊敗了主流媒體的報道,入圍了2008年臺灣重要新聞獎項“卓越新聞獎”。系列文章的主角分別是——臺灣原住民三鶯部落,其河邊駐地一直遭遇縣府強制拆遷;東菱電子廠的工人,為了爭取被老闆積欠的退休金、資遣費,成立自救會,以長達10年的時間守在工廠;以及在臺灣的緬甸華人,遠渡來台,但並沒有太多平等的機會。

在江一豪的文章中,處處可見作者本人的介入——行動的投入、感情的投入——他到底走到了多近的地方去看他們?

“東菱電子廠的工人,我跟他們相處了半年才完成稿件;三鶯部落的這群原住民,認識了他們近一年,並著手跟他們一起抗爭,才完稿;至於在臺灣的緬甸華人,根本就是我認識四年多的同學。”江一豪回答說。

“你說,這樣的‘採訪時間’與‘工作方法’,怎麼可能在主流媒體中進行並完成呢?”末了,他又如此反問我。

從第一天當記者到入圍臺灣的卓越新聞獎,江一豪才花了五年時間。他說,“臺灣社會願意做這樣的事情的人還比較少,往人少的地方走比較容易成功。雖然容易寂寞。”

現在,他和他筆下那群為了土地而抗爭的人們走得更近了。他還是三鶯部落自救會的顧問,和原住民一起走上街頭,抗議政府的拆遷。

不斷突破的採訪權

在江一豪和他的“人與土地的故事”入圍臺灣卓越新聞獎兩年後,2010年,朱淑娟一舉獲得了“卓越新聞獎平面媒體類實時新聞獎”。

跑環保線10多年,以獨立記者身份獲獎,這讓朱淑娟的同業或已不在記者崗位的昔日“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