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故宮的政治意義

野島剛追蹤梳理了從辛亥革命後故宮文物外流,到“九一八”事變後,故宮文物遷徙出宮,隨國民黨一起流落至臺灣,並在臺北建立故宮博物館的全過程。

一個日本記者花費5年時間,走訪中國大陸和臺灣十餘座城市,寫就了一部關於北京故宮和臺北故宮傳奇經歷的著作。

此書名曰《兩個故宮的離合》,作者系日本《朝日新聞》中文網總編野島剛,曾於2011年與2012年先後在日本和臺灣出版。甫一問世,便受到兩地媒體和讀者追捧,再版數次。2014年1月,上海譯文出版社引進版權,在大陸推出簡體字版。

此前,有關故宮的歷史,兩岸已有諸多學者寫過專著或論文,記述了1925年故宮成立到1949年分裂的過程;相關當事人的口述歷史,也被挖掘過不少。但是,對於1965年臺北故宮建立、臺灣民進黨當局對故宮的改革企圖、中國大陸近年大量搜尋並追回文物的熱潮,以及2008年臺灣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兩岸故宮的密切交流等,卻一直未有系統性專著,而這正是《兩個故宮的離合》的重點。

野島剛追蹤梳理了從辛亥革命後故宮文物外流,到“九一八”事變後,故宮文物遷徙出宮,隨國民黨一起流落至臺灣,並在臺北建立故宮博物館的全過程,還介紹了臺灣政黨輪替引發的臺北故宮改革之爭。將在歷史離亂與現實政治翻弄下,兩岸故宮命運的沉浮畸變,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讀者眼前。

與故宮結緣

野島剛出生於日本橫濱,但從小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深感興趣,在高中時便立志,“要做與中國有關的工作”。大學期間和工作後,他分別在香港和廈門留學一年,能講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和粵語。成為《朝日新聞》記者後,對中國兩岸三地的政治、文化、外交始終保持著關注。

野島剛與臺北故宮的第一次親密接觸,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當時他作為日本的大學生代表,參加臺灣方面舉辦的國際青年交流活動,在兩周內走訪了臺灣各地。

他在序言中回憶道,“在那趟不是很有收穫的旅程中,我也去了臺北故宮,當時對故宮留下了深刻印象。結果時隔20年後,採訪臺北故宮成為我好奇心的發源地,這是我始料未及的。”

2007年,年屆四十的野島剛,作為《朝日新聞》特派記者,開啟了一段為期3年的臺灣生活,負責報道兩岸三地的新聞,這讓他有了再次近距離接觸臺北故宮的機會。

而之所以時隔20年後,還會對故宮感興趣,則源於他的職業敏感性。

2007年,他初到臺灣時,正值民進黨執政,在“去中國化”思想指導下,民進黨政府商議,如何把臺北故宮變成一個“多元文化”的亞洲博物館,而不只是“單一中華文化”的博物館。而到了2008年,馬英九當選,國民黨重新執掌臺灣,又將故宮定位為“單一中華文化”的博物館,並表示要堅持長期不變。

此前,民進黨政權在2004年把孫中山的銅像,從故宮正面門廳移走,“放在戶外風吹雨打”。國民黨重新當政後,立刻修復了銅像,2010年起改放在展示館的正面,孫中山像成功“復活”。

這樣一些“小動作”,引起了野島剛的注意,他看到了其中的荒誕——“一個博物館的政策定位,在政黨輪替前後,變得這麼突然,改朝換代在一個博物館裏面換兩次,這在全世界可能就只有一個,這已經不是一個文化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由於長期從事政治、外交、國際關係的報道和研究,他形成了一種職業敏感,他從臺灣兩黨對故宮的不同態度,窺見了背後的政治暗戰,他試圖從政治角度來解答這一“文化現象”,把故宮作為觀察臺灣和兩岸政治的窗口。

國民黨重執權柄後,兩岸關係趨於緩和。2009年2月,60年不相往來的兩岸故宮,開啟了破冰之旅,兩岸故宮院長首度在北京故宮會面,野島剛成了隨團採訪的唯一一位外國記者,與故宮的這些緣分,成為他後來寫作此書的重要契機。

探訪“老故宮”

為瞭解開兩岸故宮的歷史謎題,野島剛開始四處搜羅資料,他試圖“探索千變萬化的故宮背後,究竟串聯了什麼樣的歷史情結,潛藏了多少政治領袖的思維判斷,並通過故宮,描繪出政治權力與文化之深層共生結構的樣貌。”

起初,他擔心自己作為一名外國記者,並非文物和藝術品專家,可能難以完成這一題材,於是他把案頭工作做得特別細緻。野島剛翻閱了大量中、英、日文的圖書、論文和新聞報道資料。為了獲得更多第一手資料,他還在臺灣探尋當年“與文物一起渡海的人”,即護送故宮文物來台的“老故宮”。60多年過去,當年的“老故宮”存世的已然無幾,這些親歷者的回憶,成了書中寶貴的素材。

野島剛介紹,當年文物從大陸海運到臺灣,一共分為三批,除了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外,還有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外交部的文物和文件。其中故宮文物都是精選出來的國寶級珍品,共計2972箱,與1933年從北京運出時相比較,大約減少了八成。

當年隨第二批文物來台的高仁俊,是受訪的“老故宮”之一,他原來任職於中央博物院,時年20歲。據其回憶,當時很多人都認為,“半年後應該會回去(大陸)”,但事與願違。“到臺灣十年後,仍然沒想到下半輩子會在臺灣過,所有故宮職員都相信,總會和文物一起回到大陸的,但現在已經不這麼想了。”

在探訪過程中,老故宮們的一句話讓野島剛印象深刻。他告訴《鳳凰週刊》,“這些老故宮常跟我說,是‘上帝保佑,文物有靈’,否則文物不可能可以這麼完整地保護下來。雖然當時他們的工資很低,但他們都感覺,保護文物、保存中華文化,這份工作很有意義。”

重走文物遷徙路

在剛開始的採訪中,一些人會懷疑這樣一個外國記者,能否寫好中國文化的題,但是野島剛通過自己積累的專業知識,慢慢打消了大家的顧慮,他和兩岸故宮研究和管理領域的許多頂層人士,都建立了聯繫。

在五年時間裏,野島剛採訪了四位臺北故宮院長、一位北京故宮院長、一位南京博物院院長、一位瀋陽故宮研究員,還有眾多赴台的老故宮職員,以及眾多的歷史學者。

在做了大量資料整理和採訪工作後,關於文物遷徙的過程,野島剛已經爛熟於心,但為了能更生動形象地講述那段歷史,也為了瞭解60年後,遷徙路上的變化,他決定重走文物遷徙之路,探尋當年路上的見證人。

他依次走訪了瀋陽、北京、上海、南京、武漢、安順、峨眉山、樂山、重慶等地,參觀了沿途眾多博物館、紀念館。一路上,他受益匪淺。比如他得知,原來除了北京和臺北故宮外,還有一個瀋陽故宮,而且規模龐大,藏品豐富。

在四川樂山,他發現了一個“戰時故宮紀念館”,看到了許多珍貴的戰時故宮資料,他對記者說,“我當時嚇了一跳,他們保留資料做得這麼認真”。

在貴州安順,一位曾親眼目睹過文物的老伯告訴他,當年故宮的工作人員,把文物藏在當地華嚴寺的山洞裏,天晴時他們會把文物從山洞搬出來曬太陽,而且每天都有士兵在洞窯入口處通宵值班站崗。在這位老伯的帶領下,他親身到當年收藏文物的洞窯參觀。

在走訪過程中,許多有趣而感人的故事被挖掘,歷史與現實的距離被拉近了。在宏大的歷史事下,除了冰冷的數字和無情的戰火外,更多文物護送人員鮮活的面孔躍然紙上,這正是這本書能打動人的原因所在。

挖掘文化背後的政治

作為一個時政記者,他不甘於把寫作停留在歷史表像的整理,而企圖挖掘文物和文化背後更深層的政治意義。

他注意到,中國自古以來,權力的“政統”與文化的“道統”,都是分不開的一體兩面,對文化的繼承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政權的合法性,如果在道統上不能自洽,那麼政統就會受到挑戰。

1949年,蔣介石敗給毛澤東,被逐出大陸,在兵荒馬亂中,他除了把中華民國200萬黨政軍重要人士及其家屬,以及大量黃金帶到臺灣以外,還動用在當時極其珍貴的軍艦,將數千箱文物運抵臺灣。

在運送第一批文物的時候,國民黨當局甚至下令,將已經上船的想要逃難的老百姓驅逐下船,要先運送文物。這樣的舉動,如果僅用文物的藝術價值和貨幣價值,或許是難以解釋的,野島剛分析了文物背後的政治價值。

野島剛認為,蔣介石之所以下令把文物運到臺灣,更主要的原因是他相信“文物繼承者等同於中國正統統治者”,而此後中國大陸經歷“文化大革命”,文物遭到破壞,這樣的邏輯則更加具有說服力。

曾在蔣介石手下擔任臺北故宮院長的蔣複璁,闡述了蔣介石搬運文物的政治意義,“中華民族有一個數千年的道統,有人想在‘文化大革命’時將這道統文化連根拔起,但終究失敗。因為‘文化大革命’,才有蔣先生的文化復興運動,蔣先生從國父孫中山繼承道統,就是繼承孔子的道統。”

在野島剛看來,“蔣介石深知故宮文物的政治利用價值”。他搜尋資料,企圖找到更多蔣介石對於文物的看法;他甚至專程跑到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查閱蔣介石的日記。但在蔣的日記中,野島剛“讀到蔣介石詳細描述其如何用盡一切手段將黃金運到臺灣,卻沒有發現任何談到故宮的隻字片語”。

蔣介石窮盡畢生努力,希望從共產黨手中奪回失去的大陸。到台後的國民黨政權一度認為,“故宮的文物究竟是要回到大陸的,在‘反攻大陸’之前,臺灣不過是暫居之所。因此博物館的保管功能非常重要,展示陳列的程度,只要差不多就可以了。”

故宮的政治意義,在後來民進黨和國民黨的鬥爭中更為明顯,故宮成為民進黨“去中國化”的重要工具,但終於在國民黨重掌權柄後,將故宮恢復為“單一中華文化”的博物館。

在兩岸關係的破冰上,兩個故宮的交流合作,也被貼上了更多的政治標簽。野島剛總結道,“對於政治而言,文化有時是極為有用的工具。尤其像兩岸關係,這樣政治上敏感的問題是很難互相讓步的,先從文化面強調親近關係,好處不少。”

(徐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