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大都記得他光耀的時刻，卻似乎忘記馬勝利退休後曾與妻女4人擁擠在兩間陳舊狹小的平房、每月領130元退休養老金的艱難日子。

如今，80歲的步鑫生仍在上海，每天讀書看報，偶爾出門會友，他不願意回到海鹽

2014年2月6日，河北省石家莊市一位76歲的老人去世，他叫馬勝利。這位曾被稱為“國企承包第一人”離世之際，不少市民自發地為他送行。

人們大都記得他光耀的時刻，卻似乎忘記馬勝利退休後曾與妻女4人擁擠在兩間陳舊狹小的平房、每月領130元退休養老金的艱難日子。

馬勝利的辭世，也勾起人們回想起當年各個領域的“改革第一人”：年廣九、魯冠球、步鑫生、楊嘉興……在那個啟動中國大變革的歲月裏，他們是改革的先行者、是時代的弄潮兒，甚至成為領導人的座上賓，全因為在驚濤駭浪的改革大潮中，記錄著一個又一個“第一”的光輝歷史。

這是一些被改革改變命運的普通人，也是促發改革的不平凡者。

他們以無畏的勇氣和智慧搏擊於發展大潮，也留下了這樣那樣的不同軌跡。

當他們走上改革之路的時候，也許沒有料想過會遭遇怎樣的起伏和變化莫測。

好幾個人，正如馬勝利，就是在市場中折戟。不過，還沒人抱怨想回到過去那種軌道式的生活。甚至只要有機會，就像楊嘉興，仍然想用新的“第一次”改變自己和這個國家。

習近平說，中國皆大歡喜的改革都已經完成。看起來，解決“難啃的硬骨頭”，也需要另一代人的努力。

“第一人”和他們的“貴人”

年廣九和馬勝利上一次出現在同一個場合，是2008年。當時廣東一家媒體搞了個“改革開放30年30位風雲人物”的評選，年廣九和馬勝利的名字挨在一起，前面是楊利偉、後面是柳傳志。

“風雲”，的確是形容那段時間年廣九的最確切詞彙之一。“當時我家裏錢多得用麻袋裝。”年廣九對《瞭望東方週刊》回憶說。下雨的時候，他要把裝滿錢的麻袋扛出來晾曬，防止鈔票發黴。

人們給予年廣九的稱呼是“中國第一商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注釋第43條專門解釋了他的“傻子瓜子”：“指安徽省蕪湖市的一家個體戶，他雇工經營，製作和銷售瓜子，稱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

1979年註冊“傻子瓜子”，使年廣九成為首位登場的“改革第一人”。這一年，寧圍公社農機修配廠廠長魯冠球開始生產汽車萬向節。

其後是1980年，步鑫生出任浙江省海鹽縣襯衫總廠廠長。1982年，劉永行四兄弟籌資1000元人民幣，辭去公職到農村創業。

1984年，業務科長馬勝利請求承包石家莊造紙廠。同在這一年，柳傳志與其他10名計算所員工以20萬元人民幣創辦了中科院計算所新技術發展公司，即後來的聯想公司。張瑞敏由青島市原家電公司副經理出任青島電冰箱總廠廠長。

1984年確實是一個特殊的年頭：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被破天荒地提了出來。

不過，年廣九在這一年第二次入獄了。

年廣九曾在1980年以“投機倒把罪”第一次被抓捕。第二次的罪名是“牛鬼蛇神”。具體說，就是年廣九偷偷雇傭了100多個幫工的事傳了出來。

鄧小平說：“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

對鄧小平，年廣九一直心存感激：“那時候都是國營企業，不允許搞個體經營，要不是鄧小平支持我，我關在牢裏現在還出不來。”

年廣九那時候不知道，國企改革也牽扯坐牢的事情。

這一年3月28日，河北省石家莊造紙廠前，46歲的馬勝利正在張貼《向領導班子表決心》的大字報：“我請求承包造紙廠！……達不到目標，甘願受法律制裁。”

在市領導的支持下，馬勝利的大膽之舉如願以償。這家連年虧損的造紙廠在承包後第一個月，利潤就超過21萬元，承包4年利潤增長21.94倍。

大獲成功的馬勝利被媒體冠以“馬承包”之名，他本人不是在演講，就是在去演講的路上。作家高峰在《馬承包新傳》中記錄：“他談笑風生，話語幽默而又風趣，會場內外鴉雀無聲，聽得人們如癡如醉，長達三個小時的報告，竟無一人走動，有人憋著尿也不去廁所。”

“馬承包”在石家莊的出現不是孤例。彼時，石家莊以“撞擊反射式”綜合改革而聞名全國，除了“馬承包”，還有3個企業家被稱為“張聯合”、“夏服務”、“許引進”，並稱石家莊經濟改革“四大名旦”。

所謂“撞擊反射式”改革，來自新華社記者的一篇通訊。這篇報道總結了時任石家莊市委書記賈然的話：“承包就像是一塊石頭，我們把石頭砸到水面上去，就會有波紋，波及到哪里，我們就改到哪里。”

時任石家莊市市長王葆華後來回憶說：我們成功的關鍵是，抓住改革中出現的新生事物，比如“馬承包”，我們抓住了，這樣，改革的信心和膽量就逐步積累起來了。

面對改革開放初期企業改革的要求，馬勝利應了天時、地利、人和，說到根本，也是因為有想做一番事業的“貴人”在支持。

破例的支持

步鑫生在浙江海鹽襯衫總廠的改革是這樣的：率先打破“鐵飯碗、鐵工資”，員工們做多少襯衫，拿多少工錢，做壞一件襯衫要賠兩件。

對於這次改革，浙江省派出了聯合調查組。1984年第13期《瞭望》週刊的封面報道說，“省委聯合調查組到他們廠裏來了，在這個小小的古城裏，對他的褒貶毀譽，也達到了高潮。指責和否定他的言論，甚至見諸報端，傳播到外地。更多的人暗地為他擔憂，親朋好友也前來勸說:‘不要再搞什麼改革了吧’。”

省領導在聽取聯合調查組彙報後，支持了改革。很快，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辦公室破例就《浙江省委充分肯定步鑫生的改革創新精神》一文加了按語，並在中央電視臺全文播出。

其實，早在1983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就對步鑫生事蹟親自批示：“海鹽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膽改革，努力創新的精神值得提倡。”馬勝利也表示：“我是學了步鑫生的事蹟才搞起改革來的。”

1984年，楊嘉興也成為企業負責人溫州環南機電廠的廠長。他是廠長，也是技術員和供銷員。上任後的第一年，楊嘉興就從太原重型機器總廠訂到很多業務，但是工廠因資金不足無法組織生產。

當他向溫州幾家銀行申請貸款時被拒絕：國家銀行沒有向街道企業發放貸款的義務。

此時環南機電廠已經騎虎難下，楊嘉興只好以高利息向社會舉債。

這件事後來使楊嘉興產生了辦一家民營銀行的想法。兩年後，他與另外7人集資31.8萬元創辦了第一家中國城市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並因此成為“第一人”。

但是市場經濟還未真正到來，“第一人”們已經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開始“嗆水”了。

嗆水的故事

1986年，年廣九策劃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有獎銷售，頭等獎是一輛上海牌轎車。“國務院忽然來文件，停止有獎銷售。”年廣九說。全國各地紛紛來退貨，瓜子全部黴爛，公司虧損60萬元。

步鑫生的廠子則在1984年埋下了隱患。當時浙江興起了“西裝熱”，步鑫生一開始只想小試一下，搞個6萬套的生產線，沒想到一位廳長對他說：“你是步鑫生，要搞就搞全國最大的，起碼30萬套，三年後80萬套!”

“是我頂不住壓力。”步鑫生曾對媒體表示過對當年決策的懊惱，如果沒有那30萬套西裝，此後的結局可能截然不同。生產線還沒鋪完，“西裝熱”早已煙消雲散。加上當時國家出臺了財政緊縮政策，生產材料全部漲價，襯衫總廠入不敷出。

1987年底，省裏調查組來調查，次年步鑫生就因管理不善被免職。“我是從廣播電臺聽到這一消息的。”步鑫生說。

沒有人與他談過話，也沒有在廠裏宣佈過。這甚至比馬勝利的5分鐘下崗更為殘酷。

步鑫生後來自嘲：“1988年事情多，火車相撞，飛機墜毀，鬧洪災，還有就是：我被免職了。”

也是在1988年，魯冠球給身無分文的步鑫生匯了兩次款，一共500元，以接濟剛剛被免職的步鑫生。

步鑫生感激地說：“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是魯冠球和其他企業家朋友幫了我。”對於步鑫生的經歷，魯冠球一直有些憤憤不平，在一次會議上他曾經對記者說：“如果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允許失敗，這怎麼幹?誰還敢探索？”

魯冠球在1983年對鎮政府主辦的萬向節廠實施了產權改革，因此被譽為“中國產權變革第一人”。到1988年，魯冠球以1500萬元向寧圍鎮政府買斷了萬向節廠股權，使企業真正成為當時還頗受爭議的私營企業。

這一年，“中國馬勝利造紙企業集團”成立，要“在全國承包100家造紙廠,打造中國紙業托拉斯”。

馬勝利這時把對外承包的步子加快，有時“一天看好幾個企業、談個把小時就簽下一個承包合同”，一些虧損企業打出了“強烈要求馬勝利廠長承包我廠”的橫幅。

擴張，也是馬勝利在石家莊失敗的根本原因。1990年，他的企業已經虧損300多萬元。

而楊嘉興一生難忘的是，就在鹿城城市信用社開業前兩天，當地人民銀行派來兩人下了最後通牒：“不准開業，否則後果自負。”

楊嘉興的兩位合夥人因此抽回了資金。連一位打算在這裏工作的銀行退休會計也打了退堂鼓。

最後是由時任溫州市委書記董朝才給人民銀行領導打了電話，指示要讓楊試辦信用社。

楊嘉興與董朝才本來並不認識。他在書記可能出現的地方溫州市政府招待所等了一天，終於見到了董朝才。

其實1985年起，溫州樂清爆發“抬會”案，造成60多人自殺，200多人潛逃，8萬多戶家庭受牽連。

承擔了如此壓力，董朝才仍然支持了楊嘉興的嘗試。他是一個在溫州歷史上留下了名字的人。

受領導所托“扭轉”溫州在80年代前期發展私營經濟的做法，後來董朝才曾承認，他是帶著問題和“對資本主義的天然警覺”到溫州履新的。

但是很快，他就站在了“資本主義”一方，拿出了溫州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這又使他和溫州陷入漩渦。

從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