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攜夫人彭麗媛一同訪問俄羅斯、坦桑尼亞、南非和剛果共和國，並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作為當選國家主席後的首訪，習近平一行引發了國內外輿論的高度重視。其中，彭麗媛作為國家主席夫人的表現備受關注，不僅在國內好評如潮，還引發了包括《紐約時報》、《德幹先驅報》和《聯合早報》等外媒的“彭麗媛熱”，成為媒體搶先報道的焦點。

“第一夫人”外交越來越成為當今世界外交舞臺上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線。很長一個時期，中國不僅缺乏夫人外交的傳統，甚至人們對“第一夫人”外交的提法都存有歧義，“第一夫人”外交走過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中國首次實施夫人外交的是宋美齡，她在1942年2月首次以“ 第一夫人”身份隨同蔣介石的出訪印度，用英文對印度人發表演講，大獲成功，尤其是此後在訪問美國期間，在國會山發表英文演講，與社會各界接觸，出現了萬人爭睹的盛況，被譽為“她的價值相當於20個師”。新中國成立後，在向外派駐大使時，一些大使夫人對以夫人身份開展外交想不通，甚至需要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出面做工作才接受。1961年9月，為充分發揮夫人群體對外交的積極作用，中央批准成立夫人外事活動指導小組，在鄧穎超、張茜等人領導下，指導和參與夫人外交工作的開展。1963年 4月 12日至 5月 16日，王光美作為國家主席夫人陪同劉少奇出訪印尼、緬甸、柬埔寨、越南四國，這也是新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偕夫人出訪，在國際上產生巨大影響。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李先念、江澤民、胡錦濤等領導人支持和帶領下，“第一夫人”外交獲得了快速的發展，在國際舞臺上也越來越成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相比以前，此次彭麗媛以主席夫人身份陪同習近平出訪，注重與社會各界開展廣泛交流和溝通，積極開展公共外交是一個突出的創新和發展，引發了國際輿論和社會各界的高度讚譽，為增進與出訪國人民的友誼和提升國家形象，發揮了意想不到的積極影響，標誌著中國“第一夫人”外交步入了嶄新的發展階段。

實際上，“第一夫人”外交在本質上是公共外交的一種重要實現形式，是新時期公共外交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彭麗媛出訪的效果來看，中央將其確定為公共外交的定位是恰當的，也是可行的，符合當今世界公共外交的一般規律。總結世界各國經驗，“第一夫人”在公共外交中主要承擔三個方面的外交角色。

一是首腦公共外交的“左膀右臂”。

顯然，由於各國均沒有在憲法和法律上明確“第一夫人”的外交角色，她們在外交中發揮什麼角色，以及在某種角色上發揮到多大程度，完全取決於最高領導人的外交授權，最高領導人往往會根據內外各方面的反映和效果，隨之擴大或取消對“第一夫人”的外交授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第一夫人”的外交權力基礎是十分脆弱的，缺乏明確的法律和制度支持，故而在實踐中也難以獨立，只能發揮首腦公共外交的“輔助者”和“支持者”的角色。然而，一旦這一角色發揮得當，也能立即對首腦外交起到“如虎添翼”的效果。

作為支持性角色，第一夫人最基本的角色是陪同第一領導人出訪，可以通過其女性的魅力與溫柔的氣質，改善第一領導人在外交政策上過於強硬的形象，特別是在國家間關係存在重大問題需要解決，或者兩國存在深刻分歧的時候，第一領導人不得不申明必要的外交政策立場，此時“第一夫人”出場，則有助於緩和潛在的緊張局面，為國家間關係起到難得的潤滑效果。例如，肯尼迪夫人的優雅與美麗贏得了戴高樂與赫魯曉夫的好感，她的表現展示出她對對方的理解與尊重。肯尼迪說：“她是我最棒的外交官。”再比如里根夫人南希的俏語和幽默被稱為“推動了冷戰的結束”。

此外，拋開領導人在軍國大事上的關係不論，出於各國所共同遵守的外交禮遇規則，“第一夫人”的出訪必定會受到隆重的接待，不僅可在出訪期間與被訪國“第一夫人”在交往中建立友誼，更重要的是加深了與受訪國民眾的溝通和理解，能夠起到“以民促官”的良好效果。作為前者，相對於第一領導人之間的更多涉及國家立場和外交政策的“硬交往”，“第一夫人”們之間強調文化和瞭解的“軟溝通”可以間接影響到她們丈夫之間的關係，為推動兩國政府之間的合作提供機遇之窗。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夫人希拉里認為，“第一夫人們建立友好關係為各國首腦提供了某種低調的交流方式。”作為後者，“第一夫人”與訪問國社會各界的交往，尤其是著眼于人民友好的交往，更能為最高領導人開闢一片廣闊的外交空間，起到補台和呼應的效果。

二是政府公共外交的“形象大使”。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不僅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更是政府與民眾以及兩國民眾之間的關係。正所謂“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沒有他國民眾對一國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兩國政府之間的任何協議都必然會淪為一紙空文。近年來，世界各國政府普遍重視和加強公共外交，努力在本國政府對外政策和其他國家輿論和公眾之間搭建其理解的橋樑。相比最高領導人出訪強調國家利益，強調兩國政府領導人之間圍繞重要政策開展的對話和磋商，“第一夫人”更強調展現本國的國家形象，強調向社會各界傳遞本國人民對受訪國人民的友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第一夫人”就是一個國家的“首席形象大使”，是一國國家形象的名片和天然的代言人。

作為一國在國際舞臺上的“首席形象大使”，“第一夫人”的一言一行和一舉一動都關乎國家形象，受到輿論高度關注。美國前總統肯尼迪夫人傑奎琳的穿戴、福特總統夫人貝蒂諀福特的髮型，以及現任總統奧巴馬夫人米歇爾的健身與飲食方法，都在引領美國社會的時尚方面有著魔法般的效果。此次彭麗媛出訪走出機艙艙門後的微笑、穿戴、皮包以及一言一行都受到國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在信息化時代，“第一夫人”的此種形象塑造功能被無限地放大，甚至一些國家都專門設立了“第一夫人”辦公室，配備了專門的行政人員，囊括了政策、傳播、化妝、公共聯絡、日程規劃、社會事務等領域中的專業人士，組成了一支強大的工作團隊。

三是社會公共外交的“橋樑紐帶”。

在很多場合下，“第一夫人”也並非完全依附最高領導人，而是獨立承擔起公共外交的角色。比如代表第一領導人單獨出訪，出席一些重大的國際文化活動的開幕式和盛會典禮，以及致力於推動社會關注的一些全球性問題，呼籲全社會關注一些弱勢群體、邊緣群體和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失敗的群體，倡導慈善、環保和人道主義關愛等議題。

“第一夫人”可以作為第一領導人代表出訪他國，傳達第一領導人的外交理念與政策。這樣的好處在於：一方面，如果兩國關係緊張、第一領導人在場可能導致僵持局面，那麼“第一夫人”作為代表單獨出訪可以避免或緩和這種緊張氣氛；另一方面，“第一夫人”可通過她們的親眼觀察與親身經歷，為其丈夫提供可靠的第一手的信息。最著名的例子是卡特夫人1977年出訪拉美七國。當然她並非只是一個人，而是由國家安全顧問、副國務卿以及各國的美國大使陪同。她的使命是向拉美七國領導人解釋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但不進行任何承諾，也不討論具體的事務。事後《芝加哥陽光時報》評論道：“第一夫人羅絲琳豸卡特讓美國感到驕傲。在不斷發展的美拉關係中，她之前出訪拉丁美洲所建立的友誼是十分寶貴的。”

同時，作為文化使節，表達文化共鳴。小布什夫人曾說：“加深我們友誼的最好方式之一是更好地理解我們各自的文化。”“第一夫人”常常需要參加一些與被訪國文化相關的儀式或活動，而幾乎所有的被訪國都會為到訪的“第一夫人”提供一門“歷史課”。例如，奧巴馬夫人到墨西哥單獨出訪時，其中一個活動是參觀墨西哥國家人類學博物館，以讓她“更好地瞭解墨西哥的歷史與其豐富的文化”。再如，福特夫人曾在訪問我國時，在一群練芭蕾舞的學生面前乘興起舞，這一謙虛的破冰之舉“被譽為比外交官們的談話意義更加深刻”。

此外，作為人道主義使節，表示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與對弱勢群體的關懷。“第一夫人”往往將世界的注意力轉移到人道主義問題上，包括婦女的權利、教育、消除貧困和疾病等，通過人道主義的關懷團結弱勢群體。克林頓夫人到巴基斯坦的訪問被稱為“展現出一個國際母親的形象，她輕撫嬰兒的面頰，慰問病人”。（趙可金 莫映川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