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人用飛行的方式拍攝記錄下了一片土地。

鏡頭穿過森林密佈、綠毯般的山脈，一團奶白色的煙從遠處火山口升起，碧波萬裏的湖水，浪花、鵝群、帆船，像是散落在波紋中的花瓣，起起伏伏，在田間、山中、湖邊，有嬉笑的孩童、收穫的農民、飛馳的列車和奔跑的人群……然而鏡頭一轉，綠色的山峰被灰白的公路隔出一條難看的斷層，城市的上空被煙囪裏噴出的白氣覆蓋，海岸線上一排黃色的挖掘機在污泥中不斷作業……渾厚的交響樂作為背景，臨近終結，旁白道：這樣一個角度和高度，你才能真正去理解台灣，理解她的美麗跟哀愁。

這是一部名叫《看見台灣》的紀錄片。導演齊柏林花費了三年時間籌備和拍攝，作為台灣首部航拍紀錄片，在2013年年底上映，之後不到一個月，創下臺灣紀錄片票房紀錄，達6200萬元新台幣（約1200萬人民幣），兩個多月後，突破2億元新台幣（約4000萬人民幣），並獲得2013年第50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最佳電影原創音樂提名。

“每個生長在這片土地的人都説愛這裡，但是這樣的愛很虛無飄渺，”齊柏林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看見台灣》給了台灣人一個愛台灣的理由，不只是意識形態層面上去愛，而是身體力行地去呵護這片土地。”這也是他在紀錄片片名中用“看見”二字的原因——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真相，也許從未被真正“看見”。

“從空中看自己生活過的土地是一項很迷人的工作”

齊柏林今年整整50歲，是個戴眼鏡的大塊頭，但説話時的語氣溫柔有禮、神情自若。

1964年，齊柏林出生於臺北市。父親是個從河南逃難過來的老兵，當初翻著黃歷給他起了這個名字。長大後齊柏林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飛行員斐迪南•馮•齊柏林發明瞭一種飛行器，用於軍事轟炸和氣候偵測，命名為“齊柏林飛船”。

或許因為這個名字，齊柏林從小喜歡和飛行有關的圖書，喜歡鳥類，長大後的幾十年間，也都在“飛”。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商業攝影，拍房地産廣告、建築景觀等。父母期望他能踏實穩定做一名公務員，於是，1990年，齊柏林進入“台灣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他熱愛攝影，一年後，就開始負責在空中攝影拍攝台灣高速公路的興建過程，這其實只是齊柏林工作的一部分，但他卻瘋狂地迷戀上了這項“副業”。

乘坐直升機升入空中，拍攝腳下的景觀，有山、有河、有海、有城市，“從空中看自己生活過的土地是一項很迷人的工作。在空中迎著風，手掌能感受到陣陣冰涼，原來這就是雲。”齊柏林説。

此後，齊柏林不斷地在工作中爭取航拍的機會，還幫助航空公司完成攝影任務。不久，他就萌生了個願望——獨立完成一部航拍作品，把整個臺北市記錄下來。

如今回想起來，齊柏林覺得當初的動力只是——給台灣的土地留下一個歷史記錄。“臺北是個變化很快的地方，就像很多大陸大城市一樣，我一直覺得影像記錄是個很重要的東西，不管能不能變成作品，但是拍攝當下就變成了歷史。過二十年、五十年，再看這張照片，就能發現它的變化，看到都市發展的軌跡。”

“我確實看到很多環境被破壞、摧殘，不能假裝看不到”

齊柏林“記錄”的目標，很快從臺北市擴展到整個台灣島，“如果放大到整個台灣島，就能拍到高山、海洋、河流、鮮花、農村……如此豐富，一定可以出一本畫集，比單純拍一個城市好看多了。”齊柏林很興奮，那個時候他想到的，還僅僅是“要拍攝美麗”。

可如今在紀錄片《看見台灣》裏，鏡頭中很大一部分卻是河川污染、海岸線佈滿水泥的工程、山脈被破壞、濫墾……吳念真緩慢而蒼勁地念著旁白，“如果你沒有見過這樣的台灣，那是因為你站得不夠高。”

齊柏林從小在山邊長大，直到現在，他也願意居住在山腳的社區裏。童年時代，他在山澗戲水捉魚，長大後，就騎著機車在山路裏閒晃，上了高中，就跟隨社團去爬雪山，刺激又興奮。在航拍中，最讓他有感覺的也是“拍山”。

但在幾千公尺之上，齊柏林看到的畫面超出想像。比如桃園復興鄉經過新竹尖石、五峰，台中和平區再到南投縣仁愛鄉、嘉義阿里山，這一整條帶狀中高海拔的山區，全是高山農業，不是果樹就是蔬菜農場及高山茶園，密密麻麻，自然的山林景象完全消失了。

之前，齊柏林認為工人們辛苦地開墾，農民刻苦耐勞地耕耘是在進行偉大的“人定勝天的建設”，“征服了大自然”。然而，他從天空上看到“人定勝天”的建設成果卻是：森林已經日漸稀少消失，有些地方已被挖空，山頭堆滿各種建築，山間充斥垃圾……

2004年，一次颱風過後，齊柏林沿著大甲溪而上，拍攝整個部落被泥石流掩埋的景象，他説，他過去一直認為，台灣的山只有鬱鬱蔥蔥的翠綠和像棉花一樣的雪白，現在才知道，山脈還有第三種顏色——觸目驚心的土黃色，漫山遍野、殘破不堪，像是大地的傷口。

齊柏林忍不住按下快門，“幾十年後回頭看，這些照片一定會有地貌變化的歷史意義。人們在乎房子的價錢，是不是豪宅，景觀好不好，而不是房子安不安全，對環境的破壞大不大。”

他的拍攝目的因此很快轉變了。“我確實看到很多環境被破壞、摧殘，不能假裝看不到。我看見的你沒有看見，他沒有看見，大家在這種環境觀念中，就會繼續傷害環境，但是自己並不知道。”齊柏林説，“我不能接受這種漠視。”

“像是看到了世界末日”

航拍之後，齊柏林再不買高山蔬菜了，他還把在空中拍到的環境污染的照片通過雜誌發表，他覺得把自己所見的台灣的另一面傳遞給台灣人，這件事絲毫不能等。

他還以空中攝影師的身份公開演講，展示自己的照片，講述迫在眉睫需要被拯救的環境。“大概是我講話速度太慢，我每次演講，人家都不愛聽，”齊柏林操著一口溫柔的台灣腔，自嘲地笑笑，“大家聽著聽著就會打瞌睡，嫌我嘮嘮叨叨的吧。”

出書、演講，告誡公眾台灣的環境已經惡化得十分嚴重，但齊柏林仍然覺得能夠影響的人太少了，2008年，他有了新的想法，“我覺得可以拍影片，通過影像、聲音，把台灣真實的樣貌呈現出來讓大家可以看見”。

但拍紀錄片和拍照片不同，齊柏林面臨很多現實的困難：他是公務員，不能一邊工作，一邊額外投入大量時間拍攝；他也不能以公務員的身份去拉钜額投資。親友們都勸他，再過三年就到50歲，就可以退休，之後可以拿到400萬新台幣的退休金，那時再去拍片也不遲。

齊柏林問自己：50歲以後拍紀錄片的動力會不會消失？按照自己優柔寡斷的性格，那時候會不會捨棄了這個想法？50歲以後，體能還跟得上嗎？眼睛會不會昏花？

2009年，莫拉克颱風過境台灣，從生成到結束，9天時間內，給台灣造成了毀滅性重創。齊柏林飛上天空拍攝災後的台灣，“像是看到了世界末日”：海水吞噬了城市，看不到屋頂和公路，山頂上大片的部落完全被泥石流覆蓋，森林、人群、村莊，被重重地壓在了灰色的泥漿底下。

齊柏林説，他感到一種深深的恐懼：氣候越來越極端，災難也只會越來越大。

結束拍攝，齊柏林立刻跑去辭職，“我有一種使命感，我要拍這部紀錄片，馬上就要拍。”

“在台灣發生的，就是在世界發生的”

辭職後，齊柏林把自己住房抵押，從銀行借了700多萬新台幣作為啟動金，又向親戚朋友化緣，東拼西湊。但和钜額的支出相比，這些資金微不足道：空中拍攝必備的穩定器和攝影系統大概需要3000萬新台幣，400小時的空中飛行，僅直升機費用就需要4000萬新台幣。

經人介紹，台灣阿布攝影公司得知了齊柏林的拍攝計劃，董事長萬冠麗認為，這樣一部紀錄片“可以影響台灣人對環境保護的意識”，於是資助齊柏林購買了設備。

資金總是“有了這頓沒下頓”，齊柏林在拍攝中也遇到各種困難，最難把握的就是拍攝條件。台灣是個海島，天氣變幻莫測，航拍不僅需要天晴，還需要高能見度、氣流穩定。每天起床，齊柏林第一件事就是蒐集氣象預報，預測近日的天氣狀況，然後預訂直升機。

有時天氣晴好，直升機被租走了；有時，天氣好，飛機有，但飛行員狀態不好，不能配合拍攝時變換角度和高度，也拍不出好的畫面。除此之外，他還要把自己航空攝影的拍攝習慣向航空攝像轉變。

“拍照片只要場景寬廣，影像清晰就可以了，但紀錄片需要呈現出不同的層次感。比如高空與低空拍攝交替，大畫面、小畫面、特寫畫面交替，觀眾才不會打瞌睡！”齊柏林從頭學習，一邊拍攝，一邊請教有經驗的導演和攝影師，揣摩空中拍攝電影的感覺。

可能是之前演講的觀眾反響一直讓他覺得挫敗，紀錄片製作中，齊柏林始終提醒自己，“要吸引人，要讓大家聽得進去我想傳遞的資訊。”

由於紀錄片沒有演員和情節，齊柏林特別看重電影配樂。工作人員勸他：拍攝費用都捉襟見肘，用合成音樂吧，便宜。但齊柏林固執己見，“一個沒有男女主角的影片，只有靠好的音樂才能吸引人”。

齊柏林鎖定新加坡籍作曲家何國傑，他因《賽德克•巴萊》一片的配樂獲得第48屆金馬獎原創音樂獎。起初，何國傑不感興趣，齊柏林便寄去了一些拍攝片段。沒想到，不久後，何國傑突然出現在齊柏林的面前。他説，他看了視頻後驚呆了，“這是我認識的台灣嗎？”他認為是齊柏林“拍了其他地區的畫面糊弄我”，於是急不可待地趕到台灣來證實。

齊柏林向何國傑展示了更多的拍攝影像，告訴他：這就是台灣，一邊是美麗，一邊是困境。“台灣是個寶島，需要好好呵護，除了天然災害，我們沒有辦法抵抗，人為開發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負荷，我們是有能力去改變的。”

何國傑答應了邀請，“河川污染，海岸線水泥化，高山濫砍，石化工業污染，這些並不是只有台灣才有的，這是世界性的問題。在台灣發生的，就是在世界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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