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央視更是將各省市主政官員悉數請進了直播間，除去見識、談吐、溝通技巧以外，服飾禮儀也成為公眾觀察這些官員的獨特角度。

在某市，幾位部門一把手被該市同僚評為“五大名頭”，此“名頭”實為髮型考究者。記者有幸見過其中兩位，確實容光煥發、儀錶堂堂。按照傳統觀點來看，“五大名頭”的稱謂中透著一絲調侃和幽默，因為在大部分官員眼中，男人在頭髮上實在不值得如此花功夫。

但是，2006年6月，記者赴南昌採訪的一次見聞，感觸頗深。初夏，南昌紅谷灘的江風中已經有了一絲燥熱，記者耐心地等候在市政府辦公廳一間辦公室裏，希望能夠採訪到時任市長李豆羅。

候了良久，李市長風塵僕僕地趕回來，卻急匆匆走進了市長辦公室旁邊的一間理容室，十分鐘後，市長容光煥發地走出來，二十分鐘後精神矍鑠地出現在南昌電視臺的直播間。從第二天的電視轉播看，這位市長的公共形象非常成功。

髮型確實事小，但是關乎官員禮儀以及公眾形象的傳播，無論是髮型、穿衣、服飾，這些經常被官員疏忽的小事，在公眾場合往往會成為關注焦點，從禮儀角度來看，小細節中透著大學問。

服飾中的政治語言

幾年前,媒體的一則消息曾引起了極大關注,全國婦聯邀請藝術顧問給國務院和中直機關80餘位女部長講授穿衣經,這位藝術顧問現場點評女部長的穿衣打扮,得出的結論是半數不合格。

中國部長不懂穿衣?一位女部長也坦言中國98%的女部長不懂得如何打扮自己,“其實並不是我們女部長不懂美、不愛美,而是受傳統觀念束縛不敢打扮。”的確,女部長們既是女政治家,也是公眾人物,不管是領導、同事還是普通公眾都會從不同的角度衡量她們的言行舉止,因此,這些女部長的著裝更多追求大方得體,除此之外沒有更多的講究。

“為自己而吃,為別人而穿。”對政治家而言,穿著是絕對不能疏忽的方面。“時裝也政治”,西方一些女政治家就經常通過著裝來表達自己,通過著裝的顏色傳達政治信息。2007年秋季的東亞之行中,賴斯把“服裝政治”發揮到了極致。在日本會見安倍晉三時,她穿了一身灰色的褲裝西服,上衣領子形成一個尖尖的銳角。觀察家們認為,賴斯如此穿著,一方面不希望一見面就搶了日本新首相的風光,在顏色上有所克制;另一方面,硬硬的衣領似乎也不忘提醒安倍“該硬的時候得硬”。她到韓國會見盧武鉉時,穿的也是同一身衣服。到了中國,她卻換上了一襲暖色調的紫色套裙,賴斯選擇了代表著典雅、高貴的紫色,是為了尊重中國人的色彩偏好。

的確,在對外交往和公務活動中,當西方國家的女政治家開始研究“服飾政治”和“胸針哲學”的時候,中國女性官員的服飾禮儀知識還沒有完全被喚醒。

司空見慣的禮儀誤區

但凡出過國門的官員,考察歸來後難免感歎那些老牌工業國家市民的規矩和禮貌。那麼,到底什麼是好的禮儀?一位英國作家曾經說過,好禮儀的中心精神是讓人在和你接觸時感到舒服。這樣的回答看似簡單,實則是個難以企及的禮儀要旨。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在物質生活極大豐富之後,國人開始意識到,以前把禮儀禮貌當做資產階級作風加以批判,以至於許多人到現在還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千人一面”非灰即藍的著裝傳統,以及對於服飾禮儀的忽視,使得今天的國人常常陷於穿衣“死穴”仍然茫然無知。

穿衣到底有多大的學問?2007年,央視《百家講壇》推出了中國人民大學金正昆教授關於服飾禮儀的系列講座,使得正經歷穿衣誤區、遭受禮儀困惑的國人醍醐灌頂,發現原來那些司空見慣的穿衣習慣,卻是典型的著裝“災難”:當你穿著西服套裝施施然出現在旅遊景點的時候,當你為一件熨燙平展的短袖襯衫打上一條領帶的時候;當你為了方便,隨手在西裝褲腰上別上一串鑰匙的時候;當你穿著夾克出現在重大慶典現場的時候;當你腳上蹬上一雙嶄新皮鞋,莊重地配上雪白棉襪的時候——這些太習以為常的著裝,在金正昆看來都是典型的“常識性錯誤”。

“穿套裝的時候不打領帶是不行的,不穿套裝的時候,大可不必去打領帶”,金正昆指出,穿短袖打領帶屬於煞有介事,因為短袖屬於休閒裝備;而穿著夾克打領帶也是不倫不類,屬於典型的“業餘華僑”;鞋子和襪子必須渾然一色;領帶夾並不是必需品,因為這個小小的物件最好出現在領導人或者商業钜子身上。

普通百姓日常著裝的誤區自不必說,對於官員來說,在服飾以及禮儀上的知識儲備也同樣非常欠缺。曾經在海外工作生活多年的詹德隆先生,出版過一本暢銷書《規矩與禮貌》,他就舉過一個官員著裝不當的例子。有一次,一位官員在香港重光紀念日去大會堂英雄紀念碑獻花圈,腳上穿了一雙懶漢鞋,令在場的其他人士搖頭歎息了好一段日子。因為,從著裝規範來說,在重要場合的主禮嘉賓穿懶漢鞋是失禮的,一定要穿有鞋帶的皮鞋。

官員亟需“衣櫥顧問”

正式場合如何著裝才算規範?分別發生在2008地方“兩會”和全國“兩會”期間的幾則新聞,使得人們開始將官員著裝視做一個重要的“問題”。

且說江蘇宿遷市委書記張新實的一篇博客《衣著代表形象》。2008年該市兩會預備會時,張新實發現大多數代表穿著厚重的冬衣,有的還有毛領、棉帽、厚圍巾,在空調禮堂裏不得不脫下外套,使得會場顯得暗淡、淩亂。於是,張新實建議“兩會”期間,男代表要穿深色西裝、淺色襯衣、鮮亮領帶,女代表穿色彩鮮豔的衣服,他還提請電視記者鏡頭更多地對著代表,“哪個穿戴最整齊最奪目,電視鏡頭就多停留”。張新實的建議得到代表們的響應,大家紛紛換裝,“秀”出了區域新形象。

而在全國“兩會”期間,河南政協委員們對於著裝的重視也引起了媒體的關注,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在委員們的房間裏都掛著多套衣服。這些政協委員如此注意自己的著裝,是想以得體、大方的形象出現在“兩會”上,因為在全國2000多名委員和數千名媒體記者面前,他們就代表著河南形象。

“兩會”期間,央視更是將各省市主政官員悉數請進了直播間,除去見識、談吐、溝通技巧以外,服飾禮儀也成為公眾觀察這些官員的獨特角度。

中國官員如何設計自己的鏡前形象?僅僅靠著官員個人的閱歷與經驗來安排,秘書也很少能夠給領導的著裝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因為愈是位高權重的人的秘書,愈是不會批評上級的穿著。但是,西方政治家大多有自己專門的“衣櫥顧問”,重大政務活動都需要進行精心的服飾安排和設計,一般來說,與媒體有著頻繁互動關係的政府部門,都有許多操作規則,在官員出鏡前,需要有專業化妝師與服裝設計為其打理著裝儀容細節。而中國官員,即使外交部新聞發言人也沒有專職的服飾顧問,遑論其他部門官員。

第一位將“私人衣櫥顧問”概念引入中國的時尚顧問沈宏,一直是章啟月大使和前上海市政府新聞發言人焦揚的服飾顧問,她曾經很感慨地說,仍需用5年時間掃除國人的穿衣盲。而此後,“金正昆熱”持續升溫,說明瞭中國人對於服飾禮儀的知識饑渴,《禮儀金說》也成為官員案頭的必備讀物。

既然服飾禮儀對於政治家如此重要,那麼,中國的官員是否也需要自己的“衣櫥顧問”?

(楊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