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宋美齡在臺灣的際遇

晚年在台的宋美齡,在時運不濟之下,其個人生命中充斥著諸多的憂鬱和無奈。這樣的人生際遇,以歷史的脈絡而言,源於個人立場、理念與時代潮流的相悖;從個體的人生軌跡觀察,其以“第一夫人”的身份捲入蔣介石身後的政治權鬥漩渦,更昭示了依附而非掌控權勢的女人的宿命。當然,這些跟她的性格都有著不能忽視的關係。

優雅背後的強悍

在氣質優雅的背後,宋美齡有其性格強勢以及因此而兇悍的一面。

她的美國私人保鏢及保鏢女兒對此深有體會。他們回憶說,最讓保鏢頭疼的就是教宋美齡開車,在她的眼裏,沒有交通規則,更不會避讓行人。她的理由是:這是屬於她的路,所有人都應該給她讓路。於是,宋美齡開車,總是橫衝直撞。

她曾經打過臺灣駐美代表一耳光,就因為她不能允許後輩在她面前亮出“中華民國駐美代表”的身份與她辯爭。她見不得其他女人繼她之後坐上“第一夫人”尊位,據說她譏諷過“那個小腳女人怎能坐到我的位子”?對於蔣介石逝後的地位尊嚴,她也極力維護,堅持其任何待遇不得降低。

這樣的宋美齡,的確讓人驚詫。如果不是骨子裏的東西作祟,誰能口出如此狂言?做得如此狂妄?她的強悍當是來自美國張揚個性、自我的自由主義文化的自幼薰陶,來自丈夫長期的寵愛乃至溺愛,來自她因“第一夫人”的身份而長期享受的最高禮遇和最廣泛的尊敬,來自她長期參與國是並在國際上享有盛名而形成的高度自尊。總之,她強勢到兇悍甚至霸道的言行舉止,無疑來自其優越感、自信心,而她的優越感、自信心應該是超乎尋常的,某種程度上,其優雅風度實際上是傲慢的變妝。

這樣的性格也反映在她對理念的不懈堅持上。她堅持自己的理念不做任何調整,從心理意義上講,也是另一種不能允許、絕不承認失敗的表現。她終生反共,就因為她“愛”她的“中華民國”,她為“中華民國”投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情感,她以“艱苦卓絕”形容蔣介石“捍為中華民國的一生”,這何嘗不是描繪她自己?她早與“中華民國”血肉相連。因此,對中國共產黨,她充滿敵意。她發話,在大陸情勢沒有完全改變之前,蔣、宋、孔家人誰也不要歸葬大陸。她祭奠父母也是借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的夫人嚴卓雲去上海的機會,請她代為向上海宋家墓園內的雙親墓地獻花。作為與她感情深厚的張學良,生前終究沒有回到大陸,諸多因素之中,是否也有著一份對她的遷就、顧念呢?得知宋慶齡病危,她堅持不赴北京探望,連讓宋慶齡赴美治病的家書中,也不肯署名,只以“家人”落款,其反共意念之堅強由此可見一斑。

對大陸的和解善意,她也從來冷拒。1982年7月,廖承志給蔣經國發表了公開信,呼籲蔣經國、國民黨能以民族大義為重,拋棄國共恩怨,為國家統一貢獻心力。三周後,在以宋美齡名義公開發表的回復信中,她不僅繼續進行反共宣傳,而且以長輩之尊要廖承志“投誠”臺灣。

“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寥廓海天,不歸何待?”回顧兩岸關係的滄桑歷史,重讀廖承志的信件,狹隘的意識形態之爭,讓宋美齡失去為祖國統一作出貢獻的歷史契機,而她的政治價值也只能在“給夫人祝壽”的藉口中,淪為李登輝當局進行台美“秘密外交”的工具,不能不令人扼腕歎息。

揮之不去的“中華民國”情結

宋美齡多次捲入臺灣政爭,不能不說是出於對“中華民國的愛”。她認為,要捍衛、延續“中華民國”,蔣經國的接班人就必須是對“中華民國”絕對忠誠之士,她希望接班人是她信得過的人。因此,蔣經國接班後,不僅台美“斷交”讓宋美齡對蔣經國的“外交政策”相當不滿,特別是實行民主改革後,她更有了對蔣經國佈局身後接班人選的異議,有了對李登輝代理國民黨主席的懷疑,有了對黨政人士安排的介入,由此引發了一場國民黨內的接班風暴。

據當時的國民黨秘書長李煥回憶,蔣經國身後的党主席一職,按國民黨慣例應該是由繼位“總統”李登輝兼任的。因此,1988年1月,國民黨中央也是以此慣例來運作李登輝代理党主席一事的。在達成黨內共識的基礎上,黨中央完成了中常委們的聯署,並決定27日在中常會推出這封由李煥督軍、俞國華領銜、全體中常委聯署的聯署書。鑒於宋美齡時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主席團的首席主席,24日,李煥向宋美齡報告了此事,並將國民黨中央的提案讓宋美齡過目。不料,25日,宋美齡派人送了一封信給李煥,雖然未明說反對李登輝代理党主席,卻要求按黨章規定,在5個月後的國民黨“13全”會上再作決定;而“13全”召開之前,由中常委輪流代行主席職務主持中常會。26日,宋美齡又讓蔣孝勇打電話給俞國華,要求暫緩李登輝代理党主席案。這讓李煥、俞國華相當為難,出於顧念與宋美齡的舊情,遂有心緩辦,以求周延。但消息傳開,副秘書長宋楚瑜先是在中常會前向李煥、俞國華強力表態提案不宜推遲,繼之在中常會上激進表態,質疑俞國華的“猶豫不決”,並表示“非常失望”,斷然離開會場。隨後,中常委們跟進發難,一一主張維持原案,俞國華不得不順勢而為,通過李登輝代理主席案。事已至此,宋美齡只能放手。

因為“愛中華民國”,宋美齡終生反“台獨”。2000年島內“大選”,她認可連戰的人品、能力、政策,擔心民進黨“台獨”執政葬送“中華民國”,擔心宋楚瑜分票讓民進黨得利,於是在美國簽署一紙親筆信函寄給國民黨,支持國民黨候選人連戰、蕭萬長競選臺灣地區最高領導人,這對國民黨基本盤是個極大的鼓舞。連蕭競選失敗後,連戰誓言進行黨務改革,重新奮起,她以實際行動表態支持,參加黨員重新登記,並一次繳足1萬元新臺幣,成為終身國民黨黨員。

終未跳出個人的局限

宋美齡在臺灣政壇施展不開,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則她的權威是靠著“第一夫人”的平臺發揮出來的,這種依附而非掌控權力的狀況,必然隨著“第一夫人”身份的消失而快速消弱,沒有了“第一夫人”的平臺,在現實政治利益的角力之下,除了老部下那點情感的顧念之外,她的影響力就可想而知了。何況以蔣經國的性格、能力、權勢,她如何能簾後聽政、幹政?二來,更為重要的是,“中華民國”情結讓她不能超越局限,俯覽局勢變遷。以她單方面否決國民黨中央案、延遲李登輝代理党主席一事為例,當時宋楚瑜等之所以抗命不從,排除其個人前途考慮,更根本的恐怕是反國民黨獨裁專制。當時,開放、民主的臺灣社會民意趨向已勢不可擋,輿論以“新版宮廷政變”描繪李登輝代理党主席案的這場內部紛爭,正是這一趨向的反映。蔣經國看到了這一民意趨勢,順應了這個趨勢,宋楚瑜等也挾民意而為,宋美齡卻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最終只能離開臺灣,遠走美國,求個眼不見心靜。此外,臺灣與大陸長期阻隔,臺灣民眾,包括國民黨在台培養的新生代,並不太瞭解國民黨在大陸的歷史,缺乏對她的瞭解和理解,也就更不在意、且更反感她的介入,不懂她的幹政主要來自對“中華民國”的情感,因此反抗得便很強勢。這諸多因素綜合,註定宋美齡一定會在政壇權鬥中受傷乃至落敗。

當然,李登輝後來掀起的國民黨內主流派與非主流派鬥爭,以及其“台獨”的作為,不能全從1988年的民意潮流中來解讀,相反,卻正印證了宋美齡對李登輝的不放心。只能說,對時代脈搏沒有拿捏准,湮滅了宋美齡對李登輝的直覺的警惕,否則宋美齡應該是另一種作為吧?

政治人物必須有突破自己局限的能力,才能化危機為轉機,維持政治影響力不輟。這是看宋美齡晚年在台際遇給我的一點啟示。

(徐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