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北京市公安局被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安排人奪權。爾後擔任公安局長的劉傳新，緊跟康生和江青等人，使公安局淪為“四人幫”迫害他人的工具……

幹將

1966年5月，隨著對北京市委的公開批判，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派出了由44人組成的華北局、公安部聯合工作組，進駐北京市公安局奪權。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由軍隊接管，實行軍事管制。

1967年3月24日，軍管會的二號人物劉傳新對市公安局作出了徹底否定的結論：“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個地地道道的黑窩子”，“10名正副局長、117名正副處長、分（縣）局長都是特務、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壞人”。

1968年8月17日，劉傳新在北京體育館召開的8000人“控訴批判大會”上，宣佈對馮基平、邢相生等24名公安局領導幹部“逮捕法辦”。

8月23日，劉傳新將814名公安幹警定為“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鄉關押審查。

8月29日，劉傳新將劉少奇、賀龍、葉劍英、彭真、李井泉、譚震林等領導人的子女70人關進市局少管所，強令他們揭發其父母的“罪行”。

為了討得主子的歡心，劉傳新把社會上流傳江青等人的醜聞當作“反動謠言”來追查。僅從1975年底到1976年初，公安局共追查出所謂 “謠言”1000多起，涉及數萬人，其中不少人遭到拘留和審查。

劉傳新的這一系列表演，深得“四人幫”的信任。他作為親信提前從“四人幫”那裏領到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旨意，所以他的“批鄧”口號也比社會上早喊出了兩個多月。還在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劉傳新便在市委常委會上指名道姓地攻擊鄧小平“一朝權在手，就來搞復辟”。

“雙追”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四人幫”下達了不准戴黑紗、不准戴白花、不准設靈堂、不准開追悼會、不准寫悼念文章等一道道禁令。

“四人幫”及其爪牙的卑劣伎倆，激起了首都人民的強烈義憤。 4月2日，北京出現了第一支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 4月4日是清明節，又恰逢星期天，天安門廣場的示威活動出現了更為壯烈的場面。就在這天，“四人幫”下達了鎮壓的指令，派人到天安門廣場偷記汽車牌號，拍照詩詞，還派人在歷史博物館樓上用長焦鏡頭進行錄像偵察。公安局長劉傳新特地佈置“把車輛準備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準備”。

在劉傳新的指使下，清明節期間公安局在天安門廣場上偷記的115輛小汽車的號碼，涉及到中央、國家機關、部隊等80多個單位，全部受到追查。公安局還搜集了天安門廣場的詩詞原件583份，強迫群眾交出的詩詞抄件6.6萬多份，照片10.8萬多張。從這些材料中，選出重點600餘件，總計立案追查的1984件，先後拘捕與天安門事件有關的群眾388人。全市在“雙追”中涉及的群眾數以萬計，副部長和軍級以上的幹部被觸及的近30名，包括葉劍英、鄧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廖承志、餘秋裏等同志。

劉傳新“雙追”有功，江青誇他“幹得好”。

自殺

毛澤東逝世後，劉傳新立即按事先擬定的《應急方案》，在公安局組織了3300多人的機動力量，準備槍支2400多支，棍棒1050根，機動車270輛，還有大批電臺、報話機等通訊器材，並繪製了作戰用的城區坐標圖，真可謂磨刀霍霍。

1976年10月的一聲霹靂，炸開了中國上空漫天的雲霧。

1977年初，北京市公安局的大樓裏也爆出了公開向劉傳新宣戰的火花，有人貼出了“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的大字報，公開點名，強烈要求清算劉傳新的罪行。

1977年1月27日，經北京市委批准，劉傳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長的職務，接受審查。 劉傳新頓時像泄了氣的皮球，現出了政治賭棍滿盤皆輸後的原形。他毫不隱晦地發出了傷感：“我這輩子也算值了，什麼樣的場面都見過了，什麼樣的高級飯店都吃遍了……”

劉傳新在接受審查期間，神經十分脆弱。 5月18日，當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開“批判劉傳新大會”的通知時，臉色蒼白，一言不發。

5月19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體幹警都聚集在北京體育館內。人們不時地向主席臺方向翹首觀望，一個小時過去了，大會仍然沒有開始的跡象。人們坐不住了，互相詢問。突然，不知從何處傳來一個令人驚愕的消息：劉傳新自殺了！

（蔡明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