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台灣的平面媒體對澳門特區發生的反「離補」遊行、「包圍」立法會和特首崔世安宣佈撤案，連篇屢牘地進行報導。昨日，立場偏「獨」的《自由時報》還在第一、二版以合共一個整版的篇幅，大字標題地大談《澳門版太陽花 下個目標：特首普選》。反「獨」的《聯合報》也撥出半個版面予以報導，並慨嘆《澳門怎麼了?看到港臺示威了》。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偏「獨」的《自由時報》，還是反「獨」的《聯合報》，都著重談到了兩個問題，其一是澳門的反「離補」運動與台灣的「太陽花學運」的關聯因素；其二是澳門反「離補」運動組織者的「台灣背景」。實際上，《自由時報》除 了是打了《澳門版太陽花》的大字標題之外，還描述說，「這次『澳門良心』發起的撤回離補法案示威，也被外界比擬為『澳門版太陽花學運』，兩者均以年輕人為 主體，透過『臉書』等社交網站串聯，其中一位活動重要發起人，畢業於台大政治系的蘇嘉豪，因為與台灣太陽花學運成員背景雷同，更是備受關注。一九九一年出 生的蘇嘉豪，去年也成功考取台大政治研究所，因為代表澳門民主派『新澳門學社』角逐第五屆澳門立法會議員選舉，延後報到一年。這次澳門民間發起的活動，將 與台灣太陽花學運一樣，成為澳門公民社會發展的里程碑，對日後澳門當局施政與政治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另外，《自由時報》還報導，在台灣就讀的澳門學生，有不少人曾參加台灣的「太陽花學運」。

而《聯合報》更是以《關鍵人物;他叫蘇嘉豪！在台大接觸社運》為 題，介紹了蘇嘉豪的情況：「號召澳門民眾上街、要求撤回高官離職保障法案行動背後，有位重要主導者名叫蘇嘉豪，他今年廿三歲，去年自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 而蘇嘉豪在自述為何涉足澳門社會與政治議題時不諱言『受台灣社會運動影響』。澳門網路平臺『論盡媒體』今年五月號的『人物專訪』，蘇嘉豪透露，高中畢業後 赴台灣大學政治系讀書，印象最深刻的社會運動，是二零一一年的台大『紹興社區拆屋事件』，『我記得台大校慶當日，會場外有數以千計學生及社區居民一起遊 行，要求時任台大校長李嗣涔和學生居民對話。』蘇嘉豪指出，對這次行動有很深刻體會。去年蘇嘉豪曾針對澳門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發起『六三零』倒陳行 動，後因『散步』至陳的官邸而遭逮捕；他事後反思認為，政府無能加深市民與警方間的對立，『當日是聲討無能的官員，警察都是人民一分子，大家都應該站在同 一陣線。』」

而台灣地區的其他平面媒體和電子媒體，這幾天也有類似的報導。

這些報導，進一步證實了筆者曾在本欄的報導，及在特區政府一個主體為人才培養的內部座談會 上的發言，都指出在回歸前的「公務員本地化計劃」，或是回歸後的公務員培訓中，都較為重視法律和公共行政領域的專業知識，而忽略了政治學的專業知識。但反 對派可沒有忽略對政治學專業知識的自我培訓，先後有多人考取了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的碩士生資格。而台大政治所的學術水平是數一數二的，培養出不少藍綠各陣 營的政治精英，舉目藍綠兩陣營的領袖或政務官、民意代表，出身於台大政治所的佔了較大的比例。由於台灣的特殊政治生態環境，台大政治所的不少學生，以政治 選舉為研究項目；而本身就有政治色彩，甚至就曾經出任過藍綠兩陣營政務官的教授，也刻意地指導他們到藍綠政黨的選舉活動進行田野調查。而到目前為止，尚無 政治立場偏向於建制派的學子在台大政治所就讀。而在未來一段時間後，「新澳門學社」實現新老交替，曾受台大政治所深造者可能會成為該學社的主導者，澳門立 法會選舉及立法會內活動，就將會出現「台灣化」甚至是「民進黨化」的現象。對此，建制派有必要未雨綢繆，挑選己方有潛質的青年，保送他們到倫敦政經學院或 美國哈佛大學的政治學系深造，以為未來有可能出現的新現象作抗衡。但遺憾的是，筆者的這個預警，並未受到重視，可能是認為筆者「譁眾取寵」。但反「離補」 運動的發生，已經證明筆者所言非虛。

近日筆者在臺北還聽到一個情況，就是蔡英文的「小英青年軍」，每年都撥出一定的款項，招聘當地的在校大學生，以半工讀形式，約一萬五千多元新台幣的月薪（目前大學畢業生的進職薪金平均約是二萬三千元新台幣），分派他們到民進黨籍「立委」的助理辦公室，或各項社運活動的場合進行培訓。據說在台灣就讀的澳門學生也有人參與這些培訓活動。

即使是沒有參與「小英青年軍」的培訓活動，在台澳門學生也自發地參與了台灣地區的一些社運活動，如「太陽花學運」、「野草莓學運」、士林都市更生案、大埔農地徵收案，反媒體（旺旺中時）壟斷等。尤其是在政治、社工系所修讀的學生。實際上，「太陽花學運」的領袖和參與者，就大多是政治、社工系所的學生。

而相比照，雖然特區政府和建制派團體有響應國家領導人的號召，著重培養青年人，以求薪火相傳；但在形式上，大多是舉辦培訓班及到內地上課等為主。盡管這確有成效，提高了受訓者的理論水平，但卻缺乏實踐鍛煉。而且，所學的內容也未必與澳門特區的實際區情對口。另外，建制派學校的畢業生，也有若干是考上了內地大專院校與政治學相關的科系的，但其教材也未必適用於澳門特區。

實際上，澳門特區實行「一國兩制」，內地大學政治系所的教材，是專門針對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包括人大代表的選舉制度），未必適用於「一國兩制」下的澳門特區的實踐。而台灣地區的政治學教材，卻與澳門特區的實踐較為接近。比如，有關「國家」的定義，台灣地區大學的教材，是按照國際的主流學說，將之定義為由領土、人民、政府、主權等要素所組成；而筆者前些年曾翻閱過內地一家著名高等學府的政治學教科書，其對「國家」這個概念所下的定義，卻是引述列寧《國家與革命》的論述：「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暴力工具，軍隊、監獄是國家權力的主要強力工具。」不但是與國際主流學說完全脫軌，而且也根本不適用於澳門特區。

另外，台灣地區大專院校的政治學教材，收羅了世界各地的各種不同選舉制度，還有「公投」等內容；而這些，內地的政治學教科書只是輕輕帶過的。在兩種不同教科書下培養出來的政治學科人才，在遇到澳門的實際情況時，何者更能發揮作用？相信答案是淺而顯見的。

因此，特區政府和建制派團體的培養人才工作，必須注意克服這些「短板」。具體到政治學人才而言，有必要選送一些具有潛質的青年，到哈佛大學、倫敦政經學院等深造，甚至就到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就讀。

（發自臺北）