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在性質及訴求內容、激烈程度等方面並不完全相同，但就其中某些方面，澳門特區的「反離補」運動與台灣地區的「太陽花學運」，卻有著某些驚人的相似之處。

其一、是「離補」法案與《兩岸服貿協議》一樣，並不是「惡法」，相反還有此需要；但兩者在擬法立法或洽簽審查的過程中，的確是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技術失誤或程序出錯的問題， 因而都被反對派∴在野黨緊緊揪住這些支流問題不放，而否定了主流，從而使其「懷疑一切，否定一切，反對一切，打倒一切」的舉動具有了「合理性」和「正當 性」，因而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就能動員到大量本已對政府在其他政策事務上的失誤而持抱不滿情緒的青年群眾，聚攏起來，釀成規模巨大的反對運動。

其二、無 論是馬政府還是澳門特區政府，都擁有強大的宣傳機器，澳門特區政府還是新聞局與政府發言人辦公室在理論上應當加疊扮演好「化妝師」的作用，此外還擁有其他 的各種宣傳行政資源。但兩地政府的宣傳機器都嚴重失職，在事前都沒有主動出擊，搶占輿論制高點，採取「先講先贏」的戰術，宣導好相關法案的必要性及具體內 容，讓人們「先入為主」地有所認知及瞭解，相反卻讓缺乏行政資源的反對派／在野黨，掌握了本應由政府所有的在宣傳上的主動權和主導權，發揮了搶占輿論制高 點，「先講先贏」及「先入為主」的效果；在事後又嚴重「缺位」，任由反對派／在野黨對「離補」法案或《服貿協議》大潑污水，無動於衷，反而是民間學者和傳 統社團領袖看不過眼，撰寫和發表了各種「救駕」文章及言論。

其三、無 論是馬政府還是澳門特區政府的相關部門，政治嗅覺都嚴重失靈，輕「敵」大意，「大天旨意」，以為法案或協議具有其合理性及正當性，就一定能「平安無事，大 功告成」，而忽略了程序問題或法案中也有不合理的內容，及法案推出時機的失當，還有政府在其他施政領域的失誤而致民眾中的不滿情緒正在發酵，等待某個「突 破口」而陡然噴發，徒然「授人以柄」。另外，更是忽略甚至是無視新媒體和自媒體的迅猛發展，成為動員和召集青年居民參加集會遊行機會的「犀利武器」，更缺 乏應對預案，因而在「突發性」的大型集會遊行活動面前，事前缺乏警覺性，事發時又束手無策。

具體來說，《服貿協議》對台灣有利，就連民進黨人在臉書上也承認，《服貿協議》並不是太好，但也沒有大壞。但由於馬政府的施政失誤，以往的兩岸協議並未有帶來給平民百姓帶來明顯的好處（其實反過來看，在台灣地區遭受亞洲金融危機襲擊之下，倘沒有這些兩岸協議，情況可能會更糟糕），一直沒有做好宣導工作，被被在野黨和「太陽花學運」先講先贏地嚴重汙名化，造成「先入為主」的效果，事發後再進行宣傳工作，已是於事無補。

而「離補」法案，本來應是二零零九年立法會制定高官「過冷河」法案的配套措施，亦即是一對相輔相成的法律措施；倘當時能夠兩法並舉，「對應」效果明顯，人們看得明白，有「平衡感」，將不會反感，更不會反對。當然，當時尚未發生「太陽花學運」，香港也未釀讓「佔中」，外來「誘惑因素」不強，因而容易過關。但特區政府的法務領域錯過了「離補」立法的最佳時機，到第三屆特區政府即將結束，社會上強烈要求即將任職滿十五年的主要官員必須離任之時才匆忙提出，就難免會予人「度身訂做」的錯覺。再加上法案確實存在著若干有爭議性的內容，包括補償額過高並充滿隨意性，追溯期既不合理也不符合「法律不溯及既往」的立法原則，還塞進了特首任期內享有豁免刑事責任權利，結果就被「有心人」把樹木當成了森林，予以整體否定。

還有一個事實不能忽略的是，台灣《萍果日報》昨日就報導說，「值得注意的是，此波示威的重要發起者為二十三歲的台大政治系畢業生蘇家豪，與台灣太陽花學運成員背景雷同，示威者也多為年輕人，同樣以臉書等社群網站串聯，可見台港澳民主浪潮的相互影響。」實際上，蘇嘉豪在台灣大學政治系就讀時，就已參加了「野草莓」學運，接受了公民運動及群體抗議的訓練。去年考上了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因為參加立法會選舉而延遲報到一年。而「新澳門學社」另一位青年，也已考上了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並參加了「太陽花學運」。

本欄曾經提出過警告， 澳門特區社會最近悄悄地出現了某種變化，那就是「反對派」青年喜歡修讀政治學。實際上，據說「新澳門學社」的新一代年青負責人，就考上了台灣大學政治研究 所。而台大政治所的學術水平是數一數二的，培養出不少藍綠各陣營的政治精英，舉目藍綠兩陣營的領袖或政務官、民意代表，出身於台大政治所的佔了較大的比 例。由於台灣的特殊政治生態環境，台大政治所的不少學生，以政治選舉為研究項目；而本身就有政治色彩，甚至就曾經出任過藍綠兩陣營政務官的教授，也刻意地 指導他們到藍綠政黨的選舉活動進行田野調查。而在未來一段時間後，「新澳門學社」實現新老交替，曾在台大政治所深造者可能會成為該學社的主導者，澳門立法 會選舉及立法會內活動，就將會出現「台灣化」甚至是「民進黨化」的現象。對此，建制派有必要未雨綢繆，挑選己方有潛質的青年，保送他們到倫敦政經學院或美 國哈佛大學的政治學系深造，以為未來有可能出現的新現象作抗衡。

另外，無論是「太陽花學運」還是澳門特區的幾場群眾性活動，包括此前在善豐花園小業主「佔街」時，大學社工系學生的作用也十分明顯，他們送水送糧，維護秩序。而這些，正是特區政府和建制派社團所缺乏的。實際上，「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和陳為廷，就分別是政治所含社工所的學生。

這使我們想起了，只顧埋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及「單純技術業務主義觀點」的話來。實際上，特區政府的公務員和建制派社團的骨幹，似是「三門幹部」－－從家門到學校門，再從學校門到機關門。因而多是技術官僚，缺乏政治意識，更遑論政治謀略。即使是特區政府的政策研究部門，也多是關注民生、經濟及區域合作等領域的問題，而甚少對政治謀略方面的研究。否則，就不會在在二零零九年制定高官「過冷河」法案時，會忽略「離補」配套的法案。

因此，特首辦極有必要在已有各類顧問的情況下，增配政治顧問。而政策研究室也宜補強政治謀略方面的研究員，對特區的政治問題進行全面及分類研究，為特首和特區政府應對各種政治問題尤其是危機提供對策及預案。

（發自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