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文工團的前三年，王媛媛每月的津貼只有2700元。

雖說在部隊吃住不用花錢，節假日時，文工團還會發一些大米、食用油等物品，但她希望購買喜歡的化妝品、好看的衣服鞋包時，還是要慎重考慮一番。

以至於有時候同學聚會，她發現自己和在其他地方歌舞團的同學相比，在時尚品位上“相差了一萬光年”。

1月31日，農曆正月初一淩晨，又是一曲《難忘今宵》結束了這一年度的開年大戲。這是演唱者之一、同樣也是總政歌舞團歌唱演員蔡國慶第20次出現在央視春晚。在他之前，總政歌舞團以及空政話劇團的牛莉和邵峰已經分別為這台合家歡晚會表演了三個節目。

擁有21年歷史的春晚今年誕生了一個新紀錄——部隊文工團成員參演節目最少的一次。據統計，此前的春晚節目中，文工團參與的節目一直占總數的25%以上，在2011年，這一比例一度達到43%，被當時的媒體報道為“部隊文工團撐起了春晚半邊天”。

在央視春晚這樣的大舞臺上表演，不過是部隊文工團的常規演出之一。每到春節、中秋及建軍節，這支保存和發展“社會上優秀文藝力量”的隊伍就會頻繁出現在公眾視野。時代的變遷和人們觀念的變化，也讓這個團體中的年輕人們體驗到了與同齡人不一樣的酸甜苦辣。

錢少，還不容易找對象

在王媛媛（化名）看來，五年文工團經歷，並不算一段美好的回憶。

2007年的那個夏天，應屆畢業生王媛媛對未來的工作方向並沒有想法，於是在同學的“慫恿”下，兩人一起報名參加了北方某大軍區文工團的考試。對她們這些藝校畢業生來說，這份體制內的工作已經是最為理想的去處了。“畢竟部隊有編制，家人覺得學藝術的能有個鐵飯碗也不錯。”

然而，進入文工團以後，王媛媛才發現，軍隊體系和自己此前接觸的世界截然不同，過的生活簡直“太規律了”。

作為新兵，她需要每天早晨6點半起床出早操，進行簡單的軍事訓練。又因為是文工團資歷最淺的學員，每天早餐後的7點，她就必須到訓練室進行聲樂培訓。一練就是一上午，中午11點半才能吃午飯。午餐後是雷打不動的午睡，這一個小時什麼都不能做，即使睡不著，也必須在床上躺著。之後，又是一下午的聲樂培訓。直到下午5點結束訓練，用完晚餐後，王媛媛才有自由支配的時間。

日復一日一板一眼的生活讓這個活潑開朗的“90後”女孩適應困難。而此前所認定的體制內“鐵飯碗”待遇也讓她失望。進入文工團的前三年，她每月的津貼只有2700元。雖說在部隊吃住不用花錢，節假日時，文工團還會發一些大米、食用油等物品，但她希望購買喜歡的化妝品、好看的衣服鞋包時，還是要慎重考慮一番。以至於有時候同學聚會，她發現自己和在其他地方歌舞團的同學相比，在時尚品位上“相差了一萬光年”。

王媛媛覺得，自己這樣的普通文藝兵甚至有些“清貧”。而文工團裏副團級別待遇的工資只有4000元，正團則是5000元。

即便是因《士兵突擊》中“班長史今”一角開始為人所知的張譯，至今也記得自己2006年從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退伍前，每月1700元的工資在交完各種雜費後只剩300塊的那種窘迫。

“有的男孩子因此（收入少）都不容易找對象。”廣州軍區戰士文工團創作室主任唐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不好找對象”不只是男文藝兵的煩惱。

對王媛媛們來說，坊間對軍隊文工團女文藝兵的種種戴著“有色眼鏡”的非議才是最不能接受的。為此，曾特別支持王媛媛入伍的母親因為擔心女兒在文工團的工作給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在她每年回家時，都要鼓動她退伍。

“腕兒是點名都不來，點名來的都參加不了大型演出”

2012年，在穿上軍裝的第五個年頭，王媛媛選擇了退伍轉業。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說不上大，也不算小”。

那是一次下部隊慰問演出，一個小戰士給團裏正在表演的“軍旅明星”獻花時，因為緊張不小心把花掉在了地上。演出結束後，這位“明星”“一個勁兒地跟團裏領導告狀”，指責小戰士不懂禮貌，害自己要當眾撿花。同在後臺的王媛媛和很多人只能聽著。

“普通文藝兵再努力，也比不上特招進來的明星大腕兒（在領導心中的地位）。”王媛媛說，文工團中，一些明星因此與普通文藝兵之間關係緊張的事件並不鮮見。這令不少和自己一樣的文藝兵心灰意冷，覺得沒有出路。

每一年，軍隊文工團都會有不少演出機會，除了元旦、春節、中秋、七一、八一、國慶等重大節日的演出和計劃表上的下連隊慰問演出等規定動作，如果遇上洪災、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文工團也會相應增加一些臨時演出任務。每次常規演出前，普通文藝兵都會提前一到兩個月排練新節目，“排到半夜是常有的事情”。但辛苦換來的不過是整台演出中短暫幾分鐘的露面，“我們經常是十幾個人搶兩三個合唱名額。”王媛媛說，更多的演出時間，留給了那些平時排練很少見到的“明星”，“他們經常一唱就是三首歌，也許是知名度高？”

王媛媛頗有些不服氣，她並不覺得自己的業務水平比不上那些成名已久的“腕兒”。

特招入伍的明星們領先普通文藝兵的地方，不僅體現在演出機會上。

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各個部隊文工團幾乎是相互比賽著開出優厚條件吸引已經成名的藝人入伍。雖說特招也要履行一定程序，但分管此事的部隊文工團業務辦公室還是擁有足夠權力，按照藝人的資歷、年齡或是某些比賽演出的成績，給予相應的軍隊職級待遇。

“歌而優則仕”觸發了內部的不平衡感。

一般說來，一名普通軍人從提幹到團級、師級，要經歷近20年的摸爬滾打和千挑萬選，就算當上團長、師長，生活待遇可能還不及擅長吹拉彈唱的昔日戰友。“你看我的老鄉潘長江，一進部隊，就師職幹部待遇了，我都幹了三十多年（才成師職幹部）。”國防大學教授韓旭東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曾任海軍政治部文工團副團長的付林表示，文工團的管理“有兩張皮”。他說，在不少文工團，特招的“明星”幾乎從來不在團裏露臉，“腕兒是點名都不來，點名來的都是參加不了大型演出的”。

2008年，得知空政文工團招人的消息後，紀敏佳立刻來到報名處排隊。當時，有很多報名者認出了因2005年“超女”選秀小有名氣的她，當時，一些人小聲議論說，“你紀敏佳都已經出名了，為什麼還和我們這些普通人搶名額！”直到進入空政文工團以後，她才由政委那裏得知，自己的條件“特招是完全沒有問題”，“真是擠佔了別人的名額”。

而對於文工團一些“不平等現象”，作為“新人”，紀敏佳內心即便不快，也只能選擇沉默。“尊敬老藝術家是應該的，但這不說明老人就可以仗勢欺人。”

“不管誰要走都不要攔”

實際上，不管是特招入伍的“明星”，還是在文工團中闖出名堂的文藝兵，在部隊文工團體系中如魚得水的，一直都是功成名就者。

上世紀80年代，當港臺流行通俗歌曲流傳入內地後，受此影響的海政文工團的青年歌手蘇小明在一次演出中演唱了《酒幹倘賣無》《童年》和《鄉間小路》，這一與當時所有歌唱類節目都不太一樣的表演大受好評。蘇小明就此成為海政文工團的臺柱子，也成為部隊文工團體系內出現的第一個“腕兒”。

隨後，其他文工團唱流行歌曲的青年歌手一個個走進人們視野——毛阿敏、杭天琪……這些演唱流行歌曲的軍旅明星直接刺激了各地演出市場的火爆。現年68歲的海政文工團舞蹈演員林一楠（化名）回憶，當時團裏很多紅起來的年輕人心思活絡起來，開始頻繁“走穴”。

曾是成都軍區話劇團演員的劉曉慶就是其中一員。1980年代，她曾在邯鄲連演24場，每場報酬是150元，相當於她三個月的工資。

演出結束後，劉曉慶捧著3600元“鉅款”連夜回到家裏。那一晚，她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來來回回數錢。

曾是瀋陽軍區文工團文藝兵的王剛則在自傳中回憶了自己當年的“走穴”盛況：“沿著武漢、黃石、九江、南昌一線演出，可說賺得盆滿缽滿，那真是拼了老命地賺錢呀，完全把自己變成了發動機！”

“最初時，參加一次走穴能掙二三十塊，後來逐漸漲到一兩百塊，再往後就是幾千塊一首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金錢刺激下，對下海躍躍欲試……”林一楠說。

這一現象最終引起部隊高層的關注，他們認為，“國家培養的人才因為貪欲在外邊到處靠藝術斂財”是非常不好的行為。之後，私自“接活兒”的人一旦被團裏發現，就面臨寫檢討，受處分的遭遇。

文工團成員的利益訴求就此與反對“斂財”的文工團體制產生了矛盾。1985年，蘇小明赴法國高等音樂師範學校學習聲樂。她應廣州太平洋音像公司之邀錄製了《我在巴黎》《不變的是真情》等多張個人演唱專輯，踏出了離開文工團體制的最初一步。而後，各個部隊文工團陸續出現成員“出走”的情況。

而“下海潮”在30多年後的今天，又重新上演。

幾年的短暫軍旅生涯後，包括特招入伍的第二炮兵文工團成員“鳳凰傳奇”等多位明星轉業回到地方。鳳凰傳奇的經紀人徐明朝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將鳳凰傳奇的收入來源歸納為1∶1∶1，即商業演出、廣告代言和演唱會、衍生收入各占三分之一，網遊甚至保暖內衣也成為他們的涉足領域。徐明朝表示，如果還在部隊體制內，以上的每一部分商業活動，都與部隊嚴格推行的紀律相悖。

於是，當“遵守軍紀”成為明星入伍需要承擔的“過於高昂”的成本，一些人選擇了“重返市場”。對於很多著名演員“打了報告”

要求轉業，軍內人士透露，文工團對此的態度是，“不管誰要走都不要攔”。

“拎著腦袋在坑道裏表演”

與此同時，文工團裏的另一批不想離開體制的普通文藝兵則感受到了一種另類挫折。

1985年中開始，解放軍“百萬大裁軍”行動開始，部隊文工團首當其衝。僅在1985年一年，各地文工團就有六千多人的文藝隊伍需要縮編。經過八九十年代的數次撤並後，很多地方部隊的小文工團都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