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國人口政策走到歷史的關鍵時刻。這一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共中央書記處委託中共中央辦公廳,連續召開了5次人口座談會。
2014年是“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政策提出34周年。理解這一政策的關鍵和樞紐,是1980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委託中共中央辦公廳連續召開的五次人口座談會。這五次人口座談會定下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人口發展的戰略、方針和政策。
現在,政策實施的效果已經顯現,與此同時,勞動力短缺、老齡化、家庭負擔過重等問題也相繼浮出水面,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社會上有文章說,網上也有帖子說,當年的決策過於“草率”,甚至是拍腦袋的結果,沒有考慮政策的負面效應等。這種說法是不符合事實,也是不夠負責任的。實際上,當時不是“沒有考慮”,可以說,今天提出的問題當時差不多全都考慮到了,對政策的必要性、可能遇到的問題、如何應對等,均作了當時能夠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民主討論,盡可能科學的分析。
為了更好地把握未來人口變動和發展趨勢,本人作為座談會全程參與者和會議報告起草者,有責任也有義務將當時的情況原原本本地公之於眾,提供給學術界和社會各界參考。
為馬寅初的新人口論翻案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分析了人口增長過快同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主張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曾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讚揚。但是,1957年反右派鬥爭一起來,將適當控制人口增長當作馬爾薩斯人口論批判,進而形成了“人口越多、勞動力越多、積累越多、發展越快”――人口越多越好的理論教條,而且將人口質量與種族優生混同起來,誰講人口質量誰就是仇視勞動人民,造成其後十多年人口問題成為無人敢於問津的“禁區”。雖然20世紀60年代前期,中央領導同志和有關文件曾提及控制人口和實行計劃生育,但沒有有效地貫徹下去。在 “文化大革命”期間,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則處於停頓、半停頓狀態。
1959年我作為初入北大的一名學子,一踏進校門便趕上第二次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當時我知少識淺,課餘時間找來馬老的幾篇文章和批判他的文章對照著讀,感到馬老講得頗有道理,那些批判文章大都千篇一律,空喊政治口號。由此我心中有些憤憤不平。後來馬老無名“蒸發”,我心中的不平又平添了幾分,便有意搜集一些相關資料,並且一直保存下來。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我曾動筆撰寫為馬老翻案的文章,但當時“兩個凡是”當道,自然不得發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我數易其稿,最後定名《為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翻案》,送到《光明日報》。報社收到稿子後很重視,告訴我準備作為“重頭文章”刊用,發表時加了“編者按”,作為該報對過去錯誤批判新人口論的清算。
與宋健等合作進行人口預測研究
在1979年的一次人口科學討論會上,我遇到七機部二院的李廣元同志,我們攀談起來。這位年輕的山東小夥子很豪爽健談,思維敏捷,雖然是從事計算工作的,談起人口來卻頭頭是道。他告訴我說,他們有一個小組在搞人口預測,領導這項工作的是當時七機部二院宋健副院長。幾天後,李廣元打電話來說,他回去以後,向宋健副院長作了彙報,能否約個時間,一起交談一下。於是,我們約好在一個星期天上午相見。
這天上午,我在月壇北小街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恭候。九點將近,宋健和李廣元騎著自行車準時來到。宋健同志也是山東人,講起話來開門見山、乾淨利落。他說,廣元同志介紹了你的情況和研究的課題,我們是否可以探討一下合作研究問題,當前主要是人口預測。他認為,我們可以進行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合作研究。我覺得,宋健同志的話是誠懇的、實事求是的,於是我們開始了緊鑼密鼓的合作研究。
1980年2月,新華通訊社發出電稿,報道了合作研究預測成果。這個研究結果揭示了由當時人口年齡結構比較輕的基本特點所決定,人口增長的勢能比較強,即使實行比較嚴格的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全國人口還要再增長較長一段時間;同時,由於我國人口基數大,號稱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每年增加的絕對人口數量相當可觀,增加了人口問題嚴重性和控制人口增長任務的緊迫性、艱巨性。
1980年,中國人口政策走到歷史的關鍵時刻。這一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共中央書記處委託中共中央辦公廳,連續召開了5次人口座談會。
第一、二次會議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舉行,正式出席會議人員,包括中央有關部委負責同志25人,自然科學家19人,來自社科院、高校和部委研究部門的社會科學家19人,共63人。4月,座談會轉到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和廣西廳召開。
參加人員,中央有關部委負責同志沒有變動,社會科學界僅剩下幾位同志,自然科學界也減少了。在這次會上,問題的討論更集中、更深入,專業性也更強一些。第四次討論回到中南海第二會議室,人員減少到20來人,帶有總結的性質。
最後一次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中央有關部委領導20多人出席,討論座談會向中央書記處的《報告》稿,提出進一步修改的意見。這次座談會定下了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大計。
為什麼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
具體來講,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當時主要是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人口現狀和未來變動發展趨勢。預測表明,如果一對夫婦平均生育2個孩子,21世紀中葉全國人口也要突破15億人,然後才能緩慢下降,到21世紀結束時,人口總數仍將在14億人以上。
座談會上發言的人,異口同聲地說:中國人口太多了,住房困難,糧食、棉布等生活必需品供應緊張;勞動就業困難,“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幹”,嚴重地阻礙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口多,消費大,每年國民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被新增長人口消費掉了;人口增長快,學校、醫院等公共事業的發展跟不上,造成人口數量過剩而素質不高的被動局面等。與會者均認為,應當加大人口控制的力度。
第二,政策和要求逐漸明確,距離普遍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只有一步之遙了。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轉的《關於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的報告》,提出“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生育間隔三年以上”。
座談會召開前一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雲、李先念,先後提出要求一對夫婦最好只生育一個孩子,並對生育一個孩子的實行獎勵。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多次提到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稱之為計劃生育工作的重點轉移。1979年6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訂出切實可行的辦法,鼓勵只生一個孩子的夫婦”。
第三,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有著一定的群眾基礎。1979年3月,山東省煙臺地區榮成縣農民鞠洪澤、鞠榮芬(女)等136對夫婦,向全公社、全縣育齡夫婦發出《為革命只生一個孩子》的倡議書。天津醫學院44位教職員工,也發出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倡議書。這說明,人民群眾中的一些先知先覺者,對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已經有了一定的認識,並且開始行動起來。
會不會引起人口老齡化。座談會的回答是肯定的:生育率和出生率的持續下降,必然帶來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主題歌裏唱天地之間有桿秤,對於人口來說,生育率就是定盤星,生育率下來了,少年人口比例下來了,老年板塊這一頭就上去了,這是必然要發生的。
座談會曾經具體地討論了人口老齡化趨勢和問題。關於老齡化發展趨勢,當時提了三種預測方案,對老齡化水平估計最高的一種方案是:從1980年起生育率大幅度下降,1985年一對夫婦平均生育一個孩子並繼續保持下去,2000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為8.9%,2020年為19.0%,2030年為29.6%。回過頭來看,實際情況要比這一預測低許多。這說明,當時中央對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的估計預測,是留了一定餘地的。
問題是我們怎麼對待老齡化。《報告》和《彙報提綱》指出,一方面在20世紀餘下的20年時間裏不存在老齡化問題,21世紀頭20年也不嚴重;另一方面老齡化可能帶來的主要問題,一是會不會發生勞動力供給不足問題。這個問題下面專門分析,這裏不多贅述。二是會不會發生社會和家庭老年負擔過重問題。對於這個問題,主要提出兩項應對的策略和措施:一是通過對生育率的調整,將老年人口負擔係數控制在一個合理水平;二是有計劃地實行社會保險,建立可靠的養老保障制度。
會不會引起勞動力短缺。座談會對這個問題也很重視,但與會者並沒有太多的不同意見。也許是當時每年安排新勞動力就業壓力太大的緣故,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一點兒,是大家巴不得的事情。會不會形成家庭“四二一”年齡代際結構。座談會上,有一位領導同志提出:如果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等到孩子結婚後再生育一個孩子,這個家庭不就成了老年人為四、成年人為二、少年人口為一的“四二一”家庭結構了嗎?!一時間,他的話引來熱議。
在座談會上,我們結合家庭規模的演變,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澄清。首先,老年人口為四不可能普遍存在。按照年齡組別死亡率U形曲線分佈,每年每個年齡組均要死亡一定數量人口,老年人口年齡組死亡率要更高一些,二三十歲為人父母者不可能全部活到60歲或65歲以上。那麼“二一”呢?只有獨生子女結婚後又生育一個孩子,才具備形成“二一”的條件;如果實行獨生子女結婚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二一”也就失去了產生的條件。因此,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在某些家庭可能出現“四二一”代際結構,但不具有普遍性,整個社會是不可能形成“四二一”結構的。
如何評價“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政策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正式提出“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1982年3月13日,新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