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代表，會場後區設有秘密寫票處，代表可以在自己座位上寫票，也可以到秘密寫票處寫票。”

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話音一落，北京人民大會堂萬人禮堂的2967人中，一位娃娃臉的男性人大代表隨即扭頭，望向最後四五排，那裏是“秘密寫票處”，被一塊幕布隔開，外面的人看不到裏面，裏面的人也無法看到外面。

“現在準備寫票。請各位記者暫時退出會場，請工作人員離開寫票區。”習近平接著說。

這是2008年3月16日上午9點20分，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第6次全體會議準備表決總理人選。此刻，2967位代表手中都有那張紅色選票，如贊成被提名的溫家寶，不用在他名字後做任何標記，如果反對，需塗滿後面的長方框，如果棄權，需塗滿橢圓框。按要求不能在框內畫圈、叉、勾等符號。

當晚，在這位人大代表的筆記中，他寫道：“我看不到有代表前往秘密寫票處填寫選票，大家都是在自己的座位上填寫，然後按照工作人員提示有序地將選票投入票箱。”

五年後，王元成，這位極其細緻、不斷記筆記的人大代表完成了政治學博士論文，有關秘密寫票處的細節他進一步寫道：“代表們在大會全體會議上的各種投票環節，步調一致，特別是按表決器和投票表決人事決定案時，從領取選票、填寫選票、投票等環節，都井然有序地按照預定程序進行，代表們的行為高度一致。”“如果誰站起來，走到最後的秘密寫票處，這需要多大勇氣啊！”王元成說。

王元成將上述人大運行法則——憲法、代表法、立法法等稱作“劇本”，將那2967個代表稱為“角色”。

“差”掉誰

“應該按年齡標準，（差額）差掉年齡大的。”

“應該按教育程度來差額。”

“可以依據專業經驗。”

“還要顧忌民主黨派和少數民族人選。”

在上述選舉投票的兩天前，2008年3月14日，“醞釀”中央推薦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73名被推薦人要在正式選舉時差額“差掉”12名，對於“差掉”的標準以及對象，王元成所在的代表小組存在分歧。

“醞釀”前，所有代表會拿到大會主席團發的被推薦人簡介，王元成看到，雖然每個被推薦人資料不多，但由於人數多，最終是厚厚一本。

“這173名人選中，大家認識、熟悉的並不多，對他們的能力並不真正瞭解，通過材料介紹只能瞭解他們的基本情況與工作簡歷，僅憑這些信息很難對他們的任職能力和品德做出準確判斷，也很難從中看出中央的意圖。”王元成記錄道。當然，大家對這次常委會委員選舉差額比例由十屆人大的5%提高到7%比較滿意。

王元成觀察到，同時討論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家主席與副主席，還有中央軍委主席人選，因是等額提名推薦，代表們紛紛表示支持，認為中央推薦的人選是恰當的。

實際進程中，重要人選提名來自中共中央的推薦，王元成認為這是党在中國領導地位的體現。加上選舉投票的完全自由，整體體現了“党的領導與人民當家做主的統一”。

王元成仔細地看，認真地聽，快速地記。

他自然也注意到了反對票，不但自己行使過這一權力，還記錄下一些候選人的得票數：2008年這次人代會上，代表對政府各部部長的投票中，鐵道部劉志軍獲得2692張贊成票、211張反對票，39張棄權票；有的投票結果顯示，16%的代表投了反對票；最高法院與財政部肯定壓力不小……

然而，王元成琢磨代表角色的行為依然是規範一致性。“‘我’只有跟著大家走，跟著組織走。雖然有學者總結為‘行政主導的議會文化’，但這是政治生活穩定有序的基本條件和保證。”他甚至把耳朵的功能發揮至極——他發現聽會過程中，代表的情緒甚至達到高度一致，該安靜時安靜，該鼓掌時鼓掌，不約而同，“這說明代表的認知也達到了較高程度的一致”。

每次全國人大開會期間，王元成和代表們都會收到200份“簡報”，共50萬字左右。“看簡報，要沙裏淘金，也真不容易。”王元成記得一位做了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的老人的這句話。於是，他將上述十一屆人大一至五次會議的簡報一一收集，逐句逐詞整理，並在之後的博士論文中列出了270個頻繁出現的四字短語——民生為上，深刻到位，振奮人心，凝聚民心，部署明確，特點鮮明，客觀辯證，主次分明，科學全面，高度概括，特點突出，任務明確，高屋建瓴，總攬全局……

眨眼有術

王元成來自山東泰安，作為農民工代表，他的認真是出了名的。而認真的背後還有一種來自神經末梢般的敏感與體悟，會場上及閉會後的觀感重重疊加：

2005年後，網絡傳播特別發達，代表都不敢眨眼睛了，大家擔心一不小心就被拍成睡覺狀發到網上去了；2008年，當媒體公佈了中國首位農民工代表胡小燕的QQ與手機號後， 1小時內竟有1000多個電話從全國各地打來。

2010年，一位網友還撰文《對人大代表的幾點“希望”》，“希望代表如其出席全程參加，希望避免代表提建議多，提批評少的傾向，希望代表致力關注百姓訴求……”這在代表中引起強烈反響，在王元成看來，此文作者絕非一般網友，其實非常高明，說到實處但不讓代表反感。

再比如，一些代表在大會上很少有具體行為，有的甚至多年沒有一句批評建議，如果不作為、不扮演“角色”，法律往往是無可奈何的；還比如，有的代表不按表決器，有的還“貪污”了選票。

身邊的變化更源源不斷。從小了說，在來北京參會後，賓館都會提供日用品，不用再買了。王元成還會收到中央、省級媒體寄來的各種機關報十多種。最常見的是，不斷有人打電話要來彙報工作，求監督，求指導；此外，“很多人將此更多看成一種榮譽，但具體做什麼，他們不太理解”。

不知道王元成的認真，甚至“軸”是否來自少時農村經歷與那年小書攤裏的閱讀。他是地道農村人，1967年出生于山東甯陽縣，姐妹7個弟兄4人，排行老四。1984年，中學沒畢業，他就因家貧輟學，之後在餐館打工，攢下點錢，次年在鎮上開了一家小書店。

真正改變王元成命運的，是他發現名片印製市場的上升潛力。1991年，王元成來到泰安創辦東方印社，那是他真正意義上走進城市。兩年後，王元成發現電腦人才極度短缺，於是拿出所有積蓄創辦了東方計算機學校，這在泰安是第一家，他本人任校長，也是真正意義上的老闆。從鄉村到城市，從學生到老闆，他用了十年。之後十年，計算機學校蓬勃壯大，他創辦的東方計算機學校培訓了數以萬計的進城務農農民與下崗職工，他也多次受到表彰；這之後，就是十年全國人大代表的履職，體悟多多。

想要問問你敢不敢

2003年3月9日，王元成第一次體會到全國人大代表的權力。不是在會場上，而是在北京一個派出所裏——他要“撈人”。

當天中午，央視新聞頻道播出了一條新聞：全國人大代表王元成提交了制定《進城務工人員保護法》的議案。新聞播出後不久，王元成就收到一條求救短信：一名剛出地鐵站的農民工被有關人員帶走“收容”。

這個農民工叫錢亮，王元成還認識。一位領導視察北京建築工地並和全國十大傑出進城務工青年座談。王元成當時作為進城務工青年代表獲得接見，錢亮當時則在這個工地打工。座談會結束後，這位領導來到農民工活動室，遇到錢亮，二人打起了乒乓球。

“看到我的人大代表證，（派出所）對方一下態度好了，但就這樣，錢亮還是在拘留所蹲了3天。”十年後，王元成依然記憶猶新。而不久後，收容遣送制度被廢除。

促成王元成撰寫這個議案的，是他在“撈人”4天前的經歷。3月5日，剛到北京參會的王元成直奔北京最大的勞務市場月壇。當他進入勞務市場亮出代表證，黑壓壓的人群一下向自己湧來。

“大家情緒很激動，有的還很憤怒，有的還舉著牌子。”他聽見有人嚷道：“城裏人看不起我們，坐公交車，售票員還嫌我們髒！”另一位說，“為什麼動不動就抓住我們往地上摁？我們還有沒有人權？”

當議案寫完後，王元成需30名人大代表在議案上聯名簽字，才能正式提交大會並立案。為此，他敲響了山東團議案組組長房間及團中央權益部辦公室的門。團中央幾個處長朋友幫他“忙乎了一中午，反復修改，飯都沒吃”。

全國總工會前副主席楊興富是第一個在這份議案上簽名的，那情形在王元成看來用“莊重”形容一點不過分。最終，王元成的議案立上了。隨後，他把議案初稿發到搜狐網、中青網上，收穫了網民1萬多條建議。

同在那幾天，穿越於人民大會堂與派出所、農民工工地之間，王元成卻越來越進入了角色。

他有不少成功的例子，也有些許無奈。

“作為代表角色，應該在憲法、代表法、立法法等有關人大運行的‘劇本’內盡職盡責。但現實中，完全能做到很難。……有時最初想直言，到時‘敢’就變成‘不敢’了。在履職過程中，也有不少次我反映的問題毫無音信。甚至見過一個官員的秘書將群眾的上訪資料直接扔入垃圾桶，雖然這是極個別情況。”

王元成進入了代表角色，擁護人大制度，屢次談及其優勢與適宜性，他也希望更加完善。隨著自己角色的轉換，他本身也成為一個矛盾體。

有時候看到問題想表達一個意見，但是看到大家都不說，王元成就也說好。有時檢查，甚至是被監督機關請代表們去檢查時，“其實他們是最不想讓你監督的。有時說真話是有代價的”。也有代表告訴本刊記者，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有時自己家鄉的事很少辦，因為“家鄉人都熟，低頭不見抬頭見的”。有時候，這些代表會把自己家鄉的情況反映給外省人大代表，甚至互助，仿佛“跨省代表”。

身份的誕生

王元成是農民工代表，但他其實已不再是農民工。

2003年第一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時，農民這個身份離開王元成已10年——為了方便孩子上學，1994年，他花了1萬塊錢給一家三口辦理了城市戶口。不過，王元成不排斥農民工代表這個叫法，“只要是從農村來到城市打工，那就是農民工”。當然，他還是很好奇，於是在第二次連任全國人大代表時，特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