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港澳研究會秘書長陳多指出，澳門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已有多年，實際效果與原來設想仍存在著距離，博彩業的比重成分不斷加大，產業集中度更高，不斷擠壓其他產業的發展空間。這值得深入研究，不應該迴避。他又表示，內地研究港澳的機構在「九七」前很火熱，但都隨著港澳的先後回歸而轉了型。其後港澳特區落實「一國兩制」中出現新問題，例如二零零三年香港撤回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大家覺得不能放鬆，內地機構才陸續恢復研究港澳工作，不少學者都希望有凝聚交流的平臺加強研究，這形成全國港澳研究會成立的誘因。
陳多曾長期出任國務院港澳辦港澳研究所所長一職，對港澳情況十分熟悉，在澳門回歸前就著有《澳門縱橫》等著作。因此，他說的這番話，其中的前一段是十分精闢指出了澳門特區目前的不足之處，後一段則是從自身的處境出發而發出的切身感受。
先說第二點。正如陳多所言，回歸前，尤其是在中英談判和中葡談判之後，內地掀起港澳研究的熱潮。不但是各著名大學都成立了港澳研究的所系，而且以早就進行港澳研究的廣東省社科院為首，各地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都紛紛投入港澳研究中去，成立了相關機構。既全面、系統地梳理港澳的各領域的歷史話現況，填補了以往的「空白」，也對當前的各種現實問題進行了深入調查研究，為中央政府處理港澳的過渡期事務，提供了許多有益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
但在港澳先後回歸後，中央高層認為「船到碼頭車到站」，而且錯誤理解了「不幹預港澳高度自治事務」的原理，因而下令中央各部位不得與港澳發生關係，並撤銷大多數港澳研究機構，甚至還曾打算，除全國政協外，各地各級人民政協不得再邀請港澳居民出任其委員。由此，就發生了一件令到外國貴賓感到不可理解的怪事：波蘭總統訪問中國，中國政府按外事禮儀派出一位部長作為陪同團團長陪隨訪問北京以外的各地。但在到深圳就止步，致歉說不能再陪同訪問香港特區。波蘭總統感到奇怪，香港不是已經回歸，成為中國中央政府轄下的地方行政區域了嗎？這位部長說，因為不能幹預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事務，所以他作為中央政府的部長，也就不能踏足香港。
對此，本欄當時就分析認為，港澳回歸後，中央主管港澳事務的部門錯誤理解「不幹預港澳特區內部事務」，不但是沒有像回歸前那樣組織港澳團體與內地互訪，更是不準港澳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議論港澳事務，還美其名曰「當好守門員」，將會令港澳居民與中央及內地疏遠。該文刊出翌年，不幸發生了「七一」大遊行。其中最積極者，是法律界和教育界。而這兩個界別，卻是在中英談判中，最為堅決支持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究其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在中英談判之前，中央有關部門頻密邀請法律界和教育界赴京訪問，交換意見；而回歸後，中央有關部門卻對香港所有團體「嚴守龍門」，拒絕他們訪京，感情自然疏遠，甚至是反感，以致走向反面。
也正因為是「七一大遊行」的教訓，中央成立了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推出了「CEPA」，「個人遊」等惠港惠澳政策措施，而且也恢復了港澳民間團體與中央相關部委的聯繫交流。而許多大學及社會科學研究機構，也恢復了港澳研究所，尤其是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轄下，設置了港澳研究中心。
對此，曾任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現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就指出：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政府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偉大構想，以和平方式成功解決了歷史遺留的有關港澳前途問題的國際爭端。受這一構想的感召和啟示，一批內地和港澳的研究機構、專家學者帶著歷史使命感與責任感，加入到港澳研究隊伍中，一批批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在那時產生，為關於港澳問的雙邊談判、基本法的制定、特區的籌組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和實踐指導。在這個過程中，「一國兩制」理論的體系逐漸形成。但由於種種原因，回歸最初幾年裡有關港澳問題的理論研究熱度有所下降，隊伍出現萎縮，成果相對減少。而與此同時，港澳兩個特區，特別是香港，受歷史和現實兩方面因素影響，一些深層次問題和新問題逐漸浮出水面，在個別時點上還相當激烈，對基本法的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對特區政府的依法管治、特區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的發展都造成了掣肘。面對以上情況，我們不能不感到港澳研究工作的重要，理論指導實踐的重要。沒有一個強大理論體系的支撐，其後果必然是社會找不到方向感，廣大支持者不能理直氣壯，一些完全違背「一國兩制」的奇談怪論居然獲得生存空間，甚至堂而皇之登上了「高地」。這既反映了加強港澳研究隊伍建設和平臺建設是眾望所歸，也反映了加強港澳研究、加強「一國兩制」理論體系建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至於陳多秘書長所談到的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問題，則是直接針對澳門的實際情況了。由於陳多並非高層領導人，而且也是以個人身分作出這番評價，因而直接、明確得多。這顯示，一直傳說的中央政府不滿意澳門在落實執行「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及「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情況，確是事實。而前段時間一些對特區政府通常持批評態度的本澳政治專欄作者，在評論到特首崔世安提前表態爭取連任時，作出「中央有所不滿」的判斷，似乎也是「有所本」。
持平地說，澳門特區政府在貫徹執行中央政府的這兩項指示上，是有誠意的，也作出了許多努力。但因受到許多主客觀因素的制肘，也的確如陳多秘書長所言，實際效果與原來設想仍存在著距離。實際上，特區政府至今仍未能為落實貫徹經濟適度發展制定「路線圖」和「時間表」，只是流於口頭表態。這使人想起了一個典故，有一位勇士只是把一把箭搓在手中，連聲說「好箭！好箭！」並不射出去。等於是「紙上談兵」，「天橋的把式——只說不練」。
必須指出的是，特首與主要官員之間的不協調，更是主要原因。特首在《施政報告》中鄭重地指出要貫徹落實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並提出了種種措施，但主管官員卻老是圍繞著「增加賭桌」大做文章，並對某一段時間賭收又增長了多少多少而津律樂道。這看在中央的眼中，與「對著幹」又有什麼差別？而各主要官員之間對是否擴大博彩業版圖的理解不同，也是一個嚴重的矛盾。曾記否？前一段時間，某位主要官員，從其本身所主管業務範疇出發，指出某一大型地盤不設博彩項目，當即遭到另一位主要官員駁斥，從而導致前一位主要官員提出辭職？在正確理解中央指示者感到委屈的情況下，中央關於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指示能夠得到全面貫徹落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