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6日，丁聰的家鄉上海市金山區楓涇鎮為他舉辦了去世一周年的紀念活動。雕塑家馬改戶、時宜為老友丁聰所雕塑的石像於那天揭幕，《讀書》雜誌編輯的《永遠的小丁》也於那天首發。丁聰的親屬、朋友從世界各地趕來，參與了簡樸誠摯的追思。沒有想到的是，丁聰藝術的研究者、來自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瑪霞女士，帶來了幾幀不為人知的漫畫複印件，很容易就可確認，這是丁聰的手筆。

何以這些漫畫會流散異國他鄉？這些已經筆跡漫漶的畫幅又何以值得漂洋過海帶來中國？

一

這樁公案說來話長。

丁聰先生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幾十年，同很多共產黨內的朋友相知甚深，1949年以後，還成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青聯委員、《人民畫報》副總編輯，足見倚重。我曾問他，為什麼始終不曾加入中國共產黨？丁先生回答我：“20世紀50年代初，差一點就入了黨。”

為什麼“差一點”？這“一點”差在哪里？這就牽涉他在抗戰時期裏的一段不到半年的經歷。

共產黨有很嚴密的組織。一個人若要入黨，不但要把自己的履歷、社會關係交代清楚，還要把祖宗三代的成分、職業及職務變更、思想傾向交代明白，並須有確鑿證據，以提供“組織”審查。不要說大人入黨，我們這些當年的初中娃娃，若要參加少兒隊（那時叫少年兒童隊，後來改作少年先鋒隊）、青年團（那時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後來改作共產主義青年團），也一樣得如此這般詳加說明。就是不要參加“組織”，只要身處共產黨治下，都要交代，只不過松嚴有別、審核有異罷了。這叫對党忠誠老實。十幾歲的娃娃，沒有什麼複雜的履歷，但思想審查之嚴格，不亞於入黨。那時聽說過一個實例，梁啟超的孫子要入團，幾次未能通過，理由是對其祖父的改良主義思想認識不清。聽後我很為自己沒有一個這樣有名氣的爺爺感到慶倖，不然我哪里說得清什麼是“改良主義”？

丁聰當時早已成年，自然一切都可以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地做何工作，任何職務，有哪些社會關係，是密切關係還是一般關係，此人是何政治面目，做何工作，任何職務，現在還有無聯繫，凡此等等，丁聰坦坦蕩蕩，事無不可對人言。但是，有一段大約半年的經歷卻讓他犯難。

抗戰時期，大約是1945年間，確切的日子我已記不清了，丁聰曾在成都的美國陸軍情報局駐華辦事處心理作戰處工作了不到半年。這半年做了些什麼，他自然可以說得非常清楚，既不反共，也不賣國，只是畫反日的漫畫。但到組織審查，要找到證明人卻難矣哉。美國陸軍在“二戰”之後早就撤回了美國，《別了，司徒雷登》之後，中美斷交，美國使館人員也都夾著皮包走路了。不但無人證明，就是千方百計找到了證明人，一個“帝國主義分子”的證言有誰相信？“美國陸軍情報局”，乖乖隆地咚，這不就像“中央情報局”，是特務機關麼？在美國“特務機關”裏幹活兒，還會不是幹反黨反人民的勾當？那時從解放區來的或新參加工作的人，幾乎都是這樣的邏輯，做組織、保衛工作的更是警惕性極高，不放過每一個可疑的環節。

年紀輕的，沒在“舊社會”混過，不知謀生艱難，更不知全民抗戰時期的各種複雜情況。至於解放區來的人，對大後方的抗戰情形也所知寥寥。按說，整個抗日戰爭期間，給中國直接軍事援助最多的，好像也只有羅斯福領導的美國。蘇聯給過一點武器，但為數甚微，而美國陸軍到中國來幫助抗日，最多時有十萬之眾。但在我們所受的教育裏，只有《美帝侵華史》，從華爾的洋槍隊到“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從治外法權到十裏洋場，從四大家族到中國內戰，都是美帝惹的禍。今天，我們又在談論陳納德的飛虎隊，又在談論滇緬公路、駝峰航線對中國抗戰的意義了。這才知道許多美國健兒是犧牲在中國國土上的，單是犧牲在駝峰航線上的就有一千多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幫助抗戰的，遠非加拿大醫生白求恩一人。但在組織審查丁聰之際，誰要談論這些，最起碼要扣上“親美、崇美、恐美”的“帽子”——這是從思想改造運動以來許多知識分子都反復檢討過的。

在這樣的教育下，一看到“美國陸軍情報局”便疑雲頓起，毫不奇怪。

丁聰所面對的黨組織領導，已經算是很開明了。領導找丁聰談，我們準備發展你入黨，但是你的這段歷史無人證明，一下子也很難找到證明人。不過組織上相信你談的情況，可以把這些問題暫時掛起，先討論你入黨的事，以後若是發現問題，由你自己負責。

但丁聰自己並不“開明”，他不願意“不清不白”地入黨。他說：“那就等問題搞清楚以後再入吧。”不料這一等，就直等到了人歸道山。

二

此後的丁聰，真是命途多舛。批“二流堂”把他捎上，反“右派”，儘管他只在編輯部講了一點業務上的意見，仍舊劃歸另冊，於是發配北大荒。“摘帽”之後，“帽子”依舊拿在群眾手裏——其實是拿在領導手裏，什麼時候需要，什麼時候就給你扣上。直到“右派”改正，他也只是分配在美術館給別人的畫展寫標簽。

這次在楓涇，美術館一位前領導講話，稱丁聰為“我們館的員工”。初聞此言很覺訝異，後來想想，他也確實只是一名在美術館領餉的“員工”，他除了漫畫，一無所有。在中國，正式的頭銜都要官方授予才算有效，當官的有官銜，治學的有學銜，工藝界也有“大師”的職稱，連“領取國務院特殊津貼”，雖然只不過每月一百元，也煞有介事地印在很多名片上，就因為它有官方色彩，是官方認可的“水準”。稱丁聰為“漫畫大師”則無人授予，不過是傳媒自說自話，他既非教授，又非研究員，也沒有什麼一級畫師的職稱，不過是美術館的一名“員工”。

我一直弄不懂的是，丁聰那麼單純，那麼和善，毫無野心，除了想畫畫一無所求，為什麼厄運就一直糾纏著他？直到他告訴我關於入黨的那樁公案，直到聽丁太太說，丁先生生前說他不喜歡美國人，就因為同美國人一起工作了幾個月，弄得他一輩子也講不清楚，我才若有所悟。那幾個月的“美國陸軍情報局”工作經歷，作為未結的公案，大約就是他厄運的源頭。

據我幾十年的經驗，一個人檔案裏如果有了“問題”，這“問題”就始終伴隨著他終身。中國的檔案制度，有兩條是十分嚴格的：一是個人檔案始終隨人，走到哪里，跟到哪里，而檔案記載就是新的地方、新的單位對人判斷的依據；另一個是無論過去多少年，個人檔案從不解密。所以每個人對於自己檔案裏究竟記載了什麼是絕不知道的。但是，一旦運動來臨，如果領導者因為不同的緣由（或出於嫉妒，或出於報復，或出於成見，或出於交差等），要把某人當作“革命對象”，只要從檔案（其中除了“內查外調”得來的材料，也包括“向党交心”的思想彙報、先前寫過的檢討材料或他人檢舉、彙報的言行材料）裏摘取若干，交給“革命動力”（各次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就足夠了。丁聰的檔案裏既然記錄了在“美國陸軍情報局”工作的存疑經歷，每次運動裏“牽頭皮”就無可規避了。 　　三

前面說到瑪霞女士帶來的那些漫畫，恰恰同丁聰這段“說不清楚”的歷史有關。其實，如果我們能像今天這樣，承認當年美國陸軍到中國是來幫助中國抗日的，那麼美國陸軍情報局駐華辦事處的心理作戰處，自然做的是抗日心理戰的工作。丁聰說他在那裏就是畫抗日漫畫，應當是可以相信的。但是，由於當年“一邊倒”的國策，對這段歷史的解讀，就成為除了蘇聯是“無私援助”，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帝”，必然包藏禍心，抗日是假，反共是真。所以，丁聰那段經歷就成了洗刷不盡的“歷史污點”。

瑪霞帶來的幾幀墨蹟漫漶的漫畫，正是丁聰在心理作戰處工作時所畫。那些漫畫，在丁聰，是為抗日盡力，不曾署名，也不曾想藏之名山以傳其人；論用途，是發到敵佔區，鼓舞淪陷區人民抗日、瓦解日軍士氣的，不曾在大後方或解放區報刊上發表。所以，丁聰既無法找到證明人，也拿不出證明自己工作的證據。可是，不知怎麼，美軍心理作戰處撤離時，卻帶回了一些當年印製的漫畫傳單。這些埋沒已久的陳舊傳單，恰好又被美國某家圖書館（是否瑪霞工作的國會圖書館，因我不曾問及，未敢遽斷）收藏，恰好又被美國的丁聰藝術研究者瑪霞發現，這才複製了一些帶來中國。真可謂無巧不成書。

其中一幀漫畫，畫的是一隻穿著日軍軍服的大蝗蟲，據桌大嚼，窗外還有一群蝗蟲等著分享，桌上擺滿酒肉雞鴨，桌旁則站著肚子餓癟的中國百姓。畫上寫道：“中國大敵是蝗軍，他們一來一大群。豬羊雞鴨齊宰殺，還把米麥搬乾淨。對待皇軍勿客氣，餓壞妻兒悔恨遲。”

另一幅畫的是一隻只兇惡的蝗蟲，留著仁丹鬍子，穿著日軍軍靴，踏在瘦骨嶙峋的中國百姓身上。畫面上用粗體大字寫道：“蝗軍吃完我們的糧食，打倒萬惡的鬼子皇軍。”還有幾行稍小的字，寫的是：“我們種田沒飯吃，長了五穀餓肚皮”“皇軍不除，我們餓殆”。

再有一幅，畫的是無數百姓拿起鐵耙追打“蝗軍”。大字寫道：“殺盡皇軍，人人安樂”和“蝗軍皇軍，貪婪毒惡，害我農民，搶我五穀。送給鬼子，不如燒掉，合力同心，大家團結，殺盡皇軍，人人安樂”。

同樣題材的還有兩幅號召堅壁清野的。一幅畫著老百姓把食物統統埋藏起來，青壯持槍衛國，老弱攜妻兒逃難、奔走四方。另一幅畫著老百姓把糧食埋藏起來，拒絕給蝗軍提供糧食。畫上寫道：“勿把糧食，供給皇軍。有了糧食，他們不走。趕走皇軍，人人足食，個個平安。”

餘下兩幅漫畫，揭露日軍燒殺搶掠的罪行，在中國人民的屍骨上建立起他們的統治寶座。

抗戰時期，我在成都出生。丁聰畫這些漫畫時，我已進小學了，雖不知道這些漫畫，但對把日軍稱作“蝗軍”卻有很深的印象。我的父母都是教員，他們編過一些兒童歌舞劇，教孩子排演，當年也曾出版印行，內容大多是抗日的。其中一出叫《蜜蜂的花園》，寫一群“蝗軍”殘害花園，蜜蜂們奮起抵抗，消滅了萬惡的“蝗軍”。記得“蝗軍”上場時的唱詞是：“我是蝗軍，我是蝗軍，最逞強。威風凜凜，威風凜凜，誰敢當！我們都凶如虎狠如狼，我們都如強盜賽魔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