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平陽省發生反華暴亂事件，在當地投資設廠的華資企業尤其是台商工廠遭受打砸搶燒，生命受到嚴重威脅，財產遭受嚴重損失。海峽兩岸當局都有以不同方式發表聲明，要求越南制止暴動並賠償損失，越南也在國際輿論壓力之下拘捕了若干暴徒。但比起北京以往對類似危機事件的處理，似乎是「出手」慢了一步，甚至是在協助滯留當地台灣同胞撤離方面，並沒有「出手」，白白地錯失了一次「做台灣人民工作」的極佳機會。

越南的這次反華暴動，固然是有著美國、日本、菲律賓等國在暗中煽風點火的深刻背景，但更有著南北越共權力鬥爭、及越南國內政經改革失敗，導致國內各種矛盾極為尖銳激烈，越南當局為了轉移視線，舒緩壓力，而故意拿中國鑽油井在我國西沙群島海域作業來說事，暗中慫恿縱容本來因為自身赤貧而對分配不公的政府強烈不滿的底層貧民，對在當地的華資企業進行搶掠，在讓他們獲得部分「收益」的同時，也將他們對政府的不滿情緒誘導向中國政府。但由於這些赤貧暴民沒有文化，因而根本分不清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之間的特殊微妙關係，因而令到當地台商企業被殃及。

當然，歸根結底，是南北越共權鬥的結果。實際上，在越南黨政軍系統中，由於歷史的因素，一直存在著南北越共的矛盾，而這種矛盾的其中一種表現，是體現在越中關係以至是越共與中共的關係方面。據出身於南方中央局的黎筍的回憶錄敘述，而近年中國內地的黨史研究資料也承認，這源於周恩來的輝煌外交史上，唯一的一次失誤。那就是在奠邊府戰役勝利後，法國殖民軍已不堪一擊，越共軍隊有意一鼓作氣，越過十七度線，解放南越。然而不知何故，在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與胡志明密談，力勸越共不要向南追擊。這就導致南越繼續陷於苦難，南方越共艱苦奮戰多十一年，直到一九七五年才在北越人民軍支持下，得以解放。這也就埋藏了出身於南方中央局的越南高層對北京的怨懟。這也是為何不久前越南隆重舉行奠邊府戰役勝利六十週年紀念活動，越南邀請了不少國家的官方代表團出席，甚至連與奠邊府戰役毫無關聯的墨西哥也獲邀派出了官方代表團，而偏偏就不邀請在奠邊府戰役中作出重大而關鍵性的貢獻的中國，派出官方代表團，只是由當年參與奠邊府戰役的指揮員的後人（現已在黨政軍中擔任重要職務）出面，以私人名義邀請當年中國軍事顧問團和政治顧問團成員的後人，前往參與紀念活動的原因。當然，今次爆發的排華暴動，主要是發生在越南南部的重要原因。

延伸看來，越南統一後，越南高層對與中國的態度，南北越共一直存在著嚴重矛盾。基本上，北越出身的高官，對中國懷有深厚的感情。尤其是現今的一代在政府系統任職的高官，在越戰期間，還是少年兒童，也是當時的越共高層或烈士的後人，在美軍轟炸下，無法安心讀書，因而在中越兩國協商下，先是在南寧和盧山，後是集中遷移到桂林，所舉辦的越南「九二學校」（又稱「育才學校」）讀書。現今的阮晉勇總理，雖然是出生於南方的金甌省，但由於是烈士子弟，而很小就被送到中國的「九二學校」讀書，因而一直對中國懷有深厚感情。不久前他訪問中國，行程上就安排了到盧山和桂林的「育才學校」舊址紀念地懷舊，還會見了當年的老校工。因此，如阮晉勇之輩，一直主張「和中」。雖然有時在內外矛盾的壓力之下，也不得不說幾句狠話，但始終改變不了他們對中國的深厚感情。

但出身於南方中央局，後來以至是現在又高踞黨政軍職位（主要是黨職）的高官，對中國的態度則完全不同。出於前面所述原因，對中國的感情頗為淡弱，甚至是怒目以對。曾經幾次發生的排華、反華活動，就大多是由此類幹部如黎筍之流策劃主導。

這種南北越共矛盾，還反映在對經濟政治改革的層面上。「和中派」主張學習中國的經驗，進行經濟改革，而且確也取得可喜的成效。但「南方派」卻更喜歡抄襲前蘇聯的經驗，主張優先進行政治改革。因而沒有遵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規律，就貿貿然學習前蘇聯的「休克療法」，盲目推動政治改革，甚至連越共總書記也要搞差額選舉，但又沒有類似西方的健全法制及法治基礎作支撐及保障，結果搞到高層矛盾重重，暗中爾虞我詐。尤其是導致貪官橫行，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貨幣貶值有如中國國共內戰後期的「金元券」，國家經濟差點就像前蘇聯那樣崩潰。單是一個國營船廠系統的虧蝕額，就佔了年GDP的百分之三；因為國家資產被貪官掏空，連一個亞運會也辦不起。困陷於生活底層的百姓，往往因為某些不公事件，就被某些政治勢力煽動，上街遊行鬧事。而這也成為高層轉移視線，減輕在自己身上壓力的「不二法寶」。

因此，今次越南南方平陽省發生的暴動事件，台灣媒體都普遍揣測（當然更有來自於在台越配的情資），是當地政府暗中慫恿縱容，讓暴民們「鬧」他三天，然後再設法「收手」。果然，在第三天，當地公安就出動拘捕暴徒，暴動也迅速平息。

平陽暴動，殃及到了台商。有人認為，這是越南當局刻意挑撥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的陰謀。但從目前情況看，並不至於此。由於當年李登輝、陳水扁先後兩次推動「南向」政策，也由於中國大陸投資環境的吸引力不如前因而，不少台商湧到土地、薪資成本更低的越南南部投資設廠。當地雖然也有中資企業，但比例上遠不及於台商企業。越南某些機構為了達到反華目的，那管是中資還是台商，反正有一個「華」字就行。而那些參與暴動的的暴民，大多是從越南中部或北部到南部「搵食」的貧窮底層，根本就分不清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關係，而且兩岸企業的外文都有一個「CHINA」，相對地台商工廠的「油水」還多一些，當然是台商受災最為慘重。

平陽暴動發生後，兩岸當局都有發聲譴責。但在當地台商、台幹面臨嚴重的生命威脅，驚恐萬狀急於逃出險境的情況下，卻是「講多過做」，未有及時派出專機將他們解救出來。比起當年中國在利比亞、泰國「撤僑」事件中氣壯山河的表現，有著強烈的反差。實際上，當年的「大撤僑」，不但是救援了大陸國民，而且也將台灣同胞和港澳居民都拯救出來，讓台灣民眾頗為感恩。

倘若北京今次能夠繼續發揮此前「大撤僑」的傳統，駐越南的外交、經管等工作人員，及時趕到當地，幫助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所有受害華人，並及時組織已經經營胡志明國際機場航線的國企航空公司，派出專機將滯留在當地的台商，載運到廣州或海口，幫助他們逃出險境，然後隨他們購票乘搭兩岸直航班機返台，在危難之中伸出援手，更見溫情。起碼可以部份地消彌「反服貿」的「拒中」情緒，並為馬政府解困。

惜乎，錯失了一次「做台灣人民工作」的極佳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