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孫中山為了實現中國的和平統一，不顧個人安危，毅然北上。長期的艱苦鬥爭使孫中山積勞成疾，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醫治無效，不幸在北京病逝。

孫中山逝世前後的情況是怎樣的？他與病魔進行了怎樣的鬥爭，又留下了怎樣的遺囑？作者將通過本文向讀者一一講述。

與病魔做鬥爭

1924年12月31日，孫中山在天津停留了29天后，扶病人京。

人京前，孫中山發表了《人京宣言》，再次強調此次進京不是為了爭奪地位和權力，而是為了救國。到北京後，由於病體不支，孫中山只發表了簡短的書面講話，就徑直人住北京飯店。

1月3日，孫中山的病情進一步加劇。經美國、德國、俄國醫生會診，認為孫中山患有肝部慢性發炎及肝部腫脹急性病，所以才會感到異常痛苦。美國醫生建議“用愛克斯光探照一次，如果是肝臟濃瘍，則須開割。”醫生與孫中山的隨行人員商量，但無人敢做主，後又徵求宋慶齡的意見，宋慶齡認為孫中山年事已高，進行手術恐怕不容易恢復。隨後，宋慶齡又徵求孫中山本人的意見，孫中山自覺病情並不嚴重，所以認為無須開刀治療。

本來，孫中山就是抱病北上的，到北京後又夜以繼日地工作，接見各界來訪人士，與段祺瑞進行不懈的鬥爭，勞累導致他的病情日益加劇。

醫生不斷地對孫中山的病情進行著觀察，自1月21日起病勢驟然加重，體溫升降失常。23日，德國克禮醫生發現孫中山的眼球中有黃暈，意識到肝臟中的膿將侵及身體的其他部位，非施行手術不可。於是立即會同中國、德國、美國的醫生，共同商討手術方案。

1月26日，在宋慶齡的陪同下，孫中山由北京飯店轉入協和醫院。6時30分，由外科主任邰樂爾為孫中山主刀，施行手術割治。代院長劉瑞恒、王逸慧等作為手術助手。德國、俄國的醫生及汪精衛、孔祥熙、孫科等人則在一旁觀察。宋慶齡在鄰室坐候。當邰大夫將孫中山的腹壁切開後，眼前的情況讓所有在場的人吃了一驚，只見孫中山整個肝臟表面、大網膜和大小腸面上長滿了大小不等的黃白色的結節，結節發硬，整個腹腔內臟器粘連在一起，已經根本無法進行手術。邰大夫從肝上取出小塊組織做活檢標本後，就將傷口縫合了。整個手術進行了25分鐘。

手術結束後，國民黨特聘俄國醫生就根據他所看到的手術結果向幾位國民黨要員報告:先生今天手術的結果，據肉眼看到的判斷，應該為肝癌。

醫生隨即對孫中山的肝組織活檢標本進行了化驗，最終得出的結論與俄國醫生的判斷一致:孫中山患的是肝癌，而且已經處於晚期。

據醫生分析，孫中山的病症起於大約10年前，當時孫中山經常胃痛，許多人就認為這是孫中山肝癌的肇始。

孫中山患病住院的消息，在日本被傳為孫中山病逝，這引起了孫中山很多日本好友的震動。孫中山的老朋友梅屋莊吉於1月27日從報紙上獲悉後，心情異常悲痛，他在《備忘錄》中寫下“是日，摯友孫文逝世。”此時的梅屋莊吉大病未愈，無法遠行，他找到萱野長知、頭山滿、古島一雄等人商議，決定派萱野長知為代表，前往北京參加葬禮。萱野於當天晚上離開東京，取道朝鮮，趕赴北京。接著，梅屋莊吉拍電報給居住在中國大連的養女梅子，要她代表他們赴北京參加悼念活動。萱野長知於2月4日到達北京，讓他又驚又喜的是日本關於孫中山逝世的報道是錯誤的，好友孫中山雖然病重，但依然還在。他抵達北京後趕到協和醫院探視了孫中山，並把在離開東京前梅屋莊吉夫婦特意托帶給宋慶齡的一束鮮花獻給了她。

萱野長知探視孫中山后，就立即致電梅屋莊吉:“孫文尚可”。梅屋聞訊，喜出望外，立即致函宋慶齡等人，要求竭盡全力，設法使孫中山脫險。當時，日本有一位治療癌症的權威－－中井博士，梅屋擬請他前往北京參加會診，並將這一計劃與在北京的萱野電商，詢問是否可行。但北京的醫師團認為此舉已經無濟於事。梅屋的計劃未能實現。

孫中山患癌症的消息傳到廣州，大本營及省署要人都大驚失色，何香凝更是掩面而泣。廖仲愷得知孫中山病重的消息，也非常焦急，並想親自進京探視。但因為廣東方面黨務、政務和軍需都集於他一身，一時難以脫身，而孫中山也示電:“廣東不可一日無仲愷”。於是，廖仲愷就對夫人何香凝說:“孫先生的病恐怕難治了，孫夫人很忙，我現在因黨務、政事、軍需又都不得脫身，第一次東征軍事行動，都要我親自料理，不如你到北京去幫忙一下吧。”又說:“你去北京，‘孫夫人有事時也可以有個商量’。”何香凝對孫中山的病本來也著急得很，經廖仲愷這麼一說，她便匆忙整裝，趕赴北京照顧病中的孫中山，兼顧照料宋慶齡。

何香凝於1月26日離開廣州，先到上海，打算乘船北上。在等待船票期間，到孫科家中探詢情況。當時孫科已去北京，其妻陳淑英因懷孕不能遠行，便托何香凝帶上孫中山的長孫孫治平同行。何香凝於2月10日下午抵達北京，下車後就到協和醫院探望了孫中山。

從2月16日起，協和醫院採用當時最先進的放射性鐳錠照射的方法，對孫中山進行最後的治療，但病狀未見任何好轉。當晚，劉瑞恒院長致書孔祥熙、孫中山家屬及國民黨，宣告絕望。

這時，大家都主張改用中醫治療，期盼著奇跡的出現。

2月18日中午，孫中山自協和醫院移居鐵獅子胡同行館，由張靜江、胡適等推薦中醫陸仲安前來診治，先進黃、黨參一兩劑後，腳腫盡消。20日陸仲安複診，再開中藥煎飲。西醫克禮也報告說血液循環漸有進步，午餐進食幾乎恢復正常。

三份遺囑

孫中山在改用中醫調養後，似乎各方面都有了好的起色。但到了2月24日，孫中山病情又發生大變，早上，他突然不能吃任何東西了，而且氣息變得微弱，呼吸也變得急促起來。經中醫唐堯卿、周樹芬等前來診斷，謂“頭身發熱，脈象洪大，舌乏津液，其色鮮紅，決為肝血大虧之証”。

看來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正在一步步變成現實。而請求孫中山立遺囑的事情也不得不提上了日程。

看到孫中山沒有任何好轉的跡象，2月24日下午3時，汪精衛、孫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四人在征得宋慶齡的同意後，一起來到孫中山病床前。

感覺到有人進來了，孫中山微微睜開眼睛，問:“你們有什麼事嗎？直說無妨。”說罷，又把眼睛閉了。汪精衛說:“我們四個人，今天是以同志的資格來看總理的病況的。總理的病，大概不久就可以好了。不過好了以後，可能要經過長時間的調養。總理在調養的時期內，本黨的事情很多，而且很忙，不能停滯的；一定要有同志代總理執行黨務才好。要有同志能夠代總理執行黨務，合乎總理的意思，沒有錯誤，一定要總理先說幾句話，讓各同志有所遵守才好。”

孫中山聽了汪精衛的話，好一會兒沒說話。許久才說:“我沒有什麼話要說。我的病如果是好了，有許多話說不完，我就搬到湯山去休養，費幾日功夫，詳細的分別的對你們說。我的病如果是不能好，還有什麼話好說？”汪精衛聽了孫中山的話，再次委婉地請求道:“看總理的病是一定可以好的，不過在沒有痊癒之前，恐怕調養的時間太長，不能處理事務，而本黨的事務，現在又是很忙，不能夠停滯，所以還是希望總理早說幾句話，讓我們能夠遵守，照那些話去進行黨務才好。”孫中山聽了汪精衛的話，又沉默許久，忽然睜開眼睛，嘆了口氣說:“我看你們很危險的啊!我如果死了，敵人一定要軟化你們的!你們如果不被敵人軟化，敵人一定要加害你們的!你們如果要避去敵人的危險，就是一定要被人軟化，那麼，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說罷，孫中山又閉目不語。汪精衛又緩緩地懇求道:“我們跟著總理奮鬥了幾十年，向來都沒有怕過危險，以後還怕什麼危險？向來沒有被敵人軟化過，以後還有什麼敵人能夠軟化我們呢？不過總是要總理先告訴我們幾句話，令我們有所遵守，方才知道怎樣去奮鬥。”孫中山問:“你們要我說什麼話呢？”汪精衛說:“我們預備好了幾句話，讀給總理聽。總理如果是贊成的，就請總理簽個字。如果總理不贊成，便請總理另外說幾句話，我可以代為筆記下來，也是一樣。”孫中山一聽，便讓汪精衛將准備好的內容念給他聽。汪精衛取出一張寫好的遺囑讀道: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餘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

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孫中山聽完，點頭道:“好呀，我甚贊成!”

接著，宋子文又繼續請求道:“先生對于党務既是贊成說幾句話，對於家屬也請說幾句吧。”孫中山表示同意。汪精衛隨即將准備好的第二張紙取出來讀道:

餘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餘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餘志。此囑。

孫中山共有三份遺囑，除了國事遺囑和家事遺囑，還有一份《致蘇俄遺書》。關於這一份遺囑.汪精衛說是陳友仁起草的，而據何香凝回憶，這份遺囑是2月24日孫中山用英文講述，陳友仁、宋子文、孫科等記錄的。不論怎樣，這份遺囑一定是得到了孫中山的認同。

遺囑准備好後，汪精衛等本來想請孫中山當即簽字。但在這個時候，孫中山聽到宋慶齡在室外哭得很傷心，很不忍心，就對汪精衛說:“你且暫時收起來吧!我總還有幾天的生命的。”汪精衛一聽，不敢再請孫中山簽字，立即將遺囑稿折好放人衣袋中，離開了孫中山病房。

3月11日淩晨，孫中山忽然神志清醒，就召喚宋慶齡、孫科、汪精衛、邵元沖、黃昌谷、于右任到病榻前，並對他們說:“餘此次來京，以放棄底盤，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