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發展需要改革外語教育

王希富

本澳有媒體此間報道,為了應對中國和葡語國家合作的挑戰,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校長崔維孝在北京表示,澳門必須維護好本澳作為全中國葡萄牙語的培訓中心角色。崔維孝提到,本澳作為全中國葡萄牙語的培訓中心,有其優越的獨特地位,也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因此隨著中國和葡語國家的商貿關係進一步發展和加強所面臨的挑戰,澳門特區要為國家承擔起這份責任、應對這一挑戰。他還強調,澳門不僅是中國和葡語國家經濟和商貿合作的中心,也可成為中國和葡語國家的教育、文化交流的合作平臺。

本澳高等院校之一的理工學院自設立葡語教學暨研究中心以來,已有將近一年時間,特區政府亦有責任在本澳招聘更多教師以強化葡語教學,支持和推進培訓中心角色。日前訪問本澳的葡萄牙總統席爾瓦亦對澳門理工學院在推動葡萄牙語推廣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表示讚賞。

雖然本澳在推動葡語教育上採取的工作很多,但就筆者的瞭解而言,葡語人才在本澳仍屬緊缺。而且掌握其他外語的人才亦有不足。去年,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公佈澳門青年英語水準調研結果顯示,研究發現大部分學生在小學和中學階段使用英語的機會不多,部分學校的教學方法更令學生失去學習英語的信心和興趣。學生非常依賴學校的英語教育,來自家庭的直接輸入不多。學生在大學期間英語進步不大,有些學生甚至倒退;部分大學的英語教學成效未如理想。學生明白英語的重要性,但大部分人目前沒有刻苦勤學的習慣,也沒有主動使用。透過雅思考試,發現學生“讀”的得分最高,“說”次之,“聽”和“寫”最低分。而在職青年英語水準,自我評估以一至九分計,平均亦只有四點九分。因此,研究課題組經過研究認為,坊間傳言屬實,如青年整體英語水準一般,缺乏地區競爭力;教學水準差異大,英文學校整體英文水準較中文學校高;英語使用行業有別,缺乏學習和使用英語的誘因;對學校的英語教育水準普遍不滿,對公開統一考試態度保守,認為實行有阻力;社會學習風氣不足,平時鮮有使用。研究同時發現政府在推動英語水準工作上角色模糊,各方期待政府有所作為。

作為一個“國際都會城市”,雖然本澳已經有較為複雜的“三文四語”,英語並非是本澳的官方正式語言。但無論是從英語的國際通用性,以及本澳實際的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需要而言,進行外語教育的改革,提高本澳居民外語水準,已經成為擺在當前的一個重要議題。再者,本澳社會始終是以華人為主,葡語雖屬於官方語言,但嚴格意義上來講,將之列為外語亦不為過。

外語教育改革的國際經驗

外語教育是國際交往的產物,其重要性隨著全球化的加劇日顯突出,世界各國和地區都根據國情制定有相應的外語教育政策來指導外語教育。因此,探究國外外語教育的經驗必將對本澳有啟示和借鑒。筆者特地節錄幾個主要國家的外語教育改革歷程如下:

側重當代語言教師教育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是英國外語教育的重要特點。在英國的教育史上,出現了兩大教育思想模式:一是由於語言教學的內容為語言,因此認為“任何一個會講這門語言的人都可以教”,教語言被看做是一門與技巧和方法有關的技藝,以這種觀點為指導的語言教師教育模式以傳授技巧、技藝和方法為主流。二是由於語言教學主要誕生於應用語言學這門學術科目,另一派則認為,語言教師應以傳授應用語言學理論和語言習得理論為中心,並將掌握的理論知識應用於教學實踐中,使其教學“盡可能地與理論保持一致”。然而這兩種語言教師教育觀點都忽視了對教師知道多少教和如何學會教的關注。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Widdowson指出“教師應該理解理論原則和教學實踐的關係,在長期不斷的教學實踐中檢驗理論”。90年代,Wallace更是旗幟鮮明地提出理論聯繫實踐的教師學習的反思模式,強調反思活動應建立在教師的教學實踐基礎上,以實踐促反思,以反思完善實踐。

美國是語言學理論研究王國,20世紀出現了不少著名語言學家。美國又是應用語言學的誕生地,許多外語教學法都是由美國學者率先提出的。20世紀90年代起,世界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政治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勢態日趨明顯。美國政府再一次認識到國民外語教育的重要性。為了使美國的外語教育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1993年,由美國外語教育委員會和各語種外語教師協會組織專家學者成立了“全國外語教育目標課題組”,1996年公佈出版了《面向21世紀的外語學習目標》,經過三年的修改,于1999年重新出版,將美國21世紀的外語教育目標歸納為“5C”,即Communication(交際)、Cultures(文化)、Connections(貫連)、Comparisons(比較)和Communities(社區)。外語教育“5C”目標的實現,與其配套的七項教學內容是密切相連的,它們在整個外語教育過程中,縱橫交錯,互相依託,由此形成了外語課程的“編制型”結構。

日本側重培養學生聽說交際能力。20世紀後半葉發生了資訊產業革命,日本作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經濟技術強國,在軟體業方面不僅掉在美國的後面,甚至落在了印度後面。英語運用能力低是造成落後的主要原因之一。於是,日本決心做較大的動作徹底改革外語教育,將這個改革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推進。2001年1月在文部省授意下成立了“推進外語教育改革懇談會”,制定了教改措施:(1)從制度入手,加強聽說教學;(2)實施課程改革,加強外語教學;(3)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果;(4)通過多種管道,加強師資培訓。日本外語教育界達成共識,認為外語幾乎是當今社會的必備語言,提高學生的外語“交際能力”是當前面臨的“緊急課題”。

本澳外語教育改革的啟示

作為一個以華人為主流的小型社會,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除中文外,葡萄牙語也是本澳的正式官方語言。甚至還承擔著為國家與葡語國家的交往合作培養語言人才的重任。如此看來,似乎本澳的外語教育不應該如此落後。但實際的效果卻並非如此,不僅前述的調查是例證,本澳各行各業也是普遍反映英語人才短缺。因此,在外語教育改革上,除了切實提高師資水準,局部引入公開考試,“三文四語”同時推廣,營造社會外語學習氣氛等具體工作之外,從國外外語教育改革中或許也能得到不少啟示。

首先,英國當代語言教師理論認為,教師的學習是一個社會性的、持續不斷的、開放式過程。語言教師教育的重點不僅僅是傳統教學技巧、應用語言學及語言習得理論,更應關注教師認知能力的培養,幫助他們從自己的教學實踐中探尋、歸納和研究教學理論,增進對教學的理解。目前,本澳外語教師教學理論水準並不樂觀,對他們的培訓就顯得非常迫切。

其次,美國外語教育改革重視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和人文素質。《面向21世紀的外語學習目標》對21世紀美國的外語課堂教學提出了新的要求:(1)語言系統;(2)交際策略;(3)文化內涵;(4)學習策略;(5)嚴謹的思維能力;(6)技術。課堂教學是外語教育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但其效果卻不理想。亟需從語言形式、語言文化、學習方法、思維方法及學習技術等內容上全面提升。

再次,從日本外語教育改革中我們可以看到:承認學生在校外的學習成果:各類外語考試成績、外語競賽名次、發明創造、實體創業。注重考試聽說能力測試。對學生進行外語交際能力評價,以此作為選拔外語學科學生的依據。創造課外外語學習環境,鼓勵學生用外語製作錄影節目,加強校內外語廣播,增加與區內外國人的交流,提供海外留學、進修、訪問、研究、海外志願者活動、崗位體驗等。日本外語教改懇談會亦強調:為了提高教學品質,首要的是提高教師自身水準,並採取了各種方法加強師資隊伍建設。

其實,國外這些當今全球化外語教育改革模式。雖然形式和內容上各有千秋。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服務於經濟發展。同時致力於被教育這自身的發展。結合本澳實際進行有目的、有計劃的借鑒多促進本澳經濟社會更好發展極具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