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萬祺先生的公祭儀式昨日舉行，極備榮哀，其規格符合其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包括七名政治局常委在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敬獻了花圈，也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級別的杜青林、令計劃、何厚鏵、張慶黎等人出席悼念。遺憾的是按家族意願，其遺體沒有在北京八寶山安葬（或需要火化），因為「只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費彝民的骨灰，就是安葬在八寶山。
與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九日在香港殯儀館舉行的何賢先生的公祭儀式，出席者是柯麟、王光英、許家屯、柯正平等人的級別相比，馬萬祺先生的公祭儀式的級別顯然是高得多。這可能是因為當時澳門尚未回歸的關係。
但也正可能是因為是現在澳門已經回歸，因而何賢、馬萬祺兩人在本地區的致哀待遇，則呈現「反正比」現象。實際上，當時澳督高斯達將軍下令，為哀悼何賢先生，澳葡政府機關下半旗三天，全澳也停止娛樂活動三天；澳葡政府機關停止工作一天，讓政府官員及公務員有時間參加在澳門舉行的祭奠儀式。而在馬萬祺先生逝世後，尤其是在公祭儀式舉行之時，並沒有下半旗，也沒有停止娛樂活動，只有個別團體主動地提出，他們所進行的「六一」兒童節活動和國際龍舟賽改期進行。
不管怎樣，馬萬祺的逝世，宣佈了一個輝煌的時代，即「何馬崔時代」的結束。而這個時代的一個最重要的社會形態，就是協商政治。實際上，長久以來，社團已經發展成為澳門社會獨具特色的人文景觀。據學者研究，在澳門回歸之前，澳葡政府在公共物品、社會權威與社會秩序的供給方面始終處於相對短缺狀態，民間社團由此成為政府供給功能「缺位」的替代者，進而出現了其他地區（國家）社團所沒有的「擬政府化」功能。與此同時，一直以來，澳門政治生活中存在政黨缺位現象，本來應由政黨行使的政治功能卻只能由民間社團來承擔，由是，社團出現了「擬政黨化」功能。回歸後，社團繼續在教育、社區服務、醫療衛生等領域發揮著巨大作用，其政治地位與功能更得到法律確認，通過基本法的政制設計，社團業已成為特區政治活動不可或缺的參與者，離開了社團，澳門政治、社會的運轉是難以想像的，甚至連最重要的兩個政治機關——行政長官與立法會都無法產生。具體說來，社團政治作用主要表現在：一、社團是澳門政治活動的主要參與者；二、社團是政府實現社會管治的主要合作對象；三、社團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主要諮詢者；四、社團是社會和諧與社會整合的基本力量。無論是勞資糾紛的解決，還是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分配，以至在中葡建交後華人社會與澳葡政府之間的交涉，都是以協商政治為手段及特色。而出頭露面者，主要是何賢、馬萬祺、崔德祺這三大華人領袖，因而被稱為「何馬崔」。他們年齡老邁或逝去後，則是由其子侄輩薪火相傳，因而可以說是「何馬崔時代」。
那時，「何馬崔」是何等的聲威振海內外。但也並非沒有人「挑戰」，某年澳門各界同胞慶祝國慶籌委會名單公佈，一位姓崔的著名商人榜上無名。他認為無論自己是以工商界還是體育界以至是文化界的身份，都不應被遺漏。為此，他組成了有九十九個團體參加的慶祝國慶籌委會，並找來何賢、馬萬祺兩位先生的公子作籌委會副主任，自己則是主任，排序是「崔馬何」，即擺明是要與「何馬崔」「對著幹」。當年，北京中央決定節約過國慶，取消天安門廣場的焰火晚會。而慶祝國康籌委會己經透過南光貿易公司訂購了煙花彈，崔姓商人就問，是否可以將煙花彈轉讓給他，在國慶當天晚上施放？由此可見，「何馬崔」也並非沒有沒有人「挑戰」，但卻動不了其一根毫毛，作為其主要特徵的協商政治仍然盛行，也是解決各種社會及政治問題的有效辦法。
但近年隨著社會形態的逐漸多元化，民眾訴求的日益多樣化，以「何馬崔時代」主要特徵的社團協商政治，開始受到真正的挑戰和衝擊。而且頗為湊巧的是，就在馬萬祺逝世前後幾天，澳門發生了仿照台灣「太陽花學運」的「反離補」運動。由此，一個新時代和多元化的社會政治形態，宣告開始。尤其是其參與者，多是「鍵盤戰士」，過去雖然對社會有許多意見，但只是在網絡的虛擬空間進行發洩，而不出來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因而導致在去年立法會選舉期間，某著名反對派團體錯判形勢，以為「民氣可用」，因而「一分為三」報名參選，以承受這股「民氣」，爭取更多的議席，最少得票的那位也將有八千多票。而這次就不同了，先後兩次參與抗議活動的二萬人和七千人，多是「鍵盤戰士」青年人。因而有人驚呼，如果立法會選舉是在今年舉行，形勢將會大變！
以協商政治為特徵的「何馬崔時代」的結束，成因極為複雜。既有澳門內部的原因，也有外來因素的幹擾，尤其是「顏色革命」模式的蔓延擴張。
其中內部因素方面，年輕人不滿協商政治發生了嚴重的異化現象，成為某些既得利益集團維護自己既得利益的「法寶」，對新人並不公平。雖然近年已有所進步，比如今屆特首選委會，就有舊人退出，新人進入，但仍是協商的結果，不是公平競爭。因此，新人要爭取以比協商政治更為公平公正的民主政治來取而代之。
即使是在建制派內部，也不再是過去的鐵板一塊。或是出於利益問題，或是同樣也不滿論資排輩的異化了的協商政治－－諸如諮詢組織制度改革講了多年，最近公佈的幾個諮詢組織的名單，還是「來來去去這班人」，已經佔有多個諮詢組織的人士，仍是榜上有名，在政治參與方面「有人餓死，有人飽死」的現象並未得到遏止。當然，參加立法會直選的建制內人士，或為了選票的需要，也出現了不同的取態，甚至是「紅軍打紅軍」現象。
中聯辦在宴請澳門媒體負責人時，鼓勵他們引導正面及主流輿論。但某些內地駐澳門媒體在報導評論澳門事務時，往往傾向於反對派，也對澳門特區的協商政治產生了衝擊效應。
因此，隨著馬萬祺的逝世，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這個「新時代的開始」的影響所及，可能還將包括過去對「何馬崔」家族後人的政治安排。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新中國建立後，「何馬崔」家族協助中共，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央出於報恩，也對其後人的政治安排，予以特殊的照顧，如對特首選舉候選人的祝福。這個模式，或許會以馬萬祺先生逝世為標誌，拐彎「斷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